汤若望这个上奏，朝廷当然不会批准。他还不大懂得一人与君王的关系，皇帝是天下的主宰，是秉承天地意志来统治万民的，他也就是圣者，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行法乃至文化都要按照他个人的意志和利益运转。中国老百姓用了一句话概括，十分简练、明白：“皇帝是金口玉牙，说啥算啥。”看来汤若望对于中国的事情，还没有学到家，还欠火候。
汤若望脱下了神甫的服装换上了中国的朝服出现在紫禁城内，坐上了中国钦天监的轿子，由此开创了西洋人在中国掌管观象的要职之始。
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做了大臣，手握钦天监的大权，这在当时引起了满洲的轰动，很快又遍及国民。这如同平静的北海投进了一个巨石，立刻引起震荡、波涟，成为朝廷上下一时议论的话题。
这对神甫汤若望是福，还是祸呢？以后再描述。先看看史家萧一山先生的评论，他说：“亘顺治之世，清廷对汤若望等始终优待。无中国菲溥夷狄种族之见，且利用其法，以新天下耳目。”
看来顺治这个年轻的皇上很少保守，对中原文化、中外文化采取的策略是吸收其精华，营养自己的；还有摄政王、皇太后的开明、宽容。没有博大的胸怀，这位汤神甫的经历将是另外一种境况了，他可能被扣上一顶“间谍”帽子，顶幸运的是让他挟起行李卷来个土豆子搬家——滚蛋。
然而，汤若望是幸运的，连他的先驱利玛窦也不敢想的机遇让他碰上了。因为汤若望在崇祯年间就同徐光启等人合作编写《崇祯历书》。没等完成，崇祯从神武门跑出在北海煤山一棵小树上，结束了他的生命，同时也把276年的明朝统治画上句号。汤若望在继续未来的工作，他有大量的刻板、资料，他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很快将拟编的一百三十多卷的《西洋新法历书》加以压缩、简化，在顺治二年完成了一百卷的《西洋新法历书》。今天，我们仍能看到这本书，开头有汤若望写的奏文：
臣谨捐资剞劂，修补全书恭进御览。
汤若望的工作，是十分辛劳的，“西洋新法历书”的编撰、刻板、整理，再到他自己掏腰包付印，真让人感叹。
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理想，早在他之前便有圣方济·沙勿略（FyancisXaviey 1506年～1552年），他一生历经艰辛想到中国传播福音，可是那时的明朝实行海禁，严令外国人登岸入境。这个沙勿略抵达广州附近的一个小岛，再也不能前进一步了，北望神州，等了又等，望眼欲穿，贫病
交加，心力交瘁。他在弥留之际还虔诚地表达他的衷情，他“信赖天主护佑，要向前去，我深信耶稣基督的圣名将来有一日必能进入中国。我高兴去给不怕牺牲生命的人开路。”
接他步履的是利玛窦。他在中国传教获得了成功。他在来华之前，西方人的普遍看法是，要晋见中国皇上、大臣需要厚重的礼品，据说荷兰的传教者他们所带的礼品要900人搬运。利玛窦在中国的生活、传教中，渐渐悟出的是，西方的珍奇礼物固属令中国官员惊叹、好奇、喜欢，但这绝非是同中国官员、中国人建立持久友谊的手段，因为“这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之邦，无论是经济还是人文方面都已处于高度的发展阶段。艺术和科学有幸受到推崇，只有饱学之士才能晋升为国家的官员。”
他的这个认识为他在中国立足并与中国人结下深厚友谊，也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他在重病时，对他身边的人教诲说：“我给你们打开了一扇大门，从这座门进去，可以建立许多大功劳，当然你们要煞费苦心，也有很多的危险。”
汤若望正是这样带着他的渊博常识大步走入紫禁城的。
有人这样比喻，汤若望对于清世祖福临，他们之间的关系，友谊之情犹如“魏征之于唐太宗”。
顺治曾对大臣发过这样的感慨，说：“你们只会对我遵从、尊崇、恭敬，说我鸿鹄之大志，天子之伟大，让我听得顺耳、舒服，而汤若望的奏章可不是这样，他说的是真话，表达的是真情，我在阅读时都被感动得流泪了。”
皇上为什么喜欢上了这个碧眼、金发、长须的“洋大学问”呢？
事情的开头也许与皇上的母亲博尔济吉特氏有关，她曾为了她的侄女、皇上未来的后妃求过医药，这位来自科尔沁大草原的蒙古姑娘不知得了什么病，太医都给看过了就是无效，汤若望不但赠了药品，同时还赠送一圣牌，要患者挂在脖子上，说也奇怪，病人一下就好了。
“这要感谢汤监正！”
汤若望乘着四人抬的呢子大轿进入朝廷；有时皇上赐给马车，他们之间如同亲眷、老朋友亲密地往来。
神甫魏特作了这样的记录：
在1656年至1657年间：“皇帝竟有十四次临访汤若望于馆舍中，作较长之晤谈。
《清史编年》记载更为详细：
顺治十四年正月三十日癸酉（1657年3月14日），顺治帝访钦天监监正、天主教士汤若望于其家中……顺治帝为庆生日（正月三十日），宴请王公大臣于汤若望馆舍。
顺治亲政后，对汤若望更加恩崇，他连续获得了三个头衔：通议大夫、太仆卿和太常寺卿，从而成为清朝三品大臣。
顺治十年三月初二戊辰（1653年3月30日），皇上谕旨授予太常寺卿，管钦天事物的汤若望以“通玄教师”的称号，加俸一倍。
这还不算，这位九五之尊的天子不论在朝臣面前，还是在汤若望的寓所，都诚挚称他为：“玛法。”
“玛法”是什么意思？“玛法”是满语mata的汉字译音。直接的意思一是人伦上的“父亲的上一辈人之谓祖”，口语为“爷爷”。但是，玛法在满语中还可以有这样的几层意思：老翁、老爷子、尊父、师尊、长老等等，顺治皇上称他为玛法，好多汉官、汉人背后议论，心里很不舒服，认为是丢脸的事。其时这都是后人的一种简单的想像，或是没有弄懂满语的原意，顺治皇上称年龄大的大臣为“玛法”，在这里应该是“老”，老先生、老翁、某老……这样的意思，历朝年轻的皇帝对于老臣都有这样表示敬意和亲切之情的称谓。
也许有人会说，应该肯定中国的顺治皇帝是管洋人汤若望叫过爷爷，佐证是：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在向他求药时，说过称他为“义父”。作为小说这样写有趣，作为史实恐怕还要研究，因为代表皇太后向汤若望求药的，是她身边一个蒙古宫女，她的汉语水平怎样，发音正确与否这也要考究，她会不会把“神甫”、“神父”，说成为“义父”？汤若望会不会把“神甫”、“神父”听成了“义父”？这些是史学家的课题。
汤若望与皇帝之间、与博尔济吉特氏之间的亲密关系还表现在朝廷在重大事情听取他的意见。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四顺治皇帝病危，择嗣继续满洲政权的统治就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由谁来作接班人呢？博尔济吉特氏和上三旗的大臣们举棋不定。正在这时，博尔济吉特氏皇太后招来了他们的朋友“汤大学问”，想听听这位洋大臣有何高见。
汤若望对这个问题思索过，他全面、详细地分析了皇室的情况，提出玄烨继位。最能说服人的理由是：“因为这位年龄较幼的皇子在髫龄时已经出过天花，不会再受这种病症的伤害，而那位年龄较长的皇太子（皇二子福全）尚未曾出过天花，时时都得小心着这种恐怖的病症。”
汤若望的这个建议顺治皇帝非常赞同，皇太后也表示这是最好的选择，一个困惑王朝的头等大事，汤若望这样几句话就把问题给解决了。
中国有句俚语，爬得高，跌得重。青云直上的汤若望，做梦也不曾想到，一下从高峰上摔了下来。
一天，正在喝茶的太皇太后，无意地问：“最近听到有什么新奇的事没有？”她问身边的苏麻喇姑。
苏麻喇姑直率地说：“有一件事，奴婢不知该不该讲？”
“你就说吧。”
“汤老被刑部关进了大牢。”
“有这样的事，他犯了什么罪？这是什么人干的？”
“一个叫杨光先的人控告的。”
1644年（康熙三年），钦天监正汤若望埋头在他的公事房处理公务的时候，突然闯进几十个人，他们是督捕衙门的章京，二话不说将汤若望带走关到刑部等候刑审。
汤若望的“历狱”之灾，可以这样说，自从他进得宫来、登上观象台，作了中国钦天监正、发表了《西洋新法历书》，又与皇上、皇太后结下亲密友谊，否定了一些伪科学，就已经埋下了遭难的根苗了。他的对手经过几年的上蹿下跳，造谣惑众，欺君瞒主，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一定要把洋人告上刑部，这个人就是杨光先。
这个杨光先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杨光先是安徽歙县人，在明时为新安所千户，当兵的出身。假如世界上也有“告状”、“诬陷”专家这种职称时，杨先生首当入围。他在崇祯十年（1673年）上书劾大学士温体仁、给事中陈启新，朝廷不买他的账，不但没把要整的人整倒，他自己反而因此被调戍江西，真是捉鸡不成反蚀把米。明末经人推荐，他这个武门出身的人已经被皇上准封为“大将军”，恰在这时，明朝灭亡了。杨光先作为驻军的头目，无所事事，他回歙县，那里也没他什么事好干，他又来到了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