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议会秘密行事，每晚都要焚烧无用的文件。他们的计划贯彻了全国安全决议备忘录2的精神：将独立机构的权力集中到白宫。根据固定法条款，由两党执政的理事会全将被听命于总统的主席所取代。新设的管理预算办公室和内政委员会的权责也不明确，这是有意的，尼克松打算将自己最聪明的心腹安插进去，以夺取内阁部门的权力，通过联邦财政权力对执拗的立法者实施政治报复。其人员安排将不受参议员的建议和许可影响，而只受到右翼分子汤姆·查利斯·休斯顿的审查，他是尼克松最喜欢的“治安犬”。
尼克松悄悄地将这一计划呈递给国会，故意将其影响模糊化。国会60天都未采取行动，于是总统单方面宣布计划生效。接着，他发布行政命令，创设了一个环保局——看得越仔细你就会发现它越不高尚：其5650名员工全部来自现有机构，14亿美元的预算也是从现行计划中抽取的，唯一的区别在于之前分散的权力中心现在都受白宫的直接控制了。
尼克松的兜售很成功。《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赞赏它加大了政府透明度，使得“政策的制定清晰可见。”
FBI、CIA及国家安全局一直在监视和骚扰反战活动分子，但汤姆·休斯顿仍不满意。他在为总统、CIA及国防情报局头目的会面准备材料，认为：“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新的严峻危机——可我们知之甚少。数百甚至上千美国人——大多在30岁以下——决意摧毁我们的社会。”总统让情报局局长准备一份更具攻击力的计划以将他们囊括在内，并向29岁的休斯顿汇报。
休斯顿写了一份43页的报告，认为计划应包括：拆阅信件、直接窃听电话、对学生运动进行渗透、消除国税局内对白宫的不忠者。他还建议采取“黑包”行为——直接闯入民宅和办公室：他这是在纵容“明目张胆地犯法”，“一旦被揭露就会陷入窘境”，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假如我们走到了确实需要强硬行事的那一步，你会希望考虑我几个目前提出来的建议，那就是我们去布鲁金斯找他们存放在那里的机密材料。有几种方法可以采用，当然这些都存在风险，但是政府撒手不管，放任这些势力与日俱增，也同样有风险。”“布鲁金斯”指的是布鲁金斯学会，它是全国最有名的智囊团，前肯尼迪政府中的很多官员都来自于此。
总统觉得这份文件很棒。于是霍尔德曼指定休斯顿准备一份正式的决议备忘录，并根据它对情报机构的头目授权。但尼克松想作点儿修改：去掉争取各机构同意的繁琐程序。
另一项异乎寻常的职责也被置于总统直接监管之下：国会的募捐活动，以保证萨克斯比和查尔斯·古德尔这些叛徒触不到共和党的钱。1970年6月，尼克松的私人律师赫伯·卡姆巴克送来一份名单，这是尼克松的“天使”——他竞选的主要捐助人，包括：艾尔默·博斯特和克莱门特·史东这些老支持者；理查德·麦隆·斯凯夫和威廉·凯西等新面孔；以及托马斯·帕帕斯，他是希腊裔美国商人，据说1968年尼克松竞选时，他曾从希腊的军事独裁政府的情报机构中传送了549000美元的捐款。政治募款人杰克·格里森在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手下工作，准备在乔治城内一间市镇住宅的地下室创建一间秘密办公室。共和党候选人依照指示，任命一位有名无实的财政首脑，并为一打的“委员会”捏造了名号。有钱人开始接到电话：“总统对某某活动很感兴趣，他们现在需要多少数量的钱。”有人让他们在支票上签字，将钱转给其中一个“委员会”，或寄到哥伦比亚特区，“由杰克·格里森转交”。白宫认为这样做是合法的，因为揭露筹款内幕的条件在特区内明显不适用。
一名执行特色政治事务的小组成立，直到7月底整个小组都很忙碌。23日，尼克松会见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约翰·斯韦林根，同他谈论肯尼迪在布鲁金斯的“流亡政府”，接着任命查克·科尔森将那些制衡传统弹药厂所筹措的资金慢慢转到现有的美国企业研究所，或一个新的“沉默的大多数组织”或“美国信息研究所”。次日尼克松因抗议者的事向霍尔德曼大发脾气：“找出他们的幕后主使。再抗议就将他们抓起来。”（“找群打手开始抓捕”，霍尔德曼在备忘录上这样写）。第二天，尼克松又猛批切特·亨特利“对示威活动所采取的措施太消极”。他对白宫高参说：“由于他对其他所有评论员造成的影响，有必要毁掉他。”
尽管尼克松将沉默的大多数描述得简单正直，可他并不是这样行事，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代表着他们，甚至是应他们请求而行事。他的偏执和担心同他们一样。美国中产阶级里有种邪恶之气正浮出水面。
简·方达在克利夫兰市的监狱就曾看到这股邪恶之气。“你怎么被关进来的？”有人问她。她说：“你可以称我为政治犯。”（她的演讲被FBI认定违反了1817年间谍法，后因“攻击官员”为由被逮捕入狱。）
“哦，那他们是该将你丢到这儿来。我们可不希望共党分子到处乱窜。”
她反问他为何也在这，那人回答：“杀了人。”
这让人想起一部新电影《乔》，彼得·伯耶尔在里面饰演来自皇后区的模具制造工乔。在东村酒吧，他同一商人交谈起来：“42%的民主人士都是同性恋，这是事实。”他说他想杀死他们中的一个——现实与之相似，商人低声说：“我刚杀了一个。”他说自己十多岁的女儿不见了，他就杀死了她的男友。
乔很喜欢这位商人，他们一起将商人的女儿找了出来。当他们偶然发现一个嬉皮士公社时，其愤怒变成了贪婪，他们接受了其中两个嬉皮士的馈赠。于是他们也开始了放肆的杀人行为，而其中一个背部遭袭的被害者正是这位商人自己的女儿。
制片人的观点与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追求孤单：转折期的美国文化》一书的想法一致。这本书由激进社会学家菲利普·斯莱特所写，它认为人们仇视害怕嬉皮士的原因是人们从心底里觉得嬉皮士是对的，他们妒忌嬉皮士的自由：“我们害怕大声讲出内心对社会体制的怀疑。”《乔》将斯莱特的观点用电影的形式呈现出来，试图惊醒观众，使他们认识到憎恨你所渴求的事物，其终点将是死亡。
但影迷们却未领会这层寓意。
新的愤怒瓦解了旧有规则。1970春末夏初，“妇女解放运动”爆发，油印简报遍地宣传，还成了百姓的饭后谈资。女议员裴西·敏克称哈洛德·卡斯威尔的提名是“对美国女性的侮辱”，因为他支持解雇带有学龄前孩子的妇女。五千人到纽约示威，要求制定开明的堕胎法。200名女权主义者强占《仕女家庭杂志》的办公室，直到主编们答应让她们在八月的那期上加入8页内容（包括“妇女解放与你：人所共知的女权运动”以及“同心协力，要求带薪产假、健康保险、改善工作条件和免费的全天托儿中心”）。为纪念8月31日“妇女争取平权修正案罢工日”，《时代周刊》将领袖人物凯特·米利特放在了封面，这一特写报道使更多美国人知道了“男性沙文主义”的说法。
对很多人而言，女权运动的爆发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不想成为受虐者，我就得成为女权运动者，”萨利·肯普顿在7月的《君子》中写到。平权修正案自1947年以来就被众院司法委员会压着不作处理，它是两党竞选总统的政纲。但在诸多美国中产阶级看来，这是可想象到的最恐怖的发展——一旦通过就会瓦解文明。
《时代周刊》一篇社论对凯特·米利特的报道作出回应，称：“妇女解放——呸！她们只会将我们带入奥威尔笔下的1984年：女人同男人平起平坐，生活缺乏新意，孩子远离父母，由国家在托儿所带大。”另一篇报道：“谁来管理这些全天候的托儿中心呢，机器人？男人？”西弗吉利亚共和党妇女委员会对全国共和党妇女联盟呼吁闲置平权法案的做法很生气；妇女追求平等权力似乎是“共产党的阴谋”。
同在八月，黑人激进分子——索尔达监狱囚犯盟友——袭击了审判黑豹党人乔治·杰克逊的法庭，据称杰克逊将索尔达监狱的一名看守扔到了三层围栏外。他的盟友包围了法庭，用钢琴弦捆住了法官和另外3名人质，杀了3人，然后他们自己在一阵枪火中死掉了。安吉拉·戴维斯，最近被里根解雇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哲学教授，被揭发为帮凶，接着人间蒸发，成了《新闻周刊》的封面人物，还上了FBI十大通缉名单。费城警方袭击黑豹党总部并当街对拘留者进行光身搜查。警察局长弗兰克·里佐正考虑参加1971年市长竞选，他认为应把他们都绞死。“我是指在法律范围内的。”他补充说。
在这点上，里佐倒和尼克松很像。8月丹佛市召开了法律执行援助部门会议，同记者在会上交谈时，总统说：“我看过的电影不多，但周末回到西白宫或弗罗里达我会多看几部。”（他在撒谎；在白宫和戴维营的放映室他一个月要看十部），他还看了最新西部片《白谷太阳》。谈到约翰·韦恩为何一直大受欢迎时他说：“西部片里的好人往往会成功，但坏人刚好相反。”他详述了“年轻人中正形成的各种观念……倾向于颂扬参与犯罪活动的人，视他们为英雄……例如，我在洛杉矶时每天都在报上看到查尔斯·曼森的头版报道，晚间新闻都还要播报十几分钟。他应直接或间接地为8条人命负责”。
开明的评论员指出：美国总统这是预先判定一名刑事被告的罪责。但事实上，选民不打算因为尼克松痛斥查尔斯·曼森而难为他。
学校开始上课。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同时劫持了四架飞机，但这些清理一空的喷气式飞机在约旦中部爆炸，事情陷入僵局。《时代周刊》报道了《伯克利论坛报》的社论：“也许不久后，载着各国政要的飞机会在美国被劫，飞往未知之地。”激进分子炸毁了曼迪逊大学的一幢建筑，整个物理系被毁，数小时后，他们模仿“气象员”的标准轰炸步骤，提出警告，然而这滞后的警告并未让研究者罗伯特·法斯纳特幸免于难。
据哈里斯报道，76%的大学生支持改变体制，50%的高中生对体制不满。《纽约时报》披露，有五百至一千份地下报纸是在各大高校发行的。田纳西大学校长向一名记者保证，不会再中断即将来临的学年：“教师们若向我抱怨，我就威胁他们。当然，我不会公开威胁，只会含蓄表达，比如提到我在今年罢课三天期间所收到的所有信件……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们已安排了来年的学术日程，我们会按它行事。”
9月1日，参议员麦戈文就他提出的结束越战修正案引发的辩论发表总结词。持反对意见的参议员提到解决不幸、维护国家尊严、坚持到底以及保持荣耀和勇气的必要性。麦戈文反驳道：
“将五万年轻人提前送入坟墓，在座的每一位参议员都负有责任。这间会议室散发着血腥味。”
参议员们挪开目光，低头盯着桌子，脸色紧张、怒不可遏，全然没了往日的端庄。
“这里的每位参议员都应对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贝蒂斯海军医院以及遍地的尸骨负责任——那些年轻人没了腿，没了手，没了生殖器，没了尊严，也没了希望……
“不要再谈开小差、国家荣誉或勇气。
“不管是参众议员，还是总统，裹着国旗说我们应坚守越南根本不需要任何勇气，因为战场上流的不是我们的血。但是我们应对这些年轻人的生命和希望负责。”
会议主持敲着小木槌说：“这位议员的时间已经到了……”
不少共和党人从座位上站起来：“保持秩序！保持秩序！”
曾任历史教授的麦戈文顶着嘈杂声继续说到：“在投票前，让我们想想伟大议员艾德蒙德·伯克曾发出的警告：‘谨慎之人应对血腥之事持谨慎态度。’”
尼克松没有坐以待毙。在同参议员私下开会时，他警告说如果国会投票反对向越南拨款，那么它要对美军随后所有的伤亡“承担责任”；如果它让总统不能施展拳脚，那么就要对美国的可耻失败负责。结果总统胜出，麦戈文以39∶55票失败。
不久后，以宾州前州长威廉·沃伦·斯克兰顿为主席的总统考察团对肯特惨案进行调查，宣称警卫队的射杀“没必要且没理由”。但俄亥俄州的大陪审团早已公布了25条诉状，大部分是针对学生的。没一条针对警卫队。他们代表沉默的大多数发言：“这些年轻的激进分子需要一顿痛打，我愿第一个揍扁这些杂种。”愤怒的大多数在写给考察团的信件中就是这么讲的。
正是这一情绪让尼克松有机可乘。1970年11月3日的选举日就快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