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间的每一天里，马丁·路德·金都面临着暴力致死的威胁。孟菲斯市在五十多天无人收拾的垃圾中腐烂变质，而他要乘坐前往的班机不得不接受整夜防卫时，这种死亡威胁已变得相当严峻了。即使如此，飞机还要再延迟一小时，再检查一遍行李舱。恨不得他死的人太多，人们都开始习以为常了。但同时，正是同一个人被无数人狂热地爱着，狂热到足以为他牺牲的程度。这一点足以证明美国的分裂程度。
金常常提到自己的死亡，1968年的脚步渐渐推移，他提及的次数也越来越多。4月3日，他直接明了地说起了这件事。那夜正是风雨之夜，孟菲斯的共济会庙堂聚集了2000名群众，热切地等待着他的讲话，等待他激起他们胸中的热血，投入五天后的“救赎”游行中。黑人明星抵达孟菲斯时通常在洛林汽车旅馆下榻，他在那里犹豫了一会，吩咐副手拉尔夫·阿伯内亚替他讲话。但当阿伯内亚站到大厅里时，失望透顶的人潮令他无法忍受。那些卑微的垃圾工冒着生命危险以求公正。事实上，他们在狂风暴雨中赶到共济会庙堂，已经是拿生命冒险了。阿伯内亚打给金博士，恳求他不要让人们失望。金在可怕的黑夜中赶了过去，告诉入神聆听的观众，1958年他曾险些被捅死，刚乘坐的亚特兰大—孟菲斯班机遭遇延误，飞行员对全体乘客宣布，推迟起飞的原因是炸弹恐吓，针对的正是机上最有名的乘客——金。
“接着我到了孟菲斯，”他说，“有些人开始说起恐吓，确实，现在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还将面临艰难岁月，但我不在乎。
“因为我已到过巅峰。”他这么说着，空穴般大厅里的两千名同胞欢呼起来。他的副手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他此前的演讲还没达到他的标准。
房间里，人群再度激动起来，热情高涨，如同小型飓风。这位伟
大的传道者正带领人们走向超验境界。
金绊了一跤，精疲力竭，倒在了阿伯内亚怀中。这场运动给之前无路可走的境地打开了一条新路。人们去游行，去胜利。人群转移到了洛林汽车旅馆，为次日的计划、谈判、劝诫、组织和互相造访工作做准备。美国特色在这点上相当怪异：孟菲斯市接待来访黑人最著名的旅馆只是个下等的汽车旅馆，这是种族隔离的后果。
对街消防站隔壁的一家破落旅馆中，一个居无定所、毫厘必争的廉价罪犯詹姆斯·厄尔将06式点30口径的雷明顿枪管伸出了浴室窗口。金从房间出去吃饭，与同伴、追随者和仰慕者一起聊着天，结识了今晚将为他们演奏的一个乐队成员。枪声响起了。
在预言自己的死亡上，他再次成了先知。三个半小时后，总统在直播节目中宣读了一份声明。“违法与分裂在美国人民中继续下去的话，我们无法达成目标。只有团结起来，共同奋斗，我们才能向平等与成功前进。”在华盛顿十四街和U街贫民区的一个药店里，人们如惯常一样听着他的广播。
“白佬！”一个人吼道。
“他本身就是谋杀犯。”另一个人说。
“金博士抵得过一千个底特律。”第三个人说。
有人从窗口扔了个垃圾桶，引发了一场暴乱，其中十人死亡，包括一名被拖出汽车的白人男子。其发生地离白宫不足两个街区，白宫草坪成了荷枪实弹的防暴营地。暴动在城市间接连爆发，令各位准备消夏的大人物措手不及。在纽约，约翰·林赛要赶去百老汇看戏。他急匆匆赶去哈莱姆，坚持在街上步行。副手畏畏缩缩地跟在他身边。人群开始推挤，市长被曼哈顿的黑人行政区长用一辆豪华轿车救了出来。按正常情况推算，接下来又是一场混乱。之后，林赛坚称“未发生严重混乱”，并提前命令环卫工到受影响地区进行清扫，让全国新闻界取信了他的说法。
越南军事基地也爆发了冲突，许多黑人士兵拒绝报到。康奈尔大学校园里，黑人学生互相转告：“我们再不能交白人朋友了。”即便在如此偏远郊外的大学城里，也有纵火事件发生。
一些城市中，领袖人物维持着和平：在波士顿是灵魂歌手詹姆斯·布朗，在密尔沃基则是激进派神父格罗皮，他领导着城市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权游行运动。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肯尼迪起了作用。他正准备5月7日印第安纳的关键初选，情绪紧张而激昂。他和副手确定听众还不知道金遇刺的消息，便亲口说了出来，并迎合了复仇欲：“我只能说我的内心也感到了同样的情绪……被杀的等于是我的家人。”
印城没有暴动。政客肯尼迪和他的魔力传奇愈传愈广了。
约翰逊总统宣布4月9日为国家哀悼日。200000人前往亚特兰大市中心参加金的葬礼。马多克斯州长称金为“国家公敌”，自己躲在办公室，派了160名全副武装的防暴州警保护自己，叫嚣着要把国会的半旗升上去。
保守派称金既有公民不服从的信条，也是死有应得。
温和派发觉自己变成了新的保守派。在马里兰，谦卑的斯皮罗·阿格钮从洛克菲勒的羞辱中振作起来，召集了100名黑人市民领袖到安纳波利斯政府大楼。他在电视摄像机前向他们详细讲说着准备行动的州警和身穿连身衣、手持马鞭随时待命的国民警卫军指挥官。他说，对于他面前的部长和城市联盟官员们和“巡回审判、访问河内的领袖”及“尖声乱叫、煽动暴乱、烧掉美国的领袖”，他将不加以区别。
很多人气冲冲地走了出去。阿格钮对留下的人总结说：“黑人在这个国家毫无机遇的说法，被在座诸位的立场改写了。”他开始数电报。1250支持，11人反对。
《芝加哥论坛报》葬礼当日清晨的社论中，拒绝承认种族对抗的存在：“谋杀金博士是个人罪行和罪恶，是行为实施者和策划者之间的协议”，“其余的人”则“与此特殊案件无关”。
“确实，国家和人民需要一天时间来哀悼。”论坛报承认这一点。美国应该哀悼，但不是为了金，而是因为“道德观正处于自罗马衰落以来的最低水平”。
“数不胜数的大学中，宿舍大门向着不加监管的男女敞开着……衣着下流，色情书刊淹没了报亭和书店。校园的‘自由言论’运动动辄就爆粗口……我们被埋在嬉皮士、毒品和迷幻剂里。我们不需要这些：我们丧失了标准，在麻醉自己。
“如果你是黑人，那么继续争论吧。你是对的，你必须在希望中放纵自己。哦，当然，打破窗户，带着彩色电视、酒瓶、啤酒、礼服、大衣、鞋子逃走吧。我们不会向你开枪的，不然就成了‘警察暴行’了”……
“如果你是白人，你就是错的。内疚吧，即使你或你认识的所有人都不是奴隶主，你也得担起你祖先的强烈内疚。把城市的人行道都让给南方来的移民吧。你要尊重他们的任何愿望，因为‘自由派’说黑人没接受教育，没培养责任心，没接受培训所以找不到工作，得过且过，靠你的税过活，这些都怪你。”
《芝加哥论坛报》坚持，人们哀悼的只是金博士的胜利。
金博士在这座城市投入了大量心血，换来的却是最恶劣的暴动。戴利市长如同封建领主般治理着芝加哥，当天刚好是他市长大选的13周年纪念日。他曾在1966年夏承诺，要“在1967年12月31日前消灭贫民窟”，堵住金的嘴。贫民窟依旧挺立，但现在它好像心意已决，要自我毁灭了。
下午4点刚过，芝加哥暴动开始了。哀悼者在加菲尔公园聚集，人流溢满了曼迪森大街的各个主要商业街区，开始纵火、砸窗户、抢劫，市中心都可以看到曼迪森大街的滚滚火焰。四点二十，戴利出现在电视上：“今夜，站起来，保护这座城市……我们要让美国和全世界看看，芝加哥的公民是用什么做的……自由城市的暴力会导致无政府状态……为这座心存感激的城市骄傲吧，它给了所有人机会。”
戴利企图平息“暴力向全城散播”的流言。白人堵在湖滨大道的车道出口处。五千警察12小时轮岗，每车3人，这更为暴力蔓延的流言加了一把火。小部分警察在西部维持秩序。国民警卫队午夜之前无法集合。平均144秒就有一场火事，他们要保护两千消防员四处灭火。一千环卫工人试图清理破瓦残砾时，受到了石块和嘲讽的待遇。警察接到指令，要使用“最小程度的武力”。
芝加哥警方也怒气不小。他们已经愤怒很多年了。一项调查中，2/3的芝加哥警察把自己叫作种族主义者。警察最恨的是不让他们痛扁那些宣扬“公民权利”的找茬人。1966年暴动间，一万名12小时连续巡逻的警官感觉自己逮捕不了任何人。单七月就有64人辞职，包括37名即将拿养老金退休的警官。
威尔逊警长于1967年辞职。继任者维持了他的政策，首先实施的举措之一就是取缔三K党一支基层组织，它有自己的枪支和手榴弹军械厂。2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民主党全国大会，特殊训练会议开始了。会议对媒体公开，警察学习如何以武力最小化的“紧绳夹”和自由派认可的方式来对付嬉皮士的讥笑：“除非警官遭受物理袭击，他可以选择避免人身攻击，或者不失强硬地使用劝服手段。”
一个警察轻蔑地悄声告诉记者：“开打的话，别指望能持续多久。我们第一轮就得赢，没机会重来。”
洛杉矶继任警长威廉·帕克把警察叫作“美国最受制约、压迫和干扰的小众”。犯罪率涨幅是人口增长率的五倍。但要提高警力控制犯罪，就落得个“警察暴行”的说法。“我们工作做得越好，就越受诟病。”国际警察首长协会执行官奎因·塔姆写道。警察相信自己对贫民窟做的好事比民权煽动者多得不知多少。芝加哥2/3的警察认为当地报纸吹毛求疵。警察感觉自己像替罪羊，打击犯罪也被骂，无所作为也被骂。塔姆抱怨道，他们“实际上被社会所有群体孤立”。
现在他们在芝加哥冒着大险深入战区，其中一万人是在深夜执勤，还被告知只能在万不得已时开火，只能逮捕最“恶劣”的违法者。
可是每个人看起来都像恶劣违法者。
他们努力为救护车和消防车开路时，更多暴动者从集会中涌了过来。“逮捕不起作用，因为他们不在乎。”一个警察说，“我有经验，他们会从法院一直把我打到街上。”大屠杀后，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在广播中说：“白人已向黑人宣战……回家拿起枪吧。”芝加哥西部的贫民区一片残垣，截至市长凌晨2点30视察废墟时，已有九人死亡。
总统接受了州长肯纳“芝加哥暴动”的说法，并派去了正规军队。论坛报先发制人地把责任推到了市长戴利眼皮底下的大屠杀上：他“做出了让步……城市不仅在危机开始时疏于反应，而且应对速度也不够快……暴徒利用了席卷全国的感伤和负疚情绪……我们希望戴利市长不会和那种懦弱、犹豫、在早期暴动控制中笨手笨脚的市长同流合污”。论坛报的一个理论相当走俏：为格兰特公园建起的、密歇根大道旅馆对街的金博士纪念馆，“计划破坏民主党大会”的新左翼激进分子煽动下，很可能成为第二场市中心暴动的地点。
这个消息让戴利的心跳停了几拍。他把一切都赌在全国大会上了。
芝加哥历史上主办过56次大会中的23次，包括一次1952年的两党大会。但自1955年戴利当选以来，只主办过一次党内大型会议。这有点丢脸。
戴利向民主党会议地点委员会作了大力推销：芝加哥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会议之城”。芝加哥一场会议就能确保大选中伊利诺斯的26张选举团票。他甚至吹嘘“它时区正好，方便人们看电视”。他最强调的还是控制——包括加派五千名警察，以此“保证不会有人轻易占领街道、城市和会议”。“如果还需要七千或者两万——不管多少，只要需要，我就全力支持。”委员会发言人基恩补充说。
戴利也保证了政治控制。麦卡锡1月抵达芝加哥参加大会时，市长保证这个明尼苏达人碰不到演讲台，以此作为给总统的献礼。他也向私下总统承诺了对肯尼迪的控制。戴利也认为肯尼迪是个惹人嫌的鼻涕虫，这一态度成了民主党选择芝加哥的一大关键。戴利非常高兴。可现在，街头暴乱威胁到了他梦想的大会，不能冒险继续容忍下去了。
4月15日新闻发布会上，戴利说：“今晨我已与警长商谈，下达了如下指令。我认为这些指令是他五日晚未能执行的。
“我明确强调，应立即下达指令，枪杀纵火犯或任何手持燃烧弹的人，因为他们是潜在的谋杀犯，并将任何劫匪枪击致残。”
孩子怎么办？有人问。
“不会有人想向孩子开枪的。”戴利承认，“但可以持枪将其拘押。”
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要卷入这些事。“我认为任一警长都能下达指令，将视野中的纵火犯击毙或将劫匪致残，但今天早晨我发现事情不是如此，所以给了他具体的指令。”他补充说，“之前我一无所知，这听起来确实很像阴谋，连我都不大能理解。”
检察长克拉克说戴利的话是“危险的升级”。与戴利面谈时，他说：“这是谋杀。如果你没被库克郡起诉的话，我们就以侵害民权罪起诉你。”其他人则把他的话当作医嘱良方。他收到了50个州寄来的信件。对他的支持率是15比1。
警察谈论着嬉皮士八月的策划。纽约的小鬼阿比·霍夫曼写给乡村之音，说：“我们能迫使约翰逊在八月把82空降师和另外100000人派到芝加哥。”FBI告诉芝加哥警方的红色小组：“新左翼分子既想要公众的瞩目，就会不择手段去获取。他们想使法律丧失效力，也显示出了这种能力。”
人们不知道小鬼们还有一个热身计划——4月27日市政厅广场的“非暴力和平游行”。公园区宣布自己的政策：拒绝“非爱国团体和种族煽动者”使用广场。街区和公共设施处掌管着游行许可权，宣布不能允许游行，因为已经预定了于5月1日的忠诚日游行。公共建筑委员会说市政厅广场有一角在整修，因此禁止入内。
诉讼带来了妥协条件：可以在格兰特公园集会，在人行道游行，在市政厅广场绕行一周后解散。之后，两个抗议者低头绕开了建筑边的围绳。负责会议期间外勤指挥的詹姆斯·罗切福德警官命令游行解散。
他的话仿佛一个信号。
五百武装防暴警察向前突进，连续挥着警棍。一些警察摘下了徽章和姓名牌。游行人群想要解散，也已无路可走。一位经验丰富的抗议者告诉同志们，在衣服里填满报纸，脸上涂上凡士林以减弱催泪瓦斯的刺激性。但这对殴打不起作用。芝加哥警队撂下了规矩：对抗开始的话，别指望能持续多久。
尼克松纽约的新竞选中心位于曼迪森大道上的前美国圣经协会大楼里。他们就如何应对马丁·路德·金葬礼一事展开了争辩。加门特和萨菲尔说他得参加，米歇尔说这会让尼克松像个“拘于形势者”，给出了自己貌似正确的判断：“不能哗众取宠。”尼克松回忆起肯尼迪1960年支持了狱中的金，从而在竞选前夕获得险胜；他还记得他无休止地协商谈论，考虑要不要效忠于南方共和党的教皇斯特罗姆·瑟蒙德。最终他选择走中间路线。他去亚特兰大向家属致哀，却没有出现在葬礼游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