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专制统治，从不允许有任何“犯上作乱”的言论出现。他们动辄大兴文字之狱，加害敢于说话的文人。
近代报刊的蓬勃发展，对几百年来实行封建专制统治的清朝统治者来说，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已沦为列强在华统治工具的晚清政府视之为洪水猛兽，极尽控制、压制之能事。《苏报》案便是封建统治者镇压广大民众和进步文人的一个突出事件，它也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字狱实施于报界最早、最为典型的案件。
《苏报》的初创
在清末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一些革命党人和进步学者利用租界的特殊条件，创办革命报刊，在中国民众中间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正是由于报刊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竭力鼓吹，使得风气大开，革命思潮广泛传播。
1903年，民主革命先驱章太炎、邹容等人因在《苏报》上发表鼓吹反清、实现共和的文章而遭到清政府的逮捕，《苏报》也被查封，由此引发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苏报》案在上海租界审理了七次，这场罕见的审讯极为可笑，执掌亿万国民生死大权的清政府第一次作为被审判的对象（原告）出现在外国租界的法庭上，革命者章太炎、邹容为被告，外国人为裁判。清政府与革命志士各请洋律师，在法庭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列强的干预下，清政府最终也未能达到按照传统文字狱的酷刑将章太炎、邹容等人凌迟处死的目的，这使清政府在全盛时代动辄焚书坑儒的威严尽失。
这反映了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状，也是对腐败清王朝的绝妙讽刺。因为中国不够强大，所以职能任由帝国主义列强宰割。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以后，经济上的巨额赔款，使清政府在财政上陷于空前的困境，政治上也不得不沦为“洋人的朝廷”。为了摆脱危机四伏、社会矛盾日剧的局面，清政府实行“新政”。上海租界没有报禁，清朝对新式传媒的发行限制也较小，因此出版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当时全国新出版的杂志和书籍，几乎全都在上海编辑、印刷和发行。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汪康年在上海办《时务报》，一度执全国舆论之牛耳。接跟着，几乎所有的报纸、杂志和书籍，都表现出对全国政治的热烈关心。
《苏报》原来是一个普通的小报，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6月26日创刊于上海，由胡璋用他的日本籍妻子生驹悦的名字在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注册，生驹悦任馆主，打着日商的旗号出版发行。《苏报》自创刊至1899年期间，虽为胡璋个人经营的商业性报纸，但也受到日本外务省的控制，其内容大多刊载一些市井琐事和作奸犯科的社会新闻，文字水平低劣，还经常登一些黄色新闻，惹得当时的法租界会审公廨总在处理这些黄色消息而惹来的官司，弄得声名狼藉，销售困难。
1900年，一个叫陈范的湖南人买下了“内容无聊，经营不善”的《苏报》。陈范有过宦海经历，曾坐过江西铅山的知县，对官场的黑暗深有体会。他曾试图出污泥而不染，做一个清正廉洁的父母官，并有所作为，但却遭到地方恶势力的对抗，也为上司所嫉恨，于是在1895年被落职为民。陈范目睹了朝廷的专制、腐败，戊戌变法的失败，他希望能以文字宣传来挽救国家危堕的局面，于是就出钱购得了这份报纸。
陈范刚接手了《苏报》的时候，以妹夫、也是朋友的汪文溥为主笔，他自己和儿子陈仲彝编发新闻，兼写论说。他那个十八岁就创办《女学报》（被誉为《女苏报》）的女儿陈撷芬也帮忙编小品诗词之类的副刊，故而熟悉上海报界掌故的包天笑称《苏报》为“合家欢”。
陈范亲自执笔作文，发表过《商君传》、《铁血宰相俾斯麦传》、《泰西教育沿革小史》、《论法律与道德之关系》等，旁征博引，借古喻今，倡导改革。但是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方法对于《苏报》来说并没有太大的起色。
为了报纸能够生存下去，陈范开始致力于保皇立宪的宣传。谈政治虽然危险，但在当时却是时髦的，有市场。据研究表明，在19和20世纪之交，中国的通商口岸，讲政治是最受欢迎的，连小说不讲政治都没人看。虽然《苏报》最初谈政治完全是康（有为）党的口吻（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极力宣传君主立宪，反对革命，顽固坚持保皇立场。），但它毕竟开始成为一家具有政论性质的报纸。
当时在上海五家中文日报中，《苏报》资本、规模都是最小的，发行量也不大，但其坚持了维新、改革的立场。1901年12月，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清议报》第100期发表的长文中称它和《中外日报》、《同文沪报》“皆日报佼佼者，屹立于惊涛骇浪狂毒雾之中，难矣，诚可贵矣！”
由保皇报到革命报
《苏报》创立之初以汪文溥为主笔，一度致力于保皇立宪的宣传。然而，在拒俄运动的刺激下，学潮蓬勃发展，于是陈范对汪文溥说：“中国在势当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君盖偕我以文字饷国人，俾无再如迷途。”从此，《苏报》的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转而靠近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
拒俄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在1900年，随着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廷被迫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同时清廷还和沙俄还签订了一个秘密的条约，这个条约规定允许沙俄在一定的年限内可以享有东三省的权益。但是按照这个条约，从1902年4月开始，侵占中国东北的俄军应该分期全部撤走。到1903年，沙俄不但违约不撤，反而增派军队，并向清政府提出7项无理要求，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特别是学生界的反抗。上海爱国学社召集各界爱国人士几百人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
张园是晚清的上海市民各界最大的公共活动场所。作为晚清上海的公共活动空间，张园最突出的一点，是它作为上海各界集会、演说的场所。1897年12月6日，中外妇女122人在安垲第讨论设立上海女学问题，上海道台蔡钧夫人等均到会。这是带有官方性质的集会，也是张园第一次百人以上的大型集会。1900年以后，集会、演说成为张园一大特色。
在“拒俄大会”上，许多人发表演讲，坚决拒绝沙俄的无理要求。北京、湖北、江西等地学生也纷纷集会抗议。虽然拒俄运动遭到清政府的镇压，但清政府最终也未敢接受沙俄的7项要求。
在晚清末年，中国的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兴办新式学堂和留学的风气也随之大盛。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的羁绊，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愿望，在上海表现得日益明显；随同这一新的经济和新的政治力量迅速成长起来的新式知识分子，也纷纷汇集到了上海。于是，新旧冲突，新兴力量反抗封建桎梏的斗争，都渐次以“学界风潮”的形式滋生踵接。拒俄运动恰恰成为了“学界风潮”的导火索，从而引发了全国性的学潮。
发生在南洋公学的“墨水瓶事件”，是最早的一次学潮。南洋公学是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创办的一所训练洋务人才的学校。该校经费充足，设备齐全，师资也较好，因此出路优越，颇负盛名。校内学生受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共和等思想的影响，但当时学堂的绝大部分权力被封建传统势力把持，严重束缚了学生。特别是五班的国文教师郭镇瀛，学识浅陋，思想守旧，欺压学生，为学生所不满。
到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当时担任总理（校长）的汪凤藻因压制学生的言论自由，禁止学生阅读新书和《新民丛报》等进步刊物，引起师生关系紧张。一天，中院五班国文教师郭镇瀛去上课，发现教室讲台上放了一个空墨水瓶，郭镇瀛认定学生有意侮辱他是腹中空空，认为这是严重侵犯了他的尊严，于是就建议校方开除肇事的学生。汪凤藻凭郭镇瀛的一面之词，以侮辱师长、不守校规的罪名，开除了伍正钧等3个有新思想的无辜学生。五班学生集体抗议，汪凤藻却宣布开除五班全体学生，这引起了全校学生的公愤，由此引起学生风潮，导致上百名学生退学。校方慌了手脚，急忙请学生们尊敬的教师蔡元培等出来调解。蔡元培劝学生姑且等待，自己去与学校协商，结果也未得到满意的答复。蔡元培出面调解无效，为了支持学生，也愤然辞职。总理（校长）汪凤藻迫于学潮压力，辞职回家。
退学学生又在上海张园集会。经中国教育会帮助，退学学生成立了“爱国学社”，蔡元培被推为总理。学社以灌输民主主义思想为己任，重精神教育。学社的最大特色是学生自治制度，学生分为若干联，每联20至30人，学生自己决定加入某联，每联公举一联长。有关学生的问题，多由学联开会决议。学生组成评议会，监督学社行政和学生操行，学社一切行政事宜都要由评议会讨论。学社每周在张园举行一次演说会，演说的内容是爱国主义、排满、革命等等。演说者除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教师外，还有一些学生。这是我国学生运动史上一次最早的反封建反专制的壮举，也为全国各地受封建压制的学生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南洋学潮后，浙江、江苏等省很多学校都先后发生学潮。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4月，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发生学潮，爱国学社立即派吴稚晖前往声援，并接纳章士钊、林懿均等31名退学学生进入爱国学社。4月13日，杭州浙江大学堂学生也因校方无理开除学生，80余人集体退学，并仿照爱国学社，自建励志学社。中国教育会给励志学社以资助。5月9日，杭州教会学校蕙兰书院学生因反对传教士的虐待，50余名学生退学，组成改进学社。此外，还有浙江浔溪公学、上海广方言馆等校也相继发生学生反抗校方专制而罢课、退学的事件。一时学生运动此起彼伏，风起云涌。
陈范受学潮的影响，在同革命青年接触后，思想发生了改变。1903年春节后，报社聘请爱国学生社的师生蔡元培、吴稚晖等人，每天撰写一篇论说稿。《苏报》还专门设立了《学界风潮》的栏目，不断报道各地学潮的消息，支持上海南洋公学、南京陆师学堂学生反对学校当局干涉言论自由引发的退学风潮，在言论上加以同情和支持，使学生的激烈情绪得以宣泄，无形中成为鼓动学潮的旗手。《苏报》还大量刊出张园集会上发表的演说稿及陈天华的《敬告湖南人》、《军国民教育会公约》等。这样，《苏报》就逐渐成了爱国学生社的言论机关。5月13日，《苏报》发表《敬告守旧诸君》，文中提出“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公开倡言革命。
5月27日，陈范正式聘请爱国学社学生章士钊任《苏报》主笔。章士钊是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市）人，字行严，幼读私塾。1901年离家赴武昌，寄读于两湖书院，1902年3月考入南京陆师学堂。1903年4月，拒俄运动发生，上海各学校学生罢课，江南陆师学堂学生积极响应，章士钊作为该校学生运动的领袖，不顾学堂总办俞明震劝阻，率陆师同学30余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吴稚晖等组织的革命团体--爱国学社，任军理教习。
接手《苏报》后，年轻的章士钊以初生牛犊般的猛劲，对报纸进行了大胆的革新。1903年6月1日，《苏报》便大张旗鼓地公然宣布“本报大改良”，凸显报纸的特色。6月2日，便在报纸的报首刊出“本报大注意”的启事，将“学界风潮”移到头版“论说”后比较明显的位置，并且增开了用来专门发表来稿的“舆论商榷”栏，明确提出“本报当恪守报馆为发表舆论之天职”，力图把《苏报》办成一个开放的公共论坛。6月3日，刊出“本报大沙汰”启事，减少了一些“琐屑新闻”，并宣布加强“时事要闻”，并增设“特别要闻”、“间加按语”。
《苏报》在形式革新的后面更重要的是内容的变化。6月9日，章士钊以“爱读革命军者”的笔名发表《读〈革命军〉》文，以热情洋溢的语言对少年邹容的《革命军》大加赞赏，称之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同一天，在“新书介绍”栏刊登出《革命军》出版的广告，称“笔极犀利，语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6月10日，发表了章太炎署名的《〈革命军〉序》，称之为“雷霆之声”、“义师先声”。6月20日，“新书介绍”栏推荐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誉为“警钟棒喝”。
6月22日，发表的论说《杀人主义》措辞更为激烈。文中写到：“此仇敌也，以五百万么魔小丑，盘踞我土地，衣食我租税，杀戮我祖宗，殄灭我同胞，蹂躏我文化，束缚我自由。既丁末运，沐猴而冠，己不能守，又复将我兄弟亲戚之身家、性命、财产，双手奉献于碧眼紫髯下。奴颜向外，鬼脸向内。呜呼！借花献佛，一身媚骨是天成；斩草除根，四海人心应不死！今日杀人主义，即复仇主义也，公等其念之。”论说中尤其有“杀尽胡儿才罢手”、“借君颈血，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壮哉杀人！”这样激进的词句。
《苏报》在一个多月内，先后发表了十几篇具有强烈民主革命色彩的评论。至此，《苏报》终于变为一份真真正正的革命报纸。
《苏报》之所以如此放言无忌，并非不知道危险。因为《苏报》的报馆是设置在外国的租界里面的。租界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通商口岸划定由他们永久或长期占用的地域，每年交纳一定数额年租，无限租用，也可转租。列强在租界内设立司法、审判、警察、监狱、市政管理机关和税收机关等殖民统治机构，使租界变成“国中之国”。这“国中之国”也为报人的自由办报提供了有利的保护。
《苏报》的言论态度便得到了租界工部局总办、也是伦敦《泰晤士报》驻沪通讯员濮兰德等的支持。因此，《苏报》老板陈范在经过短暂的紧张后毅然对章士钊表示，报纸随你怎么去办，不要顾虑太多，即使报馆有被封的危险，我也无怨无悔。《苏报》至此迅速向辉煌的顶峰攀升，其发行量迅速飙升，仅发行点就增加到几十处。其论说被《中国日报》、《鹭江报》等报刊纷纷转载，大有“鼓动风潮”之势。
一系列言辞激烈，宣传反满、革命的文章在《苏报》登载后，全国为之哗然，其震撼效果赛过一场飓风。尤其是《苏报》对民主革命先驱邹容的《革命军》及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极力宣传，立刻掀起一股狂潮。满清政府对此惶惶不安，于是酝酿着要采取一些措施加以遏止。6月24日，两江总督魏光焘与湖广总督端方通电中透露，他已要求工部局查禁《苏报》，《苏报》案发在即。
章太炎、邹容与《苏报》案
《苏报》的大胆改革可以说是导致《苏报》案发生的直接原因，除此之外，《苏报》案还与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对邹容的《革命军》与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两本书的介绍和刊发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