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洛的感慨，传导出一个强烈的文化信号，即具有强权和暴力，就可以征服野蛮民族，而１９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上帝特选的子民，所以有权君临天下。贝尼塔·帕里在《当前殖民话语理论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欧洲人的神授使命是统治、指引和提高落后的民族，将其作为文明的信托。……这种夸张的自我再现，以其破坏的救世观念和剥削的神秘概念，在康拉德简洁的评述中得以浓缩。”
基于这样的帝国意识，马洛便在《吉姆老爷》中喋喋不休，编造了一个远离本土的西方人在东方的浮士德传奇。小说主人公吉姆从小迷恋海外冒险，经过两年的职业培训之后当了水手，渐次成为千吨海轮“帕特那号”的大副。一次，该船载着８００名东方朝圣者从孟加拉湾出发驶往麦加，在阿拉伯海触礁将沉。关键时刻，吉姆却抛下近千名乘客，随其余４个白人弃船而去。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个在沉船事故中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和发出海难警报的当班大副，一个心比天高但最终还是临阵脱逃的懦夫，一个为了欧洲的自洁而被放逐然又苦苦寻觅自己身份和精神统一的末等公民，一个用左轮手枪对准爪哇船夫脑袋的西方征服者，居然在东方的帕图桑成就了一番事业，建立了一个神奇的帝国。
在小说中，帕图桑帝国的建立经过了两代殖民主义者的苦心经营。斯坦是上一代西方冒险家的形象，其公司在印度尼西亚东北部的摩鹿加群岛收购本地特产。他有“正直宽容的性格”，“还具有一种刚毅的精神和勇敢的体魄”，“在东方生活的初期他一直是把性命当球玩的”。
３０年前，他是一位马来苏丹的顾问。他出生在巴伐利亚，２２岁时参加了革命运动。此后流亡到的里雅斯特的一名穷表匠家里躲避，然后又到了的黎波里。后来跟一位荷兰博物学家到了东方。他们在马来群岛旅行了４年之久。荷兰人回家之后，斯坦遂跟一位来自苏格兰的老商人一起生活。此人是沃焦国一位女元首的享有特权的朋友。他把斯坦当做自己的儿子引荐给沃焦国君臣。此后，女王驾崩，沃焦国内乱蜂起。斯坦站在小王子穆罕默德·邦索一边，并娶他的妹妹为妻。有一次，他们在苏格兰老商人壁垒森严的住宅里抵抗一支大军的围攻达一个月之久。经过８年的战争、谈判、假休战、突然爆发、和解、背叛之后，小王子被暗杀了。不久，斯坦的妻子和女儿爱玛在３天内相继染上一种热病去世。斯坦在此不能立足，便离开了这个国家。此时，他已有了一点钱，便开始另起炉灶。几年后，斯坦置下了一笔可观的家业，办起了一个公司，拥有一队纵帆船和本地船经营大宗的岛上产品，同时把一切他能弄到手的每只蝴蝶或甲虫都据为己有，终于成了一位相当杰出的博物学家，或者是一位博学的收藏家。
他搜集了几蒲式耳吉丁虫和天牛。他的蝴蝶标本，在一个个柜子的玻璃下面，靠着没有生命的翅膀悬浮着，美丽异常。这两种收藏使他名扬天下。
对于斯坦在东方冒险的殖民主义性质，詹姆逊曾在《传奇与物化：康拉德小说中的情节建构和意识形态的封闭》一文作过精当的说明：“斯坦的故事是资本主义扩张的英雄时代正在逝去的故事；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这个时代里，个人企业家就是巨人，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业已进入垄断时期……然而，对我们意义重大的不仅仅是斯坦生涯的表征性突破——英雄殖民主义的高度冒险，继而是兴旺发达的商人的严肃使命——而且特别是伴随着这种生活变化的补偿性结构。斯坦成了一位蝴蝶收藏家，即是说，他本质上是位肖像收藏家；而这位收藏家沉着忧郁的激情在这里无疑是同一种摈弃之举，是同一种从生活中的撤退和对世界的摈弃。”
作为斯坦的继承人，吉姆一出场就不同凡响，“他真是整洁得纤尘不染，从鞋子到帽子上上下下一身雪白”。吉姆来自牧师之家（许多高级商船之船长都来自这种家庭），从小具有海洋的天赋，在“商船船员教练船”上完成了自己的航海教育。他的航海术名列第三，还是头号划艇上的领桨。他头脑冷静，体格极棒，因此在桅杆上灵敏自如。培训了两年，他当了水手，由于文雅、稳重、听话和精通业务，很快就当了一艘高级船的大副。
从此，他常常忘掉自己，在脑海里提前过起轻松文学中的海上生活，充满了虚荣心十足的英雄主义的幻想。“他看见自己从沉船上救人，在狂风暴雨中砍断桅杆，系着一条绳子游过一片惊涛骇浪；或者沉船以后他成了一个孤零零的漂流者，赤着脚，半裸着身子，踩着露出水面的礁石寻找贝类生物充饥。他在热带海岸上与野蛮人对峙，在公海上镇压哗变，在汪洋中的一叶孤舟上鼓舞绝望的人们的士气——总是一个忠于职守的楷模，像书上的英雄一样百折不回。”
有一次，吉姆被圆材砸伤，不得不在新加坡住院。此地同行有的过着神秘的生活，保持着原有的精力，具有海盗的脾气，梦幻者的眼睛，他们脱离了文明，生活在黑暗的海域。另一部分人喜爱“当白种人的优越感”，然而却是朝不保夕，只要日子轻松，就能为中国佬、阿拉伯人、杂种人等任何人效劳。于是，吉姆在“帕特那”号上当了大副。这艘１４００吨的海船老得像那些小山，瘦得像一条灰狗，锈得比一只该死的水箱还厉害，归一个中国人所有，由一个阿拉伯人租用，受一个叛逃到新南威尔士的德国人古斯塔夫指挥。然而，他们第一次出航就遇上了海难事故。
对于这样一个在弃船丑闻中受到法庭审讯的胆小鬼，作者却视若人中之龙。马洛第一次见到吉姆时就对他赞叹不已：他“站在那里，浑身上下干干净净，脸盘儿干干净净，站得稳稳当当，太阳还没有照见过这么有出息的小伙子呢”。
为此，马洛无比感慨，“他来路正；他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他代表他这种人的出身，代表了既不聪明也不有趣的男男女女，可是他们的生活是建立在真诚的信仰之上的，建立在勇气之上的”。直面现在，马洛无端地颂扬吉姆是一个“技艺超群的艺术家，他是个天才的可怜鬼，具有迅疾而先觉的眼光”。展望未来，马洛认为吉姆将“受人爱戴，受人信任，受人赞赏，围绕他的名字形成一种坚强英勇的传说，仿佛他是一位英雄豪杰似的”。在小说中，作者也认同了马洛的看法，认为吉姆有一种直面诱惑的本能，绝不装腔作势，此乃无价之宝。
此后，吉姆不能在欧洲立足，遂在亚洲开始自己的浪游，靠在东方各港口给船具商当水上伙计为生。然而，各种熟人的出现总是使他回忆起自己不光彩的海上记录，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向东方迁移。对于这种怯懦的行为，作者却说“他把每天吃的面包扔掉，为的是腾出手来跟一个幽灵搏斗，也许是一种平常的英雄行为”。最后，作为“一块永远滚动的石头”，吉姆终于像驼鸟一样地逃避到了马来群岛的崇山峻岭之中。
在马洛和斯坦的安排下，吉姆取代葡萄牙人科内利乌斯，出任斯坦公司驻帕图桑贸易站的站长。帕图桑是一个边远地区，绵延３０英里的森林把它关闭在一个冷漠世界的视线之外。文明之河似乎在帕图桑北面１００英里处一个陆岬上分了汊，一支向东，一支向东南，把这块地方的平原、河谷、老树、居民扔到一边。
马来苏丹统治着这块陌生的土地，而河监阿朗·拉甲则是苏丹的叔父中最坏的一个。他敲诈勒索，无所不为，把土生土长的马来人研磨到灭种的边缘。因为他们毫无自卫能力，而且连迁徙的财力也没有。吉姆要投靠的酋长多拉敏是与斯坦一起逃离沃焦国的生死之交。他带领约六十户西里伯斯岛来的移民来到帕图桑，形成了与拉甲对立的一派。
帕图桑虽然偏僻，但早在１７世纪，就以出产胡椒而出名。
詹姆士一世时代的荷兰和英国冒险家们就曾到那里去买胡椒。在１９世纪的帝国冒险家们看来，她是那么神秘莫测，那么仪态万方，沉静地等待着一位来自西方世界的征服者。她的海岸平直而又阴沉，面对着一片迷蒙的汪洋。巴都克林河面对着一座森林，它们在土壤里深深地扎下根基，又扶摇直上去迎接阳光，“在它们朦胧伟大的传说里像生命本身一样永生不灭，巍然不动。他的机会戴着盖头坐在他的身旁，就像一位东方的新娘，等着郎君用手揭开。他也是一个朦胧伟大的传说的子孙。”因此，吉姆一踏上帕图桑的土地，便以一个主人的目光注视着那天晚上的和平景象，注视着那条河，那些房屋，那永生的森林，那种古老的人类的生活，那片土地的秘密。但是，此时的帕图桑，却另有歹徒占山为王：在离海４０英里的河上，可以看见帕图桑的房子高耸在森林的平面上。两座陡峭的山峰挨得很近，看上去好像一条深深的裂缝。在其中的一座山峰上，盘踞着一伙以阿里谢里夫为首的无恶不作的阿拉伯匪徒。吉姆率众将两门重炮和许多小炮拖到另一座山峰上，剿灭了这伙匪徒。此后，他和华士利大英协商过后，任命了几个头人，从此就“成了这块土地上的实际统治者”。“自从粉碎阿里谢里夫以后——什么事都是他说了算”，踏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吉姆的权威声誉鹊起。有一天，一个他素昧平生的老傻瓜竟然从几英里外的一个村子里赶来问吉姆，他能否和老婆离婚。“人们盲目的信任，脱离火海后的自信，踌躇满志的孤高”，增加了他的高大形象，“目光所及的地方没有任何东西可与他媲美，仿佛他是一个有特异功能的人，只能按自己声名的伟大来衡量；而他的声名……是那一带地方最伟大的东西。你必须水陆兼程，长途跋涉，穿过莽莽密林才能走出他如雷贯耳的声音范围。……在那里，他的话就是每一天的惟一真理”。
这样的海外奇谈能够出笼，是因为在欧洲的文化辞典中，那些世代为奴的东方贱民，需要无数像吉姆这样的现代鲁滨孙们去重建秩序和权威。然而，历史是不容亵渎的，作者所津津乐道的“鲁滨孙”神话很快就破灭了：吉姆凭着自己的威权，与魔鬼订立契约，致使海盗布朗背信弃义，打死了酋长多拉敏的独生子华利士，从而为自己掘下了坟墓。事实上，布朗与吉姆会晤时那种勿追穷寇的祈求，也就诠释了吉姆进退维谷的殖民困境。随着东方贱民的觉醒和帕图桑吉姆王朝的崩溃，这位老爷身败名裂，只能走赎罪性自戕的道路。
尽管吉姆的东方殖民以失败而告终，但作者还是在《黑暗的心脏》中重温了另外一个帝国之梦：马洛在东方大洋巡航６年之后回到伦敦，马上又迷上了非洲，因为那里也有一条大河，“它像一条伸展开的巨蛇，头伸到海里，身子一动不动地躺在一片广袤的土地上，向远处蜿蜒伸展，尾巴消失在这块大地的纵深处”。于是，马洛受聘于比利时的一家商会，启程去就任该公司在刚果的内陆河汽船船长。一路上，马洛在各个贸易站总是听人说到一个内陆站的头头库尔茨。他通过收集、交换、骗取、偷窃或者抢劫搞到的象牙，相当于其他各站的总和，因此被人们称之为“一流的公司代理人”，“万能的天才”。然而，当马洛驾船逆行几百英里，到达目的地时，库尔茨已经身患不治之症。后来，马洛将他的遗物带回了欧洲，交给了他的未婚妻。
与吉姆不一样，库尔茨作为一个丛林统治者，完全是靠暴力续写白色神话的。事实上，他之所以能够搞到大批象牙，就是因为他明火执仗地抢劫。他的助手，一个俄国大主教的儿子说：
“他带着雷击和闪电（来复枪——作者注）袭击了他们，你知道——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像这样的东西——而且非常可怕，他会变得非常可怕。你不能用衡量常人的尺度来衡量库尔茨先生……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他去杀死一个他乐意杀死的人。”
他的住房窗前有一排细柱子，柱子顶上放着一排人头，“黑黑的，干干的，脸庞枯瘦，双目紧闭——好像在柱子顶上睡着了一样”。
据说这些都是叛乱分子的头。库尔茨曾在“国际禁止野蛮习俗协会”委托他写的一份报告中开宗明义地说：我们白人，按照我们已经达到的水平，“必须以神人的名义出现在他们（野蛮人）面前——我们要以类似神一样的威力去和他们接触”，“我们只要用我们的意志，就可以永远行使实际上是无限的权力”。最后，他发出了带有启示和恐怖的宣言：“把这些畜牲统统消灭掉。”这个报告“恰似晴空中掠过的一道闪电”，曾让马洛“激动得热血沸腾”，认为他的目光“宽广得足以包容整个宇宙，锐利得足以穿透在黑暗中跳动的所有的心脏……他的确是一个非凡的人”。
作者似乎觉得这些还不足以表达对库尔茨的认同，又在终卷时通过库尔茨的未婚妻之口对他盖棺定论：“他所有的伟大，他宽宏大度的心胸，他高贵的心灵，全都不存在了”，但他“虽死犹生”。
欧洲人如此的狂妄自大，是因为他们在殖民征服的过程中，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用其自身的形象统一历史，以普遍理性的名义征服时间和空间，从而为他们大肆施于世界的痛苦找到了一个理性化的借口。“康拉德的优越禀赋使他意识到那种无所不在的黑暗可以被殖民化或教化——《黑暗的心脏》里到处都提到文明的使命，仁慈的和残酷的文明计划，这些计划企图通过意志行为和权力将光明带给这个世界的黑暗角落和人民”。
总之，东方需要白人的拯救与统治，这就是康拉德小说中白色神话的实质。马洛的叙事“不仅与欧洲在这个黑暗世界的使命所带来的荒废和恐惧直接相关，而且与这种使命的救赎力量直接相关”。在《吉姆老爷》中，正是一艘从印度洋中某殖民地回国去的法国炮艇“艾冯戴尔号”发现了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帕特那号”，将它拖到了亚丁岛。在救援过程中，一名法军少尉在随时可能倾覆的商船上呆了３０个小时。他有“一头灰白的头发，晒黑的脸上沉重的倦容，两块伤疤，一对发暗的肩章”，但“他是那种稳定可靠的人，是伟大声名的原始材料，他属于那种不可胜数的生命，他们默默无闻地埋在丰功伟绩的基石下面”。
这位海洋骑士的“见义勇为”，无疑极大地满足了作者重构白人英雄符码的种族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