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17日，集中营在移闽途中，第六队的囚徒发难，在赤石镇发起暴动，特务们惊恐万状。特务头子张超经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批准，决定对集中营其他各队的所谓“顽固分子”来一次大屠杀。各队特务队长奉命立即开列出本队“顽固分子”名单，报送集中营总部批准，然后秘密处决。女囚队的几个特务头目也接到了通知，他们经过紧急磋商，共提出了李捷等8个“顽固分子”，其中也包括沈锐。当讨论到沈锐的时候，训导员邓永澍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沈巧年幼无知，思想也比较单纯，是可以‘感化’过来的……”总之他列举了几条理由，竭力为沈锐说情。最后，沈锐的名字便从“顽固分子”名单上被除去了。
6月19日，大屠杀的枪声响了，75个革命志士，其中包括女囚队的7个妇女，倒在血泊中。沈锐终于幸免于难。
女囚队的姑娘们陷在一片无法形容的悲痛中，她们咽不下饭粒，睡不着觉。朦胧中，老是看到那七个朝夕相处的姐妹，血迹模糊地站在她们面前。
事后，邓永澍把为沈锐说情这件事，悄悄地透露给了她，他原以为沈锐一定会感激他。不料当沈锐听到了这段话以后，顿时放声大哭，边哭边喊：
“让我去死好了，干吗要我活着……”平时冷静沉着的沈锐，此刻变得完全失去了理智，几乎哭得晕过去。
这情景，直吓得邓永澍目瞪口呆。
整整几天，沈锐整日昏昏沉沉，不思饭食，难以言状的痛苦，深深伤害了姑娘的心。
不久之后，邓永澍调走了。他离开后，还曾经多次来信，说他还在继续想办法，要帮助沈锐跳出苦海，希望与他保持“友情”，沈锐再也没有理睬他。
15年之后，即解放后的1957年，沈锐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她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罪状之一，就是说她在集中营里与特务“乱搞男女关系”。
那些反右的英雄们，从沈锐写给党组织的个人自传中，摘取了其中的一部分材料，运用他们惯用的颠倒黑白的卑劣手法，炮制了这条“罪状”。在一片歇斯底里的批判、训斥声中，任凭你怎样辩白，也无济于事。历来倔强的沈锐，泣不成声，她在集中营里没有想到过自杀，而此刻她真想立刻结束自己的生命。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自由啊自由，在这世界上，难道还有比自由更可贵的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被关在铁丝网里虚度时光的沈锐，真是痛苦极了，她怀念皖南的生活，想念孤苦伶仃地整日在富人家里辛苦劳作的母亲，她是这世界上惟一的亲人。如果母亲知道她惟一的女儿如今被关在囚室里，过着非人的生活，老人将会怎样痛苦万状呢！所以，沈锐从被俘关进集中营以后，就没有写过一封家书，虽然她多么想知道母亲的哪怕是一丁点消息。
越狱！逃跑！这个念头，曾经不止一次地涌上了沈锐的心头。
但是，铁丝网重重，特务坏蛋时刻严密监视的集中营里，一个女犯要逃跑是很困难的，尤其对沈锐来说，更是如此。一个人地生疏的单身姑娘，在江西、福建等地都没有一个可寻的亲友，惟一的母亲远在武汉沦陷区，千里迢迢，人海茫茫，如何去寻找？即使她能万幸逃出集中营，她又身无分文，甚至连一套掩护身份必需的便装也没有。曾经有人向她建议：你要逃出集中营，最稳当的办法是采用“苦肉计”，在集中营里找个地位低下、政治上不反动的一般办事人员，如文书、庶务、收发之类的人，和他结婚，引开特务对你的注意力，然后设法逃出集中营这个魔窟。难道只有这条路了么？沈锐怎么也不甘心。当她想到自己将和一个陌生的毫无感情的男人去结合，牺牲姑娘纯洁的爱情，这是多么可怕啊！她绝对不能这样出卖自己，就是死在集中营里也决不走这条路。
沈锐曾经逃跑过两次。第一次是在皖南刚被俘不久，逃跑没有成功。
第二次是在集中营里。一个认识的新四军男同志写条子给她，约她一起逃跑，不慎条子被一个叛徒发现，告了密，两个人都被关了禁闭。1944年春天，剧团在铅山县的一座古庙里演出，第三次逃跑的机会又来了。原来，和沈锐在一起的女同志顾莲英，在庙里的香客人群中偶然遇到了过去新四军五团的一个炊事员。这个炊事员也在皖南事变中被俘，以后从国民党的训练总队开小差逃了出来。他答应帮助她们逃出集中营。顾莲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沈锐和陈秀英。一天夜间，有的特务嫖妓女去了，有的特务喝醉了睡大觉，她们3人由炊事员带着逃出了铅山县城。天下着细雨，四周漆黑一团，路泥泞不堪。走不多久，4个人就走散了。沈锐和陈秀英在一起，走在途中，后边特务追了上来，把两人又抓回剧团。
剧团里的特务震怒了。特务总干事汪光复坚决主张把两个姑娘枪毙，剧团全体保她俩人，后经边上人好说歹说，才关进了禁闭室。整整关了二个多月。
第三次逃跑的失败，使沈锐陷在巨大的痛苦里。她想以绝食一死求得解脱。但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自杀是怯懦者的表现，我应当勇敢地活下去，继续与敌人斗争。她又从痛苦中挣扎着站了起来。
往后的一段日子里，沈锐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她被列为“顽固分子”，严密监视，动辄挨斥，没有一点自由。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国民党被迫解散集中营，释放政治犯，沈锐才跳出了魔窟。
沈锐18岁被关进集中营，整整关了5年，出狱时已经23岁，万恶的法西斯牢狱吞噬了一个姑娘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她走出集中营，重新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她往哪里去？去武汉沦陷区看望母亲吗？根本不可能。放在她面前的惟一的一条路，就是赶快回到部队去，回到解放区去。她恨不能长出两只翅膀，飞向那光明的天地，飞到她在集中营里无时不想念的同志们身边。
她决定从闽北走到福州，在那边设法搭海船去上海，再找关系去苏北。
一路上，她又遭遇了各种惊险，近乎乞讨地得到了一些好心人的济助，总算到了福州。
来到福州后，沿途上就听说的不幸消息得到了证实，福州往上海去的轮船已停驶多年，如今海面上海盗横行，而且海域里还到处都有日本人留下的水雷，只有少数木帆船冒险出海航行。她独自来到海边，眺望着茫茫大海出神，怎么办呢？接连几天，她在海边徘徊，希望能侥幸探听到一艘去上海的帆船。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一天，她在海边遇到一个50多岁的男人，晤谈之下，才知道他也想搭船去上海，而且他认识几个船老板，可以找到出海的帆船。这使沈锐喜出望外。这个男子是个基督徒，在吃饭的时候，嘴上念念有词地做祷告，显得十分虔诚。从教会学校里出来的沈锐，对这一套是十分熟悉的，她为了取得这个男人的帮助，就告诉他，自己也是基督徒，原是在教会学校读书的流亡学生，如今日本人投降了，她要从上海转回老家。并且跟着他一起做起祷告来。那基督徒不禁大喜，对沈锐分外关心，告诉她一定可以找到出海的帆船，劝她不要着急。
过不几天，他们果然找到了一艘即将由福州开往上海的帆船。虽说是条帆船，船体倒不小，可以乘坐几十个人。那时候，坐帆船在大海里航行，确实是十分危险的，但急于奔解放区的沈锐也顾不得这些了。果然不出所料，帆船在航行途中十分不顺利，铺天盖地的大浪，把木船一忽儿掀到半空，一忽儿跌落下来，在浩瀚的汪洋大海里，它如同一只木制的玩具，任凭海浪摆弄。坐在船上的人个个晕头转向，呕吐不止。幸而途中没有遇到海盗与水雷，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帆船如此在海上颠簸了12天，谢天谢地，终于平安抵达了上海；经过这12天的折磨，人人疲惫不堪，仿佛就像个半死人似的。
到上海后，沈锐就四处奔走，寻找去苏北解放区的关系，跑了几天，依然没有头绪。那个基督徒对沈锐十分关心，他看到这个20多岁的姑娘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就带着她去买了一件旗袍，一件大衣，还买了双皮鞋，把衣衫褴褛的姑娘粗粗打扮了一下。沈锐本来就长得秀气，经这一打扮，更显出了她的俊秀端正。她十分感激这位基督徒雪中送炭的援助。
不料有一天，这个看来比她至少大30多岁的男人，呐呐地向她吐露了心曲：“主（上帝）在梦中告诉我，你是一个很好的姑娘，我爱慕你，我恳求你赐给我爱，让我们结合……”
沈锐听了大吃一惊，原来这个基督徒沿途这样关心她，却是另有所图。
她便冷静地告诉他：“先生，我十分感激你一路上给我的帮助，这一点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但你说的这件事，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年龄相差太大，而且相互之间一点都不了解，怎么可以冒冒失失地就结合呢？……何况我现在又急于要回家去，根本就没有心思谈这类事，希望你原谅，我们以后可以做一个朋友……”
沈锐这席话十分诚恳，说得基督徒顿时语塞，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只是连连低声嗫嚅：“祈求主原谅我……唉，我们年龄确实相差得太大……”
以后，基督徒再也没有提这件事。
幸好，沈锐经过多方奔走，终于找到了去苏北的关系，她很快离开上海，经苏南渡过长江，到达了当时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城。
饱经磨难的沈锐，当她踏上解放区的土地，看到了第一个新四军战士时，不禁泪流满面。啊，她终于回家了。
记得那是1946年春，我们在淮阴相遇，她是那样的激动和欢愉，清秀的脸上泛着红晕，滔滔不绝地诉说着她几年来的遭遇，急迫地希望早日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她服从组织分配去了山东。解放战争爆发，她报名参加支前工作，不辞劳苦地奔走在山东战场上，作为一个女同志，工作在火线上，其艰辛可想而知。有一次她险些陷入敌军重围，幸亏她的丈夫及时报信，才幸免于难。解放后，她进入上海，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依然一如既往，勤勤恳恳，做出了显著成绩。她对待事业，对待同志，还是那样热情，坦率，真诚，只是比过去更成熟了。生活在她面前，展现了一片灿烂的图景。
不幸，1957年，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由于过去直率地给领导提意见，被卷进了反右斗争的风暴，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被错划为右派。当时她真是痛不欲生。不久，在是非颠倒的文化大革命中，她进一步遭受迫害，被诬陷为叛徒，无穷无尽的日夜批斗，轮番逼供，名为“隔离审查”，实为囚禁坐牢，弄得她心力交瘁，终至癌症突发，一病不起，于1967年6月抱憾离开了人世，终年只有44岁。
在她去世12年之后，即1979年3月，中国上空的乌云被驱散了，她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党为她恢复党籍，恢复名誉，还给了她的清白，正是：
二十年来是与非，一生系得几安危；
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
（本文作者：肖谷；原载季音等编《女囚》，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