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张贻复谈起这一时期的报道时，他说：只要有利于破除旧的管理体制，有利于调动师生的积极性，有利于把教学科研搞上去，有利于教育面向经济建设，都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无所畏惧地、冲锋陷阵地进行交大改革试点的报道。他们在观念上，不把自己视为旁观者，而是改革的主人，想交大之想，急交大之急。经常参与交大高层班子对改革的研究。我校也不把张贻复等记者看作外人，连党委成员到京向国家教委汇报交大分配制度改革，也邀请了他参加。同时，党委副书记刘克在一个报告会上向北京高校介绍改革经验时，张贻复也在场。后来我校决定表彰学校教职工中对改革有功者，也当成交大改革的一员，表彰了张贻复同志，给他颁发了奖励证书。
《光明日报》记者关于交大改革的报道，既得到交大党委班子的参与、策划，又得到光明日报记者站，特别是报社领导的大力支持。
我校领导在研究改革时，同时研究宣传报道问题，以此作为改革的重要部分，有时请《光明日报》的记者列席，甚至共同研究报道题目和细节。清样出来以后我校又有专人或集体审阅，对重要的报道，我对清样要逐字逐句修改。
《光明日报》社总编室，经常为交大的报道开绿灯，腾出版面，基本上做到了“凡是交大改革的稿件，有一篇登一篇；来得快登得快；有一篇重点报道，登在一个重要位置”。1982年12月30日和1984年10月7日先后发表的“邓旭初答本报记者问”的报道，放在当天《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按常规，只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国内外重大问题答记者问才可以占据这个版面位置，一个单位的领导人答记者问占有这个位子，据说是该报创刊以来未曾见过的。还有10多篇交大的报道上了头版重要位置，可见，《光明日报》对我校的改革是多么重视。这充分反映《光明日报》对中央改革开放路线是怎样坚定地贯彻执行的。
有一次该报记者在京，下午5时收到交大一份电传稿件，第二天的版面已经安排好了，记者将这篇稿件送到总编辑杜导正手中，杜当机立断，决定调整版面，第二天见了报端。
《光明日报》对我校的改革，做到了“三性”：长期性，从1981～1985年连续报道有上百篇，上第一版的或重要位子的有几十篇；连续性：长时期跟踪报道，直到1985年12月11日还在第一版刊登了记者报道：“热心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人们在关切地询问：上海交大的改革目前进行得怎么样？”还发表了题为《坚持改革必有成果》的评论员文章；系列性：报道文章的品种多，有消息、调查、答问、评论、通讯、来信等。
《光明日报》对交大改革的报道，可以说在全国的新闻媒体中起了“带头羊”的作用。兄弟媒体与之竞争，形成了强大的舆论热潮，其影响波及国内外。想当年，每天成千上万人到我校“取经”，全国高教界都在议论交大的改革，与这些宣传关系极大，对我校改革的推动也是极大的。
在我的印象里，《光明日报》在宣传我校改革时，还有“四个每当’，也十分突出：
——每当交大出台改革措施，《光明日报》就满腔热情地及时报道。
——每当交大改革遇到思想阻力和困难时，《光明日报》就给以有力的舆论支持。
——每当交大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和成果时，都不失时机地加以报道，扩大影响。
——每当中央领导就交大改革发表意见时，光明日报就打破常规，准确而又原原本本地报道。
以上有些做法，冲破了过去新闻界“有关中央领导的讲话必须以新华社通讯稿为准”等规定。如王震、万里同志对交大改革“允许改革失败，不允许不改革”等谈话，在《光明日报》上首先见报。
1984年2月16日上午，邓小平同志在上海接见了我校党政领导、校务委员会委员和部分教授共50余人，并合影留念。当天下午，王震同志来我校转达了邓小平同志的意见说：“邓小平同志对你们的管理改革工作非常关心，非常支持，对你们在改革中取得的成绩表示满意，对你们在当前改革中认真贯彻中央、国务院的精神非常高兴。”当然，上海交大的改革成果与新闻媒体的作用是紧紧相连的。《光明日报》（还有《人民日报》等）的宣传同样是非常成功的，《光明日报》作为高等教育改革坚定的传播者是当之无愧的。
我校进行管理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上海交大建成为名符其实的第一流高等学府。1977年～1986年这10年的各项改革实践，已显示出其在推动学校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提高上的巨大威力。在新的党委班子领导下，到20世纪90年代，上海交大已建成为一所以应用科学为基础，以工科为主干，站在若干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前沿的具有理工、管理、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等多门类的综合性的高等研究大学雏形。现在，上海交大经过了“211工程”的国家预审并进入全国高校前列，制订了到21世纪初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改革的精神在不断发扬，全体师生员工仍在艰苦创业，历史的责任已经落在以后的一代代交大人肩上。我衷心期望交大人为人类文明、社会进步和祖国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样期望《光明日报》与上海交大改革的情愫源远流长。
人生多坎坷
——记沈锐
在上饶集中营的“女囚”中，有一个年仅十八岁，大家亲昵地叫她“小湖北”的姑娘，她中等身材，长得白净清秀，秀丽中透出几分刚毅。也许是由于苦难的童年生活，在她的性格上打下了明显的印记：她正直、热情、又富有反抗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把她引上了背叛旧社会的革命之路，也引导她越过了集中营里一阵又一阵的险风恶浪。
不幸的是，她在千辛万苦重返革命部队，党取得了全国政权之后，也由于刚直的性格，以及种种复杂的原因，她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终于在十年动乱中结束了坎坎坷坷的一生，抱憾离世。
这个一生坎坷的人，就是沈锐。
沈锐是湖北孝感县人。1923年出生在孝感农村一个雇工家庭。她父亲是一个印刷厂工人，在她还不到一岁的时候便去世了。从此家庭更加贫困。在沈锐刚满3岁那年，母亲便把她交给祖母抚养，只身一人来到武昌织布局做女工。以后又转到汉口，一直在有钱人家里当女佣。沈锐8岁时，祖母去世，她又跟婶婶一起生活。婶婶性情暴戾，残酷地虐待这个失去父亲、又远离母亲的小姑娘。母亲听到孩子受苦的消息，十分难过，便把她带到了汉口，征得主人的同意，从此沈锐就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了。
母亲把全部爱和希望寄托在这个惟一的女儿身上。在她10岁时，便千方百计把她送进了教会办的圣约翰小学读书。沈锐读书用功，成绩很好，仅念了5年就小学毕业了。接着母亲又把她送进了免费的圣罗以教会女子初级中学求学。沈锐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就参加了教堂的唱诗班，以后又成为基督教徒。她经常练唱赞美诗，参加各种宗教仪式，虔诚地做祷告，祈求上帝的“圣灵降福”，帮助她母女俩从苦海中脱身。可是奇怪的是尽管她多么虔诚地祈祷，世道还是那样不公，母女俩困苦的生活一点儿没有改变。这使她对“上帝”深深地失望了。
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武汉成了抗战初期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动地而来的救亡歌声也吹进了闭塞的教会学校。沈锐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这年暑假，她和堂姐一起参加了汉口女青年会办的“战地救护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是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领导的，邓颖超、孟庆树等同志经常给她们上课，找她们谈话。这些大姐们和蔼可亲，接近群众，深入浅出地给她们讲解初步的革命知识，介绍她们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在“上帝”那里没能找到出路的沈锐，顿时觉得真正看到了一个崭新世界，她的眼睛亮了，心胸开阔了。不久，她就被吸收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
训练班结业以后，邓大姐等几个同志动员她们到皖南新四军去工作。沈锐当时还不知道新四军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她信赖邓大姐等几个年长的同志，她们让她去的地方，准是个应当去的好地方。况且她年纪已经不小，不能再让做女佣的母亲继续为她操劳，她应当独立地去寻求自己的生活出路。
就这样，沈锐告别母亲，跟随着十几个女同志，从武汉来到了皖南新四军。
她参加部队后，发展非常顺利，由于她政治热情高，工作学习都很努力，1939年1月她就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同来的女伴中最早入党的一个。崭新的生活，使这个年仅16岁的姑娘沉浸在巨大的欢乐中，她深深感到自己的路走对了，她为自己能成为这个革命大家庭的一员而自豪。入党不久，沈锐即被调往军部教导队女生队担任学习班长。学期末结业，她被分配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屯溪“工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简称）做地下工作。
后来由于形势变化，她又被调回部队，先后在军部服务团民运队、新四军三支队服务团和五团服务队做民运工作。正当沈锐满腔热忱地投身火热的群众工作的时候，皖南事变发生了。
1941年1月间，皖南丛山间炮火连天，十余万国民党军队围攻北上途中的新四军。由于寡不敌众，以及指挥上的失误，新四军遭受重大伤亡，最后被迫分散突围。1月13日拂晓，沈锐和五团服务队的许可、顾励、冯云等几个女同志，跟随着一队一百多人的散兵群，从鹿角山隘口冲出来，不幸途中被国民党东北军108师644团的一个营所俘。几天之后，她们又被押解到国民党的嫡系部队52师。
沈锐对自己的不幸被俘，相当缺乏思想准备。她如同当时新四军许多同志一样，思想上存在盲目乐观情绪。自从参军以后，她看到部队在对日寇作战中，几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部队斗志旺盛，叶挺军长和其他一些指挥员，又都是那样善于指挥，真是上下一心，无坚不摧。与此相反的是，国民党部队在日寇作战中，几乎屡战屡败，甚至见了日本鬼子就不战而溃。在她心目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固定看法：新四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英雄军队，而国民党军队是不堪一击的。“皖南事变”发生后，这种盲目乐观情绪依然支配着她，加上她当时对整个皖南战场上的敌我形势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她对“皖南事变”严重性一直认识不足，坚信新四军不可能被战败。直到一月十三日部队伤亡惨重，被迫分解突围，她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依然很不理解。被俘以后，她隐瞒了真实姓名和身份，改名为“沈巧”，意思是说她的被俘只是历史的巧合，是偶然的。
当时年仅18岁的沈锐哪里知道，从此她就走上了一条坎坷而多难的人生道路。
沈锐被押解到52师以后，有一天，她曾和几个女伴相约逃跑，但由于缺乏经验，逃跑没有成功。
52师接到上峰命令，要他们把被俘的新四军干部解往江西上饶。在临出发的一天上午，队伍在院子里集合，即将上路了，52师师长刘秉哲突然把沈锐、杨瑞年、毛维青、方纯和纪白薇等5个年轻姑娘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告诉她们，52师决定把她们5人留下来，分配到师部政工队做事，问她们愿不愿意。沈锐等5个姑娘异口同声地一致回绝——留在国民党部队里工作，这不是意味着投降吗？这怎么能行呢？这时，她们从窗户里望出去，只见院子里闹哄哄的，押送去江西的队伍已经开始出发。队伍里的几个女伴一片声地朝着窗户喊：“快出来吧，我们要出发啦！”沈锐等5个姑娘听到从窗外传来的叫唤声，再也沉不住气，她们不等刘秉哲把话说完，就拿起各自的东西奔出屋去，走进了队列里。
沈锐跟着这支被俘的新四军干部队伍，一路上走走停停，约走了一个多月，3月初到达了江西上饶郊外的周田村集中营。
新四军被俘干部数百人，陆续押到周田村集中营以后，就开始编队。其中有30多名女同志，全部是新四军干部，被编成一个分队，3个班。女同志中有几个是十七八岁的年轻姑娘，沈锐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国民党特务搞不清女同志的底细，只好让女同志们自选班长。机智而斗争性强的沈锐，便被大家推选为班长之一。她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巧妙地与敌人展开了斗争，保护有病的同志，帮助思想动摇的姐妹，不让敌人打开缺口。
当时，集中营各队的特务队长贪污成风，肆无忌惮地剥削“囚徒”们的伙食费。女生队也不例外。开饭时8个人一盆菜，实际上是一盆汤，缺盐少油的汤里飘着几片菜叶。有些时，又天天吃价钱便宜、毫无营养的萝卜干丝。
这严重损害了姐妹们的健康，大家都很气愤。沈锐感到这正是与敌人进行合法斗争的机会。一天开饭时，菜是黄豆芽汤。沈锐端起菜盆数了数，一盆清汤里只有十八根豆芽。她便端着汤去找特务队长，提出抗议：“你们这样扣我们的伙食，心肝何在？”队长在事实面前无法狡赖，支支吾吾地只好承认：“今天的菜是太不像话了，让我去伙房查一查。”经过这次斗争，伙食总算改善了几天。
女犯队所属的第5中队，下有3个分队，有两个分队全是男犯。3个分队同属一个伙食单位，开饭时虽然分开，但相距很近。男犯们每天被驱赶着干重体力活，每餐饭都不够吃；而女犯分队的姑娘们饭量小，每餐都剩些。
女同志便常常叫男同志过来添饭。有时被特务队长看见了，便骂男犯们是“饿死鬼”，有时甚至夺过饭碗，摔到地上。这情景沈锐看在眼里，气在心头。有几回开饭时，男犯们的米饭照例不够吃，饭箩筐又空了。沈锐趁特务队不注意，干脆把女犯队的饭箩整个端了过去，把男犯的饭箩换了过来。由于她的动作迅速敏捷，干脆利落，这个“调包计”也就瞒过了特务的眼睛。
沈锐是一个聪明调皮的姑娘，她极端鄙视那帮凶恶而又下流的特务队长，决心要揭露他们的丑恶面目。经过和姐妹们商量，她给周围几个特务队长取了个既形象又可笑的外号。特务中队长曾恭生，是队长中最凶恶的一个，此人粗矮肥胖，却是中间大两头小，腆着个大肚子和大臀部，走起路来屁股上的肥膘抖个不停，上下是一个光溜溜的小脑袋和一双小短腿，沈锐便给他取外号叫“花生米”。中队副队长是个下流货，见了女犯队里的漂亮姑娘，笑眯眯，酸溜溜，一副垂涎欲滴的丑态，便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臭豆腐”。
中队指导员是个阴险狡猾的特务，既凶狠又诡计多端，人长得獐头鼠目，双眼透射出凶光，给他取的外号是“狼”。直接看管女犯队的分队长是个女的，经常和男特务眉来眼去，勾勾搭搭，风骚异常，和周围好几个男特务关系暧昧，便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公共汽车”。分队副是个胖女人，长得奇丑，偏又要在男特务面前卖弄风骚，她便得了“臭咸肉”的外号。调皮的沈锐，几乎给周围的特务队长都画了个脸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