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委会上，邓旭初痛切地说：“大锅饭不破，任其下去，交大没有希望；指望全国人事制度的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极不现实。交大必须首先行动起来，动员全校师生，关心学校的发展，改革不合理的人事制度，实现人才流动。”邓旭初进一步说：“首先，要广泛地进行宣传和教育，讲清道理；其次，制定人员流动的原则、对象和措施。凡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的，结构不合理的，多年工作量不足的作为流动对象，把此原则进行公开宣传。
其实，这些弊病已经出现多年，大家都亲眼目睹它的不合理性，许多人感到不改确实不行。一听说学校党委要实行人才流动，人人拍手叫好，有的激动地跳起来。有一位系领导慷慨激昂地说：“把我们系的人抽走一半，工作可以比现在干得更好！”；“交大人才积压，一个交大可以办成两个交大。”
经过半年多的酝酿准备，党委认为进行人才流动的时机已经成熟。
1980年2月，邓旭初召开书记校长办公会，进一步强调精简人员，人才流动的重大意义，要马上进行。一是老习惯，老作风，老传统不行；二是人多挤在一起，工作效率不高，死气沉沉，一山难容多虎；三是现在很多人在交大不是各得其所，而是没有发挥专长，离开后可施展其能。
人员应该流动，人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但老一套毕竟在全国推行了几十年，要改变它，谈何容易。邓旭初也知道这个实况，但这是要振兴上海交大必须走这一招棋，一旦作出决定，就要毫不犹豫地执行下去。
党委宣布试行人才流动的措施，要求各系把名单报上来，基层领导犯了难。“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谁愿意从名牌大学流到分校、职工大学、业余大学、工厂去？有些基层领导想，我把名单报上来，你若调不动他，以后我如何与他天天见面，这个“恶人”做不得。有人劝老邓，人家都在平平安安地过日子，我们为啥自找这种棘手的事办呀？还有一些教职工谈人才流动时滔滔不绝，若真是轮到他头上来，就大不一样了，交大是所名牌大学，我生是交大人，死是交大鬼，离开交大多丢人。有人听说自己可能被列入流动人员名单，拼命抵抗，到处奔走呼号：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我哪点比别人差？你这是排除异己，打击报复！有人向上面写信，有人告状，有人找人说情，有的人说：粉碎“四人帮”后刚刚太平，现在又要不太平，老邓不太平，也不让别人太平，一天一个新花样。看起来交大好像要“出事”了。
面对种种情况，邓旭初非常冷静地说：“一些人吃‘大锅饭’吃习惯了，不适应改革是自然的。再说，‘左’的流毒，小生产的痼疾在知识分子身上不可能没有一点反映。但改革毕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工作细点可以克服，流动是必须的，有风险我担，有责任我负。”
邓旭初组织一部分人深入群众中去，认真研究这些人的思想顾虑，实际困难。结果发现，有些是观念上的问题，有些是由于学校对人员交流问题的配套措施没跟上引起的，比如对于那些要到其他高校或机构工作的教师，上班增加的交通费由谁负担？如何解决？原先住在交大宿舍的教职工到新单位后，如何安排住房问题？子女读书问题？原先是排队分房，离开交大后住房由哪个单位分？那些排队等房的人，现在怎么办？这一系列问题都增加了人才流动的难度。
邓旭初在党委扩大会议和各系所总支书记会议上表示，推行人才流动是学校集体作出的决定，虽然当前遇到一些困难，但是这项改革措施一定要坚持推行下去，只准向前，不准后退。同时，要求人事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各系下达对外交流人员的指标，经校系两级讨论，集体决定交流人员的名单。并规定，在名单没有正式宣布前，谁都不能泄露出去，违反者受纪律处分；凡确定要调出人员，没有正当理由，都要服从组织分配；各级领导不能为对外交流人员说情，谁来说情，谁就替他交流出去。
邓旭初说：当前我校人才流动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于是一些干部就害怕了，希望大家尽快克服这种畏惧情绪，思想上一定要高度统一，严格遵守人才流动的纪律，把改革推向深入。为此，下一步应该继续做好：
第一，调查摸底，确定流动人员名单。由人事处以考核的名义分别对各系室逐个了解每个人的业务水平，思想表现，工作能力，掌握每个基层单位的需求与盈缺，对大体可以调出多少人，哪些人可以走，心中有个数，经党委决定后，具体下达给各系室调出人员指标。
第二，选好去向，妥善安置。尽量做到人尽其才，各得其所。人才流动并不是“踢皮球”，而是一项及其严肃的工作，其根本出发点，应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出发，主动向有关单位联系推荐，组织基层单位参观，弄清其所需和我们所供。
第三，针对调离人员的思想状况，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向他们讲明人才流动的重要性，人才流动是为了解决人才积压，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做到人尽其才，克服他们存在的“自己是被精简的”、“是被处理出去的”、“怕丢面子”等消极思想，不要让他们背着思想包袱离开交大。
第四，思想工作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在思想工作的基础上，注意妥善解决好他们的具体问题，除了专业要对口或接近对口外，对调离人员要做到“三不影响”。
此外，最近有人发牢骚，说我邓旭初不太平，也不让别人太平，我要对他说，同志，眼睛长在前面，应向前看，不要只图眼前太平，眼前太平了，但是人才积压在那里，业务提不高，工作上不去，今后会更不太平。我看还是现在不太平，搞人员流动，把大家促上去，今后可以太平一点。
更为关键的是我们领导首先要统一思想，不能动摇，支援兄弟院校，支援工业部门是个光荣的任务，我们交大埋没了不少人才。有些出去以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公交系统，兄弟院校很需要，学校人员需要流动，不要搞成死水一潭，要有进有出。
邓旭初代表党委提醒人事处领导，实行人才流动的目的是盘活积压的人才，使流动人员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更好地发挥作用。一定要把调出去的同志安排好，如果他们在新单位还不如在交大，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是不成功的。
人事处对每一个调出人员高度负责，主动向用人单位了解其所需专业职务、待遇，即使是外地的用人单位，人事处也亲自派人去了解情况，并如实告知流动对象，流动对象提出想去什么单位，人事处也派人联系。
此后，邓旭初召开全校大会，他说：“中国知识分子是识大局，有抱负的，人才流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大家所期望的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对国家，对学校，对个人都是有好处的。”同时，他宣布了一条针对大家一直所顾虑和实际困难而制定的政策，又称“三不影响”政策，该政策规定，对调出人员，学校保证做到：不影响工资升级，提工资先照顾流动人员；不影响分房，调出后照样参加学校的排队分房；不影响职称，提升职称的在调出之前能解决的都尽量解决。
这项政策深得人心，消除了流动人员的心理顾虑，绝大多数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正在此时，上百个单位听说交大要向外流动人才，纷纷来交大要人。这一消息对流动人员无疑又是一个鼓舞：“这么多单位需要我们，换个单位也许更有利于自己的发展，也许能干出一番事业。”
至此困难重重的人才流动政策得到实施，3年来，交大共调出501人（其中教师317人，干部184人），调到教育部门163人，工业部门110人，科研单位39人，外地35人。绝大多数在新的单位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一位大学毕业20年来一直在实验室打杂的教师，调到上海市手工业局职工业余大学，很快成了骨干教师。有个教师动手能力不错，但讲课效果不好，学生不欢迎，调到某地工业部门当负责人，工作却很出色。
俞少罗教授是材料系副主任，学有专长，能力也强，但像他这样的人才在交大很多，留在材料系，“几马同槽”，互相轧住，难以“奋蹄千里”，恐怕升为系主任也很困难。邓旭初认为，他可以独当一面，可以担任更重要的工作，因此调他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可是俞教授顾虑重重，老想不通。正当他委屈之时，邓旭初亲自向他交心：一山藏不下几只猛虎，你只要换一个山头，一定能奔腾跳跃，充分发挥作用，前途无量。俞少罗见老邓如此诚恳，话儿句句说到心里，终于点了头。到了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作了一段一般的工作，不久便崭露头角，逐步提升，几年后被任命为校长。事后，俞教授说：“我当时对流出交大很有顾虑，后来发现，学校的人才流动政策是正确的。”
一部分人流出后，交大的编制松动了，加上招生数量逐年有所增长，根据实际需要，在编制与工资尚有余额的情况下，先后选留了360名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根据新兴学科的需要，其中不少人被派往国外进一步深造。从外单位引进了177名学科带头人和紧缺人才。人才流动提高了交大教师的整体素质，减轻了近亲繁殖的弊端，解决了人浮于事和紧缺人才的不合理现象，改善了教师的年龄和学科结构，许多老教授高兴地说：“现在交大的师资后劲足，学校大有希望了。”
然而邓旭初和交大党委并没有就此停止探索。他们认为，要想使教师队伍不断补充新生力量，人员的流动就不能是一次性的短期行为，因此人才流动应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
上海交大这次人才流动，为后来建立和发展新学科作了人才上的准备工作。
在校外人才交流的同时，校内人才流动也在逐步实施，各系、部、处积极进行人才流动。系里原来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总支副书记是一批老同志，他们难以适应青年学生的思想变化需要，学校就从年轻的教学人员中挑选一部分政治素质好，组织能力强的年轻同志担任总支副书记和学生工作，他们与学生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使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图书馆是学校的学术和情报中心，但当时却成了“养老院”，一些身体不好的就被调到图书馆工作。在人才流动中，学校给图书馆调进20名本科生。一些“偏才”，“怪才”，干其他工作不行，但三五个月能自学一门外语，学校就把他们调到图书馆去搞情报工作。
上海交大的人才流动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1984年接见邓旭初等交大领导时说：“上海交大通过改革使人才流动起来，这不容易。交大能办到的，为什么其他学校办不到，希望有关部门研究这个问题。”人才的流动是有困难的，平时哪怕调走一位同志，都往往要磨破嘴皮，这次调走501人，困难自然不少，但是只要领导班子团结，工作做细，处理问题合理，目的是可以达到的。
3.定编与制订教师工作规范
在人才交流过程中，邓旭初和交大各级领导顶住了种种压力，经历了不少磨难，有的甚至“唾面自揩”，坚持不懈，终于取得了大的成功，教师们积极性大增，教师队伍结构明显改善。然而，一段时间过去后，邓旭初发现一些部门忙闲不均的状况并没有改变，各单位编制继续膨胀的趋势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于是邓旭初决定组织一个调查组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一个以副校长朱雅轩为首，由人事处、科研处、教务处共同组成的调查组迅速深入基层。朱雅轩对基层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调查和分析，把基本情况报告学校党委。
邓旭初和党委认为，调动教师的内在动力除了提高教师的政治觉悟外，还有两个因素：一是要尊重教师，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提供发挥业务专长的活动舞台，并根据其水平、贡献及时给予相应的职称和级别；二是分配上必须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奖勤罚懒，拉开差距。尤其是第一个因素，对知识分子是起到决定作用。为此，邓旭初提出要实行定编，制定教师工作规范，该项工作由朱雅轩同志负责起草制定。
经过几个月的深入调查，朱雅轩与调查组进行了深入分析，制定了《定编计算办法及分配方案》和《定编工作实施办法》草案，交学校党委讨论。
1981年，党委肯定了有关定编草案，决定在全校实行定编工作。
在一次动员大会上，邓旭初抛出了“定编”话题，一口气讲了有半个小时。此时，“定编”一说，如同捅了个马蜂窝，大礼堂顿时开了锅。这是由于人浮于事，尽管人所共见，但一旦定编，谁在编，谁编外，这比之人才交流工作的难度还更难上百倍，“大锅饭”、“铁饭碗”多少年，一旦列入编外，不说生活待遇，知识分子最珍惜的“面子”可往哪儿搁？
但大家也清楚，邓旭初一旦下定决心，学校党委下定决心，这件事就非干不可。干部们情不自禁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刚才的相互议论，原先的兴高采烈被泼上一脸凉水，人人都变得清醒异常，都聚精会神地捉摸着邓旭初每一句话语，这件事该怎么个干法。
定编工作终于在全校展开。干部们原先的耽心似乎是毫无必要，因为定编，实际上不存在编内、编外。因为这个时候的交大，已不仅仅有教学和大大扩展了的科研工作，还有创收、校产经营，这就造成“就业岗位”大增，完全没有“失业”之忧，也就无所谓编外。定编要做的工作就是分清谁的专长最适合搞教学、搞科研，谁最适合去创收、去当校产“老板”、设计师、工程师。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就是说通过定编既稳定、精干或称之为加强了教学、科研队伍，又从教师、干部队伍中分流出一部分“赚钱”的能人，真正做到了皆大欢喜。
根据《定编计算办法及分配方案》和《定编工作实施办法》，教师与学生（本科）比例为1∶6，校本部教职工与学生比例按1∶2.6计算，确定1982～1983学年学校定编总数为3785人。与1982年3月定编时教职工实际总数4515编数，每个单位定编不定人，但都要明确定编数和超编数。同时，规定随着专业的发展任务变化，编制数作相应调整。明确人才流动的经常性，条件成熟一个，安排落实一个。
在定编过程中，坚持先机关，后基层；先领导，后群众。定编还要充分考虑到队伍结构的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逐步改变教师队伍整体老化的现象，尽快建立合理的有作为的学术梯队，分期分批进行师资培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经过定编，党委正副书记定为3人，正副校长定为5人，校部机关根据业务相近的机构精简人员，合署办公的原则，3个部与有关部门合署办公，撤销了12个科室和1个机关总支，压缩精简六分之一的人员。同时抓紧办理教职工的退休、离休工作，到年底，400多人办理了离退休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