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同大炮打上了交道
邓旭初、沈锐二位的婚姻十分美满。但是，人生最可珍惜的新婚岁月，对这对新婚夫妇来说却是会短离多。原因非别，就是因为国民党失败得太快，我们的干部必须“赤了脚，拼命赶上去”！
在粉碎敌人重点进攻不久，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决定，全国各大城市将次第解放，必须赶在前面做好城市接管工作。最重要的一着，便是制定整套城市政策和组织干部学习城市政策。邓旭初于1948年春天调回华东军区，没有分配工作，即奉命去山东五连县华东党校学习城市政策。这个学习，使邓旭初和每个学员都兴奋非常。尤其是那些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快胜利了，快打回老家去了。1948年春夏之交，华东党校迁到山东青州。在夏天，粟裕指挥华东军区西线部队发起豫东战役，打了一个大胜仗，全歼敌区寿年兵团，活捉了区寿年这个司令员。在此之前，一度打开开封城，虏获无算。到8月，济南战役打响。“打开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这个战士自己喊出来的口号，惊天动地。眼看这个山东省会、国民党第四绥靖区司令部所在地，就要落入我们的手中，干部不够用。邓旭初他们这批华东党校的学员们，满怀迎接胜利的喜悦，一个个奔赴新的岗位。邓旭初更是喜出望外，与沈锐匆匆一别，便卷起铺盖，直奔宋时轮的九兵团所属炮兵团（后改名为炮兵16团），担任政治处主任。从此，这位27岁的广东青年，开始同大炮打上了交道！
直到今天，邓旭初还感到遗憾：到了炮兵团，济南战役已接近尾声，自己没有听到几响大炮，兄弟部队已经“打开了济南府，活捉了王耀武”。我的天，胜利来得好快啊。
济南战役一结束，上面命令立即下来，挥戈南下，准备参加淮海战役。
就在南下途中，邓旭初接到了沈锐的来信，带来了一个喜讯。他们的第一个爱情结晶呱呱下地了！“坐床喜”，也好快啊！因他出生在小坪庄，取名为小坪。
炮兵16团由一个美式榴弹炮营（由汽车牵引）、两个日本野炮营（用8到10匹马拉一门炮）组成。这些炮，都是敌人“送”来的。开始，我们部队没有几个会打炮的士兵。有了炮，也不敢远射，怕误伤自己人。不过，人的积极性一旦发挥出来，便会产生很大的智慧：
打远不敢，这些新改行的志愿兵们却有好办法：凭自己的智慧勇敢，将炮推到步兵前面去，直到距目标100米左右甚至几十米，再拉开炮栓，填上炮弹。
用这个办法，摧毁碉堡城墙之类的目标，基本上百发百中。这个新发明，使俘虏过来的敌方专业炮兵大开了眼界。“你们竟把大炮当步枪使！”
2.从淮海战役到渡江战役
济南战役结束以后，炮兵16团南下曲阜，奉命休息几天，就直插徐州东面碾庄，参与淮海战役第一个大仗——消灭国民党精锐兵团之一的黄伯韬兵团的战役。接着，一个大胜仗接着一个大胜仗。1949年1月，淮海战役全面结束，共歼敌50多万人。据俘虏们供称，敌方对我军炮兵非常害怕，听到我方排炮轰鸣，便抱头鼠窜。这些话，听在邓旭初这些新炮兵耳朵内，自然格外好听。
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李宗仁上台代理总统，派出代表到北平，与我方谈判求和。我方一面认真谈判，一面全力准备渡过长江，直逼南京、上海等地，摧毁蒋介石的老巢。邓旭初的炮兵16团，上上下下摩拳擦掌积极行动。
这个团的车、马、炮，先沿津浦路开到蚌埠；再顺淮南线经合肥到荻港对岸。此时，北平谈判已经进行。渡江大军备战工作却丝毫没有松懈。炮兵16团和兄弟部队的炮兵们，天天坚持敌前练兵，并在江北构筑了坚固阵地，炮口时刻指向敌人。
只待一声令下，便万炮齐鸣，把数以万计的炮弹射向南岸！
1949年4月20日子夜，国民党拒绝接受和谈协议。毛主席、朱总司令一声令下，渡江大军万船齐发，万炮齐鸣，仅仅约半小时，第一船官兵便首先登上南岸。渡江战役打响了，又是我军胜利了。步兵一登岸，邓旭初与16团炮兵们随后推炮上船，紧紧跟上，把战火烧进敌人心窝。
渡江以后，我东西两路大军，迅速夹击南京。南京守敌，仓皇南逃，被我军围歼于浙江长兴地区。待到邓旭初和他们的炮兵团赶到前线，已无敌可歼。此时，宋时轮的九兵团总部驻在湖州南浔镇。南浔，地处浙北，是浙江第一富镇。镇上有“四象、八牛，七十二条小黄狗”。所谓“四象”，指刘、张、庞、顾四大家，清末民初，已有5千万以上家财。“八牛”“七十二条小黄狗”，也有百万、十万以上。其中“四象”之一的张家，出过一个老革命张静江，是孙中山的最忠实拥护者，曾一举把自己全部动产献给孙中山闹革命。刘家位列“四象”之首，第三代孙刘承干，曾于1924年独资创办“嘉业堂书楼”。
藏书之富仅次于宁波天一阁。刘喜刻禁书，刻了送人，从不要钱，对弘扬中国文化作出过重大贡献。刘承干在解放后，把嘉业堂藏书楼及其私家花园小莲庄无偿献给了国家。刘承干的嫡长子刘沂万，现为上海文史馆馆员。
邓旭初及全团官兵赶到南浔，九兵团开团以上干部会。南浔乡亲父老热情犒赏自己的子弟兵。我九兵团干部带领战士连日冒雨追歼逃敌，历尽艰辛。今日开怀畅饮，个个兴高采烈。
3.血战高桥解放大上海
这是一场庆功酒，也是一场动员酒——喝完这场酒，一个更大的战役，已摆在我华东野战军面前——进攻大上海！
为了保护这个全国工商业最集中、全世界著名的大都市，让它完整地回到人民怀抱，我军决定采用“引蛇出洞”的战法。把敌军主力吸引到上海郊外，在郊区，逐一加以歼灭，然后再全力猛攻市区。“到瓷器店里捉老鼠”——这个最生动的比喻，说明党中央对上海市区和上海人民的关心，把上海市区比作一个偌大的“瓷器店”。既要在“店”里把大大小小的“老鼠”捉个精光，又要不打碎碗碗盏盏：这个难度有多大，可以想见。
根据这个要求，邓旭初率炮兵16团两个野炮营，奉命配合步兵，猛攻高桥。高桥是浦东重镇，与吴淞隔江相望，地处咽喉要道。敌军工事严密、坚固，守军属残敌中的主力，战斗力还相当顽强。我军步炮协力，付出相当重大的伤亡，才将其攻克。在这场战斗中，炮兵发挥了很大的威力。这个时候的炮兵，已经不是一年前邓旭初刚到炮团那个时候，把大炮当步枪使。而今，大批敌军俘虏经过诉苦等政治教育，自动摘下“青天白日”帽徽，换上了红五角星，打起仗来同老战士一样英勇。在猛攻海滨浴场敌人碉堡群时，炮兵大显神威，打得敌人抱头鼠窜，为支援步兵兄弟占领阵地，立下了大功。
高桥解放，邓旭初和同志们立马黄浦江边，眼看着敌人败兵、家眷，乘了各种各样的船只，狼狈而逃，大有扬眉吐气之感。他们其实还不知道：蒋介石这位已经引退的“大总统”，前不久曾坐镇上海复兴岛上，指挥“保卫大上海之战”。等到高桥攻克，才仓皇登舰而逃，也肯定从邓旭初他们眼皮底下悄悄溜过。
邓旭初随部队进驻浦东江镇，几天后，接到华东局通知：儿子病逝于上海警察医院。邓随即赶去，想看看儿子第一面同时也是最后一面。原来，邓南下作战，沈锐在俘虏军官训练处工作，随军南下。长途行军中，儿子得了肠胃炎。大上海解放，沈锐调到警察学校工作，儿子也就送入上海警察医院。其时他还未满周岁，抵抗力甚弱，又得不到很好治疗，很快结束了这短暂的一生。邓沈二人当然心疼，可是，他们知道，为了革命，为了胜利，有多少同志包括中央领导的孩子，早逝的早逝，失踪的失踪，这笔账只能向敌人去算！
上海解放后，邓旭初再次想到家乡艰难度日的老母亲，派警卫员辛公贤到广州（当时广州已经解放）找关系到开平老家。
到了开平，邓旭初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满面风霜，几个弟弟和妹妹在乡下劳动。
邓旭初把他们接到了上海，并为弟弟、妹妹找了工作。
4.改造董部大获成功
1950年春末，他又接到一个新的任务。到常熟国民党董兵团（在四川起义，调来常熟改造，号称董兵团）。参与对该兵团的改造工作。邓在这项工作中，担任一个团的党代表。到了这个部队，想想前两年在郝鹏举部的经历，邓旭初感慨万千。
时代大大不同了：郝鹏举起义倒戈，完全是被敌人的表面强大所吸引。
董兵团在四川起义，敌人在大陆已接近全面崩溃。开到江苏常熟接受改造，“前不着村，后不靠店”，蒋家王朝大势已去，不可能再有类似郝鹏举整个兵团倒戈这样的大动作。不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支部队原是四川地方武装，不少人都参加过“袍哥”这类流氓组织，也有不少是土匪出身，还有少数更是杀人不眨眼的恶棍。团内封建势力强大，帮派观念严重，与我军优良传统格格不入。要这些人全部都俯首帖耳，乖乖服从改造，一点风浪不起，也绝不可能。我们的方针是争取绝大多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拒绝改造的坏蛋。经过几个月的教育，改造，大多数官兵，被我们争取过来了。快到中秋了，邓旭初与同志们商量以后，经上级批准，在这个团召开了一次大型诉苦会。会上，广大被压迫官兵痛哭流涕，倾满腔悲愤，大诉旧社会给本人以至全家带来的巨大痛苦。不少士兵诉军官压迫士兵的苦，诉着诉着，悲痛欲绝，竟至当场昏倒。诉苦大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会后，一个下级军官便偷偷向邓旭初报告：团长阴谋组织部分心腹骨干，在中秋那天，乘我军不备，在镇上大抢一票，然后就近拉到太湖，同湖匪合流，重新拉队伍，干反革命。
那个下级军官还说：“团长计划押邓旭初替他挑行李，到了太湖再枪毙他。”
在此之前，我方早已发现这伙人常常鬼鬼祟祟在一起碰头，证明这个下级军官的报告决非存心诬告。邓旭初听了，立即通知自己的同志，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充分准备以后，邓旭初和我方的同志在中秋前夜，以庆中秋为名摆了个“鸿门宴”。请这位“团长大人”及其心腹部下前来赴宴。他们一到现场，即被抓获。邓旭初当场宣布他的罪行。此人貌似“好汉”，一经点破，马上瘫倒，爬到邓的脚下，磕头如捣蒜，连叫“饶命”。这样的毒蛇，怎么能饶呢？
弄清情况以后，经上级批准，这个“团长”终于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