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上述这一切需要我们的影视传播者有真诚的事业心与责任感，不断地向观众靠近，从而正确地引导观众。小的地方可以表现在向家人、朋友请教，倾听他们作为普通观众的呼声，阅读观众的来信，了解他们的创意。观众需求的多元复杂，充满个性色彩，但可以根据合理的建议对不同的社会问题的方方面面有所涉猎。在占有、梳理、整合之后，进行高层次的创造，以可视、可听、可想的形式进入千家万户。尤其要满足主流社会的审美心理需求，主流心理的需求常常是当下大众最关心的热点、热源，同时随着主流审美心理的变迁而适时地调整节目的角度和方式，确立中国观众分类学的研究。鉴于此，应当建立电视观众的调查研究机构，一个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应该有健全的科学的观众反馈信息系统，在互相制约、互相渗透的动态过程中寻求生存与发展。维纳指出：“中央决策机构根据反馈来的信息决定机器下一步行动。”“不论是政府、大学还是公司的行政管理人员，都应当参加双向通迅流，而不只是参加从上而下的通迅流。否则最高官员就会发现他们的政策是建立在完全误解下属人员掌握的事实的基础上。”②
影视传播契合对应关系的具体实现，还体现在各套节目的布局上、节目系统的安排上，也表现在每个具体节目上。电视为城乡亿万人民提供着人类娱乐史上前所未有的共时、共态的欣赏，应该充分满足观众积极参与的欲望，让节目从一元到多元，经常求变、改版、创新意，了解观众，贴近观众，把观众对电视的依赖转化为一种高度的责任感，而不是看作可以任意填充时间的借口。从而让电视发挥余暇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的关系的作用，追求对观众的文化精神和知识信息的满足。从而完美地完成电视与观众之间的双向交流的全过程。
①田本相：《电视文化学》，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
②《维纳著作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9页。
§§§第二节影视传播与审美发生学
根据文学名著、畅销小说、叫座名剧、神话故事等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在社会上已广泛流传，再加上报刊和其它大众媒介的评论、介绍，有了很高的知名度。不少人对之感兴趣，产生欣赏的审美心理需求。诚然，由于时间、精力的限制，人们无暇阅读长篇小说，特别是世界名著，而经过改编的影视剧却能把几十万字的宏篇巨著，浓缩为在短期便可一睹为快的声画艺术，这是影视时代的文学奇观。名著的改编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列宁所提出的使“伟大作品真正成为全体人民所共有”的理想。把古代和现代的伟大作品改编为影视剧，依赖强大的传播工具普及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成为人民所共有的精神财富，这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是影视传播所做的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一、关于改编的现实意义与观众选择
改编是影视剧创作的一条重要途径，特别多的优秀影视作品都是改变的产物。每年世界各国的影片来自改编的占到一半左右，在我国获过大奖、家喻户晓的影片，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人到中年》、《红楼梦》、《围城》......都是从已经有定评的小说中演绎出来的。
改编可以分为世界经典名著、经典小说和一般的文学作品、神话故事、名剧、名段。小说要有改编的价值，有好的故事。这里要探讨的是经典名著的改编。名著是大家的财富，应让全人类来分享，而改编呢？夏衍认为：“改编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也是相当艰苦的劳动”。①因此改编是勇敢者的事业，也是智慧者的工作，同时改编既是导演的艺术，也是对导演导演一部影视剧的水平的一种检验。名著改编是件颇具功德的事情，利用影视传播这一最方便、最有效的途径，形象性地宣传名著、传播文化，从而提高观众的审美水平，增加审美的内容。尤其是在我国，让人民群众认识优秀的民族文化，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是一个响亮的口号，但却不是一两天能办到的事情，而名著的改编是弘扬民族文化的一种传播形式，从一点一滴，一部一集做起，是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所做的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也有助于中国文学艺术通过传播走向世界，向世界宣传中国优秀的文化精华，无论从传者还是受者，都是不谋而合的。
① 《电影论文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年版，第231页。
改编有成有败，有好有坏，这不仅关系到一个导演的水平，更是一个能产生深远影响的问题。首先，何谓名著？名著思想性、艺术性高度统一，为古今读者所认同，名著中的人物故事约定俗成，为世人熟知；名著通俗易懂、流传经久不衰；名著不会因时代替换而被遗忘，它永远不会随着思想、原则、舆论的变迁而过时；相反，它应该是在当今推动世界文明最有力的力量；名著言近旨远，内涵丰富，每一页大于平平常常的一部书，富于启发性和教育性，对人类思想、文明作出了基本贡献。名著是通过艺术家描绘那个时代的生活画面、各式人等所构成的艺术世界，并由此折射出来的人生会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与审美，这种精神与审美代表了一代人的命运与心声。因此，名著的改编不能轻易改变名著的主题思想、人物性格、艺术形象，而是要在体现原著的思想感情、精神内涵以及它的美学价值的基础上再创造。
尊重原著的个性、风格、立意，使文学与影视传播达到创造性的统一，这是改变的要义。因为屏幕上的视觉固然增强了感召力，抢占了公众的注意力，但是，受众在快速变化的动感画面前来不及清晰的具象思维，迷失了想像空间，从而把原著的光辉蒙上了彩色的灰尘，这就违背了改编的要义与初衷，践踏了观众的审美需求。在某些方面，改编一部小说或一出戏剧要有比写一部剧本更多的审美要求和创造性。越是好的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越是不好把握。
1.对于改编者来说，最初的关键应该是选择改编的对象，这对象应该是他最熟悉的，能够激发他的同情与创造的欲望。同时，改编时一定要遵循艺术的创作规律，照顾和考虑千百万人流传而形成的“审美心理定式”和民族传统的欣赏习惯。名著人物众多，互为因果、互为关联成为一个有机的网络，动一个而动全局，因此要把握好尺度，尊重人物关系的基本链条，对文学经典进行现代阐释，在尊重文本的基础上，还要看改编的必要性与现实性，即文化内涵的多少，社会环境与经济条件的可能。最后改编是由文学符号向视觉形象的转换，在这一转换的过程中需要当代意识的参与，需要用声画艺术更好地传达名著内涵。但这种创作只能是“强化与突出”、“淡化与省略”，以此来传达改编者的审美个性与传播情怀，表达出导演所要传达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品格及美学修养。
前苏联小说家兼电影编剧瓦西里耶夫说，文学和电影是两门不同的艺术，它们有各自的形象体系。电影形象是直接的，文学形象是间接的。在改编过程中，小说很丰厚的形象直接搬上银幕后肤浅了，小说形象所具有的象征意义、风格情调上了镜头则荡然无存了，小说本来淡漠的东西一搬上银幕变得强烈丰富了。成功改编的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原作中幽静的山林、薄雾缭绕的湖面、古老的乡村小教堂、或近或远的清丽的鸟鸣声。这是“这一个”战争的特定环境。而在改编的影片中，主人公也是牺牲在这美好的大自然中，给影片带来了新的抒情、新的审美。透着芳香的森林空地，绿草葳蕤，阳光暖暖地晒着。当女主人公勃利奇金娜陷入泥沼时，片中有一个静场，仿佛大自然在为她默哀，大自然以其博大的胸怀庄重地接受了它的女儿。大地有情，祖国有情，如此美好的祖国值得她的儿女们奉献全部生命。改编后的影片，情与景在这里相融了，民族风情与民族性格在这里相融了，大自然的美好，战争的残酷，和平的可贵在这里升腾了，天人合一，动静合一，刚柔合一，理想与现实合一，原著与改编合一，这部影片充分体现了原作的风貌和改编的审美价值。
如何才算不成功的改编呢？我认为在电视剧《雷雨》的改编中，存在着许多遗憾，显出仅有与大师对话的勇气，却无与大师对话的能力。改编中，编导过多地加进了主观色彩而使剧情失去了原有链条的合理性。在曹禺的原作中，繁漪与周萍一个是继母，一个是继子，他们的恋情是被放在一个死一样的封建专制的家庭中。就是因为只有“在共同面对一个封建家长”时，在这个特定的备受压抑的封闭的小社会里，他们两人才有可能从互相同情到互相吸引。而电视剧里将这扭曲的恋情加以美化，以欣赏同情的眼光看他们出双入对，好像是另起炉灶，合情合理的爱情了。改编没有承载它应该具有的社会意义和审美品格，把原来作为对周家两代人虚伪与冷酷的“批判者”而存在的繁漪，变成了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爱情悲剧女主角。这大大削弱了这部电视剧的社会批判力度。《雷雨》原作中“喝药”历来被称为“经典中之经典”，展示了封建家长对人性的摧残，令人心灵震颤，揭露了封建家长制下的人没有自由。而电视剧中轻描淡写的温情处理则令人大失所望。同时多余的镜头冲淡了戏的浓度与冲击力。改编经典名著无疑极具诱惑力，然而也充满了挑战。这诱惑来自经典的知名度，观众的高期待值及两者可能带来的效益。越是这样，我们越是需要改编的理论与原则作为指导。
要想改编成功必须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涵，忠实原著主要人物的命运、性格走向，主题思想、风格，语言个性化，要突出民族特色。例如《水浒》武打设计很出色，打得让人觉得可信。如果用声、光、电设计武打场面就不是中国人的传统打法，片中体现的是中国武打作风，与欧洲风格迥异。美学风格的实现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的。
2.那么改编者的创造性该如何体现？名著改编过程中“忠实与创造”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原作主题思想无疑是作家创作主旨的体现，改编者只能将其深化、突出，而不能削弱、淡化乃至推翻，这是那个时代的反映，那个时代的缩影。原作的风格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在其作品中呈现的风格特色，改编者也必须使这种风格活灵活现，是变文本风格为画面风格。风格是不变的，变化的是表现风格的手段。否则，很难成功。忠实性改编总是试图按电影的条件重新传达文学原著的审美内涵，尽可能接近原著的精神。夏衍曾说：“每一个改编者可以有自己的风格，但要力求尊重原作者的风格。鲁迅的风格是谨严的冷峻的，巴金就更热情、浪漫一点；老舍又比较幽默，改编鲁迅的作品要尊重原作者的朴质的特色。”①夏衍改编鲁迅的《祝福》、茅盾的《林家铺子》，可谓是在改编中忠实原作风格特色的典范。最后，原作的艺术节奏是一个真正伟大的电影艺术家的标志。除此以外，改编要充分发挥编导的创造性，进行二度创作，在二度创作中去充分表示编导的智慧，展示导演的艺术水准和审美追求。
忠于原作并非是对原作亦步亦趋，唯原作是从，不能做任何改动，或是视其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偶像，不准有任何编导的二度创作。古典名著改编为电视剧，是当代艺术家对文学经典的一种现代阐释，它必然要融入现代人的价值判断、审美趣味。因此在保持原著风格面貌的基础上应该对其不影响整体的情节、次要的人物、过于难懂的语言等作现代的增删和调整，换一套新的艺术包装，其创造性的艺术劳动往往表现在这里。
①《夏衍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13页。
重要的是改编不等于改造，务必要体现原著的思想精髓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时代背景。在这个基础上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如《西游记》的改编本着“忠于原著，慎于创新”的原则，删除了情节重复雷同的地方，删去了宣传封建迷信、因果报应的思想。在艺术处理上，以系列剧的形式，每一集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观众感到很有新意，并曲折地反映了人民反抗统治者、反抗邪恶、征服自然、战胜艰难险阻的精神。再现了原著以云谲波诡的笔触写出的神仙幻境、魑魅魍魉和唐僧师徒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取经故事。改编者只有高屋建瓴，在把握原著的基本精神和情节脉络的基础上，加上创作者的主体意识，根据自己的独特的视角，对原作进行或强化或弱化的艺术处理才是成功的改编。一般来说，对中外文学巨匠大师们的经典之作改动和创作的幅度、人物之间的关系不能变动太大，对于神话、小说、民间传说改动的自由度可以大些。
安德烈·巴赞把忠实的改编者比作试图发现与原著相对应的词的翻译家。巴赞认识到异质文化之间的差异，是词与词之间的翻译转换，这远不及电影导演把一个词转化为一个画面那么容易。外国影片理查森的《汤姆·琼斯》是忠实改编的一个例子，约翰·奥斯本的电影剧本保留了小说的大部分情节结构、主要的人物事件，还保留了机智的全知的叙述者。除了对小说做一些形象的说明以外，删去了不必要的细枝末节，庞杂的小场面汇成了主要的集中的场景展示。而小说中两个次要的方面为了烘托人物在电影中被凸现出来：汤姆和沃斯特夫人共同进餐的著名场面和猎狐情节。进餐和狩猎是原作者最喜欢的两个隐喻表达，奥斯本忠实了原作，又发展了原作。
影视传播是一种主体性极强、充满灵性的高级精神活动，创造者在生活、性格逻辑的驱使下，在创作过程中会产生自己的灵感冲动。但最关键的是要在思想上、艺术上与原著交融，改编者“毕竟不是把一部作品本身搬上银幕，而是把他自己对这部作品的理解搬上银幕”①。这有点像画家作画。前苏联优秀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编剧瓦西里耶夫说过一段很发人深思的话，他认为编剧与导演对战争的看法一致：“我和他是同一代人，我们俩都打过仗。我们的命运、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对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发生的有关事件的体验与感想都很相似。”②沟通与交融很重要，文学是最难电影化的东西，只要改编，就会成为一种质的转换。众所周知的一句话：“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不同的改编者一定是有不同的建议、不同的手法、不同的艺术表现、不同的美学风格。实践之树长青，谁高谁低，从成功的、成熟的作品中会看出改编者的造诣与功底。
①［苏］瓦西里耶夫：《作家和电影》，载《世界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第49页。
②［苏］瓦西里耶夫：《作家和电影》，载《世界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第50页。
二、传播的角度与受众的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