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如何才能将其他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有效地引入自己的研究工作，以加速研究进程？笔者认为：第一，必须具有多维的开放型知识结构。不仅要懂得心理学，还应懂得与之有关的其他学科的知识，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理、生化等方面的知识，具备这些知识也就有了可“移用”的具体对象。第二，要充分认识“移用”方法的重要性，并加以自觉地运用。不管干什么，有意与无意，目的鲜明与目的不明，其最终结果会相差甚远。理论与方法的“移用”也是如此，只有当研究者充分认识“移用”策略的重要性时，才会迫使自己在密切注意心理问题的同时，又去学习、关注其他学科的有关理论、方法，并时常将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与自己的研究对象联系起来进行试探性思索。显然，这种研究者在“移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时成功的可能性较大。第三，要善于联想与类比。为提高“移用”的功效，可利用联想与类比，把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两者联系起来，找出被“移用”对象与研究对象间的共同点或相似点。这种共同点相似点越多，运用移用法的客观基础就越坚实，“移用”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移用”成功的可能就小。所以，联想与类比是“移用”的向导，它能为“移用”提供线索与思路。
四、精神分析派的思想方法
美国心理学家黑尔说，“冯特的影响在过去一直是巨大的，而弗洛伊德（S.Freccd）却具有一个巨大的现在，并还有一个更巨大的未来”。有的西方心理学家甚至认为，“很难找到心理学或精神病学的一个领域未曾受到弗洛伊德的思想的影响。他的学说曾经激起成千富有成果的假说和鼓舞人心的实验。他的影响在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也都是同样不可测量的”。那么，原先并非心理学家而是医生的弗洛伊德何以会独树一帜，创立一个在心理学领域乃至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精神分析派呢？究其原因，除了弗洛伊德具有不顾世人冷嘲热讽的大无畏精神与热爱真理、孜孜不倦地钻研态度外，他所具有的独特的思想方法恐怕是他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凡事“深究”、善于“分析”、注重“释义”是他的研究思想的最显著的特征。
众所周知，现象和本质是反映人们对事物认识水平、认识深度的一对范畴。在科学认识活动中，要透过事物的现象去把握事物的本质，首先应懂得现象和本质及其辩证关系，即任何事物的本质都表现为各种现象，任何现象都反映着事物的本质。对此，精神分析派心理学家具有较为深刻的理解。他们对精神现象的研究从不满足于其“表面价值”，认为任何心理现象的背后都隐匿着其他更重要更富于深远意义的精神作用。弗洛伊德曾明确声言：“你们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到我们心理学的目的所在，我们并不愿意单纯地去描述现象和类别现象，而是要把它们作为某些势力在精神内发挥作用的信号，作为某些正在力求达到一种目的的倾向，某些共同合作或相互对抗的倾向的表现来加以理解。”可见，精神分析派心理学确实是一种深度心理学，它不像一般正统的心理学那样仅满足于精神现象的“表面价值”，只求对现象的“知其然”而不求“知其所以然”，即使“求其所以然”也多半在追求“外因”而很少追求其“内因”，即使偶然追求其“内因”也常是“浅尝辄止”、未肯深入其源。所以，正统心理学对精神现象的理解远不如精神分析派心理学那样深刻和清晰。
既然现象与本质有区别又有联系，那么心理学研究者该怎样利用现象与本质间的关系使自己对心理事实的认识从现象层次进入到本质层次呢，弗洛伊德认为，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深入地分析现象。就他看来，在人的精神生活中，无论从日常琐事到睡眠做梦，还是从正常人的偶然错误到心理失常者的各种症状，无不具有深远的复杂的含义，所以任何心理现象、无分巨细都不是偶然的，绝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为此我们必须通过细致而深入的分析、研究来探究精神现象的内在真相，这种对精神现象的探究绝不是小题大作，绝不是“把劳力和兴趣浪费于琐事”。应该承认，弗洛伊德看重现象，把现象看作是本质的表现，并试图通过分析现象去揭露现象的内在本质的思想方法是正确的。
值得指出的是，弗洛伊德在作现象分析时十分推崇“因果决定论”。他认为，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事无巨细，都离不开因果关系的链条，只要我们善于研究现象产生的原因，并跟踪现象间的因果链条，就能达到由现象逼近“本质”的目的。例如，就弗洛伊德看来，自由浮现于心头的任何东西——无论是一个词、一个数字、一个人名或一件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和前后所浮现的东西有一定的因果联系。因此，他十分重视自由联想，他说：对自由出现的数字的联想也许是最有意义的，它们是如何迅速地一个跟随着另一个，直至从不可思议的必然性接近一个隐藏的目标，这确实令人吃惊的。他又说：我们的方法就是要在这些要素（指梦的要素）之外，凭借自由联想，再唤起其他的代替性形成物，由此我们去推测所隐藏的东西。可见，弗洛伊德把因果分析看成是能挖掘出现象背后隐藏的东西的重要手段。
不过，弗洛伊德的“因果观”带有一定程度的绝对主义和宿命论成分。他只承认心理活动因果联系的必然性和绝对性，而否认其偶然性和相对性。他将一切心事事件（甚至偶发行为）都看作是由本能冲动和被压抑的欲望所支配的。例如，在他看来，一个人从出生到衰老的一切行为无不带有性欲的色彩或无不受性本能的支配。他甚至认为，幼婴的吮吸动作也是一种性欲的表现，而艺术家、戏剧家的创作活动也都与性欲有关，这显然近于荒谬。当然，我们并不能完全否认性的本能冲动有时对人的生活动机的重要影响，而且在某种情况下，就某些人而言，这种动机可能具有很重要乃至于主导性的作用，但绝不能说如此复杂的人类社会中人的生活动机仅限于性的本能冲动。像这类机械的一因一果的偏激之例在精神分析派的理论体系中屡见不鲜。
尽管精神分析派心理学的因果观有偏激之特征，但就因果决定论而言，在心理学研究中确是极为有用的。正确把握心理现象间的因果联系是获得研究成果的先决条件。由于心理现象是一种复杂而又精细的现象，尤其是无意识心理表现总是相当隐晦，再加之“象征作用”乃玄妙的无意识精神作用的加工和掩饰，使心理现象变得更加难以认识。如果在研究时采取粗疏态度和偶然论观点，不以因果观为指导，不对现象间的联系作深入分析，那就很难辨识单一现象的含意所在，这种研究就很难收到应有的完整和深入的成果。弗洛伊德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抓着了精神病患者的一切精神现象的蛛丝马迹作深入地分析后，才发掘出埋藏在患者的无意识深处的症结或病源。所谓“精神分析”，也正是渊源于此。经“精神分析”的开发与透视，才使人们了解了精神世界这一被人忽视的奇异领域。
当然，弗洛伊德认识的精神世界仍是十分模糊的。“精神分析”所获的结果多半仅是“假设”，这一状况与弗洛伊德所采用的“释义学”方法密不可分。释义学早在古希腊时期已有思想萌芽，最初是对阿波罗神庙中的神谕的解释。后来衍生出两个基本含意：一是使隐藏的东西显现出来；二是使不清楚的东西变得清楚。由于精神分析派心理学的整个理论大厦的基础是“潜意识”，而“潜意识”即不能通过人的感知直接观察，也不能通过自我观察而捕捉。那么潜意识如何才能被呈现与认识呢？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无时间性、不合逻辑的潜意识现象只能通过潜意识的符号才能得以了解。例如，梦可以分外显的内容与内隐的思想，而内隐的思想会通过梦伪表现在外显的内容之中。因此，我们面临的将是一项崭新的工作——仔细检验梦的隐意与梦的显意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前者如何转化为后者的过程。所以在研究潜意识现象时，除了观察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意义象征与被理解或被解释的关系。这样“释义”便成了弗洛伊德研究精神现象的手段之一。由于这一手段的运用，他通过两条途径走向了深蕴心理学：一是梦的解析；一是对神经病症状的解析。具体进程为：潜意识→意义象征→释义→为意义所了解。可见，“释义”是关键性环节。
“释义学”方法与实验法相去甚远。实验法所追求的是客观性，为了控制实验条件，往往须剔除实验材料的人为意义。实验者的任务是观察并记录反应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实验程式清楚确定且可重复。相比之下，“释义学”方法则有间接、主观、玄妙特征，是那样艰深晦涩。尽管如此，许多精神现象却只有凭借对象征、符号的释义才能得以了解、认识。例如，自由联想不仅具有宣泄功能，而且能为精神分析的解释提供素材。精神分析者一旦了解了症状与病人以往生活经验的关系，即了解了病人的创伤，并把含有症状意义的潜意识历程列入意识，病人的症状也就随之消失了。这里，精神分析者不过是通过释义帮助患者意识到潜意识的致病因素。可见，人的深层的心理结构相对表层结构来说的确有一个以符合展示自己意义的过程，当经验观察无能为力时，必须借助于“释义学”方法，该方法能为研究深层心理结构提供一种新的尝试。当然“释义学”方法也有许多不足之处，其中最主要的是难以获得有关研究对象的客观、公正的研究成果。按弗洛伊德观点，通过谈话、自由联想、释梦，患者把心理生活披露给精神分析者，而精神分析者则通过释义的过程，以达到对病人病症的解说。在此，一个根本的前提是精神分析者对病状根源的理解。尽管不同的理解最终只能产生一种最为正确的解释，即一种最能反映生活的解释，但事实上，理解则因人而异，由于武断、主观性所致，人与人之间对同一事实的反映，可作出的解释有时会相差甚远。因此，使用“释义学”方法时，要注意克服主观性是至关重要的。
总之，精神分析派心理学的思想方法尽管有不足之处，但确有许多方面值得肯定。例如，精神现象与内在症结的区别与联系的思想，通过精神现象去探究本质的思想，注重现象间的因果分析等。这些思想方法之所以值得肯定，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显然，这些思想原则值得我们在“心理”研究中加以严格地遵循。
五、现代认知派的思想方法
有人将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出现称之为心理学的第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指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兴起）。有人则持否定态度，认为现代认知心理学是“新瓶装旧酒”，不过是用信息加工的新名词来代替过去的心理学名词而已。于是在国内曾一度对现代认识心理学展开过不少评论。从现状看，一概否定的态度似乎已有转变，因为现代认知心理学客观上已占据了现代心理学发展的主流地位，尤其在心理过程的研究中，由于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参与，心理过程的研究领域已大大扩大；心理过程的研究目的已从获取心理物理函数转向内部心理机制；心理过程的研究形式已从分析型转向综合型。这些转变使心理过程的研究开始认知心理学化了。现代认知心理学之所以能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与作用，笔者认为，与它独特的研究思想密切相关。换言之，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发展正体现了它在思想方法上摆脱了传统的思想方法的束缚而有了重大突破。
现代认知心理学以心理结构与过程为研究对象。然而这一需要认识的目标设定之后，即面临三大问题：第一，通过什么途径去认识？第二，运用什么方式去认识？第三，借助什么手段去认识？针对这三个问题，现代认知心理学家将传统心理学方法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形成了与问题相对应的三种方法：类比、抽象分析与模拟。
（1）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将人与计算机作类比是认识心理过程的新途径
受信息论、计算机科学的启发，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尽管计算机的硬件与人脑的神经结构不同，但却可以把计算机与人脑进行类比。理由在于，人脑与计算机都是信息加工系统，既然人脑的工作原则和计算机相同，那么把人脑与计算机作类比是合乎逻辑的。
人脑与计算机究竟能否作类比曾引起了不少争论。有人持批判态度，如诺曼尔（1981）认为，将人看作符号系统是不够的，人具有生物基础和演化的历史，因而生命系统（人）需要维持生命，要从环境中取得食物，保持自身，繁衍和教育后代，这些都是通过具有调节系统的生物结构来实现的。调节系统是一种内在的稳态系统，它与认知系统相互作用，以作出对环境的解释与维持内稳态行为。所以生命系统具有目的、愿望和动机，能选择有趣的任务以及与目的有关的作业，可控制心理资源的分配、适时启动和结束有关活动。以此为理由，诺曼尔批评现代认知心理学将人看作纯粹的智能有机体，不赞成将人与计算机作类比。
有人（西蒙）则对这种类比表示赞同。他认为，符号系统（即物理符号系统）如果能表现出六种功能：输入符号、输出符号、存储符号、复制符号、建立符号结构、条件性迁移，那么它就是一种有智能的物理符号系统。由于计算机能表现这六种功能。因而计算机是有智能的物理符号系统。反过来，如果一个系统有智能，那么便一定能表现出这六种功能。人是有智能的，所以人也是一种有智能的物理符号系统。既然如此，完全有理由将人脑与计算机作类比。
笔者认为，如将人与计算机作简单类比，显然是错误的。理由在于：第一，诺曼尔认为，生命有机体存在一个调节系统，该系统与认知系统相互作用，影响人的认知，这种看法尽管粗略且是假设，但人体内这种调节系统无疑是存在的。如果撇开人的社会和生物特性而进行人与计算机类比，这恐怕很难真正地认识情绪、需要、动机、能力、性格等心理现象的内在机制。第二，即使从人脑与计算机的功能对比着眼，两者也有很大的区别。计算机对信息具有操作快、精确、能长期保持、易于提取、表征详尽与严密等特征，而人脑在相应功能方面与计算机相比相差甚远。但人脑却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能发现新问题，吸收新知识，而计算机却不具有这些特征。所以计算机绝不能完全代替人脑的功能，而只能作为人脑功能的一种补充。既然如此，把人脑与计算机作简单类比，试图通过计算机来全面揭示人的认知系统的内在机制显然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