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也大声哭着，怀念着父亲的种种好处。几个女人在劝着母亲，要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保重身体，母亲越发悲痛绝望，惨叫一声“这日子叫我怎么过啊”就昏过去了。如此好几次。我静静地跪着，不时看一眼门板上的父亲，我无法像母亲和美英那样大放悲声，我的哀伤在心里，像一颗埋得深深的种子，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生根发芽。
父亲下葬了，就埋在河的那一边，站在我家屋后就可以看见。那个长方形的坑是姐夫和大伯他们几个男人挖的，父亲的棺材被两根绳子吊着徐徐放进了墓坑。
就在往父亲的棺木上填土的那一刻，一直站在大伯身后的我突兀地窜出来，一把揪住大伯的铁锹，哭喊起来：“不要埋爷！不要埋爷！”也许谁也没想到我的突然发作，都愣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如此举动，我只知道，坑内埋下的是我的亲人，是我一生一世亲爱的父亲。我不容许他们将父亲埋在这个永不见天日的土坑内。
我还是被人拉走了，我不知道我撕坏了谁的衣服，咬破了谁的手臂，我像个疯狂的小野猪，又咬又踢。
我的伤痛如此清晰而深刻。我在两个亲友的拉扯下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泥土掩埋了，最后只剩下一个高高隆起的土堆。父亲在里面，我在外面。他在沉睡，我在痛哭。
父亲的去世是我家苦难的起源。
（七）
【但我隐隐听懂了一点事情，那就是，母亲的痛苦和夜晚的叩窗声、桌上的匕首以及大人们嘴里所说的“无恶不作”的那个人有关，那个人是谁呢？他为何让母亲感到如此惊恐？难道是魔鬼？】
父亲去世后，母亲的体质日益下降，骨瘦如柴。开头几天，她除了流泪就是站在屋后呆呆遥望父亲的坟墓，神思恍惚。我和美华带着黑纱和白花去上学。为了给父亲戴孝，我和美华得穿三年的白鞋子。白鞋子很容易脏，我常常去河边洗鞋，就常常望着父亲的坟墓想心事，想他是否孤独，是否想我。
也许因为父亲曾是公社会计的原故，父亲去世后，生产队很是照顾我家，队里给母亲分了轻松点的活儿，就是搓绳、编草席什么的。我和美华由队里抚养到十八岁。也就是说，我和美华在长大成人前的口粮和学费全由生产队解决了。父亲的去世也使我们得到了村人的莫大同情，村人对我们的歧视开始有所转变，我们一家孤儿寡母就这样勉勉强强、磕磕碰碰地过着日子。
母亲是四十七岁守的寡，母亲对改嫁一向讳莫如深。父亲去世后约一年，就有好心的乡亲来跟她提亲，母亲一律摇头：“我什么指望都没了，只要两个丫头将来有出息。”乡亲好心劝解：“你一个人带孩子太苦，不如找个人帮你一把。”母亲还是摇头：“到哪儿去找个比夕贵更好的人？”
这些话是母亲和好心的乡亲坐在我家的煤油灯下说的，我和美华在灯下做作业，母亲在纳鞋底。堂屋正中的墙上悬挂着父亲的花圈，靠墙的米柜正中放着父亲的灵牌位和遗像，灵牌位上面用墨水写着“先夫赵夕贵之位”。母亲的目光始终看着那儿，拒绝了一个又一个的说亲者。
灾难总是猝不及防地降临。
忽然，有天夜里，东边永龙家的黄狗狂吠不止，一直暴躁地狂叫到我家的墙根底下，把我从睡梦中吵醒。我听到了一阵自行车链条发出的哗哗响声，到我家这边就没了动静。然后窗上就传来阵阵轻叩，“笃笃、笃笃”。我知道母亲醒着，她紧紧搂住我和美华，微微发抖，紧张得像只护雏的老母鸡。
狗吠越来越凶，附近的狗们也遥遥呼应起来，吠成一片。过了一会儿，自行车又响，那狗追着叫远了，不久就归于平静。我在母亲的怀里恐惧地醒着，母亲搂我的手松了一松，一颗水珠落在我的脸上，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哭。
有一天放学回来，我惊恐地发现母亲的眼睛是肿着的，桌子上放着一叠那个年月里罕见的粮票和油票。母亲呆呆地坐在桌旁。我乖顺地喊了一声“妈”，母亲搂过我，一串泪珠又落在我的头上，我惊恐无比，不知又有什么苦痛袭击母亲了。母亲不说，我也不好问。每天临睡前，母亲在大门后插一把菜刀，枕头下也放一把。夜里，自行车的响声和狗吠依然激烈，还有叩窗声。母亲总是紧张地搂着我和美华，一声不吭。
后来就有了那次“匕首事件”。匕首是插在我家木板桌上的，寒光闪闪的一把刀子，直立着插在桌子上。我放学一回家就发现气氛不对，家里有许多人，多是村干部。母亲红着眼睛，见我和美华回来，扑过来搂住就哭：“我死了不要紧，可那个畜生心狠手辣，说得出、做得到，他真要害我两个丫头咋办？”我在母亲的哭声与诉说中惊恐万分，一种巨大的恐惧紧紧笼罩了我小小的心脏。
只听村干部说：“沙玉芳，你让我们怎么保护你呢？总不能派民兵住在你家里吧？你都说他无恶不作了，他真要干了谁，我们怎么吃得消？再说你们毕竟有过婚姻，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怎么插手管你们的事？依我们看，他这次可能也是真心的，是你不给他面子，他才恼羞成怒拿匕首吓唬你，你不要害怕，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杀人偿命，他坐过几次牢，这一点肯定懂。要是他真心待你，倒也是件好事。你就退一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