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现代都市我的苦难,我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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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初秋的某个黄昏,

那是初秋的某个黄昏,太阳刚刚滚到山旮旯里去,附近的小刘村忽然人声鼎沸起来,顺风传来哀嚎阵阵。很快就有消息传过来,说是一个20岁的姑娘上吊死了。喜欢看热闹的村民们倾巢而出,朝着哭声最响亮的小刘村奔去。我也去了。

在农村,没有什么比上吊、投河、喝老鼠药更方便快捷的死亡方式了。几乎每年,各个村庄都会有想不开的村民非正常死亡,有些是因为婆媳不和,有些是因为夫妻打架,但像20岁的姑娘寻死的还不多。

(三十二)

【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对往下淌,曾几何时,我也是想一死了之的呢!虽然不是为爱情。那么弱小的女子,为了爱情,她没有能力与强大的亲情抗衡,她唯有以死抗拒。这份勇气是多么悲壮又是多么悲惨!】

那场景绝对是触目惊心的。那个姑娘还赤着脚,脚丫子上残留着微干的黑泥巴,那是稻田里肥沃的泥,她应该是刚从田里割稻回来吧!她上身穿件褪色的红的确良的衬衫,袖口也是高高挽着的,肩膀上有两个叠在一起的补丁。她躺在门板上,脸上蒙了一顶破破的草帽,薄薄的衣衫下挺着两个小馒头似的**,瘦瘦的身子一动不动,一条粗长的辫子垂在门板上。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大大的寒战,我不认识她,但我分明感到疼,感到怕。

她的家门口人山人海。有唏嘘的,有哭泣的,有打听的。哭声最响的应该是她的妈妈吧,呼天抢地的,还咒骂着什么。我也哭了,我看到那个女孩留下的一封遗书,被好多人传阅着。那是一张春节时贴门对的红纸,撕得很不规则,纸也已褪色了,字是用圆珠笔写在红纸反面的,上面只有歪歪扭扭的几句话:“我死了,你们就不能把我怎么样了。我和小九子是真心相爱的,你们硬要逼我跟别人结婚,我就死给你们看。我到死也恨你们!!!”一连三个触目惊心的惊叹号,表示了这个姑娘的绝望和仇恨。此刻的她平静地躺在门板上,以沉默的死,无声地抗议着她的仇恨。一个农村姑娘,唯一能主宰的,就是自己的生命。

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对往下淌,曾几何时,我也是想一死了之的呢!虽然不是为爱情。那么弱小的女子,为了爱情,她没有能力与强大的亲情抗衡,她唯有以死抗拒。这份勇气是多么悲壮又是多么悲惨!

从人们七嘴八舌的议论中我大致弄明白了,原来这个姑娘是和村里一个叫小九子的青年自由恋爱,但是她的父母嫌弃男方家兄弟多,家境贫困,坚决不同意,为让姑娘彻底死心,她的父母托人给她做媒,找了个在市里卖煤球的跛子,收了人家三千元彩礼,准备在阴历八月十六那天成亲。绝望的姑娘和小九子决定私奔,但那夜没走出半里路,就被闻讯而来的父母亲友堵截了回去,愤怒的亲友打折了小九子的腿,把姑娘拉回家中锁了起来。才过一周,姑娘就选择了自杀。

死去的姑娘并没得到彻底的解脱和安稳。她的死被其父母亲友视为是小九子的罪过,于是将她的遗体抬到小九子家中,逼迫小九子一家老小为姑娘的亡魂守灵三天,并将小九子家中的所有家具物件打烂砸碎,只差没拆掉房子了。当夜,小九子便喝了满满一瓶农药,紧抱女友的遗体,含恨而去。

这场巨大的悲剧发生在1987年的秋天。两条鲜活生命的非正常死亡让我心有余悸。我恨死了农村;恨死了贫穷而愚昧的农村;恨死了那些因为贫穷和愚昧而麻木了的灵魂!

也许就是那时候,我萌发了要逃离农村的念头。“死也要死到外面去!”我在日记里用力地写了这行字。

(三十三)

【我是一路走一路哭着的。我想着天亮时,还挂着胆汁袋的妈妈找不到我,该是怎样的悲伤;继父的大嗓门一定会把我的“私奔”丑闻在小荆山宣传得沸沸扬扬的。】

1988年如期来临。因为母亲生病时的欠债没有还完,我家过了一个凄凉无比的春节。没有一件新衣服,新鞋子,甚至没有一点肉。一锅豆腐白菜炖粉丝就过了一顿年夜饭。

这一年,注定又是我家的灾年。同样是夏天,母亲旧病复发。居然是胆结石!真奇怪,切掉半个胆囊之后的母亲居然又长了结石。手术依然是在铁路医院做的,结果是,母亲得救了,但又欠下欠元巨债!真正的雪上加霜。全家人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和窒息。挣钱还债,成了这个风雨飘摇之家的当务之急!

也许上苍还是眷顾我的,就在我处于人生的黑暗之中时,他伸出一只引路的手,将我拉出了黑暗——就在我妈妈出院回家的第二天,本村有一个顶替父亲在上海宝钢工作的小伙子大川回家来农忙。有一天晚上,他到我家来串门,他说起了上海的种种繁华,以及一个新鲜而陌生的词汇——打工。大川告诉我,如今在上海打工的农民特别多,工作也遍地都是,随便找个洗碗扫地的活,一个月也能挣到上百块。天!那够我在破碎机上干两三个月了。“打工”这两个字,像两支小小的蜡烛,在我眼前慢慢燃烧起来。

从我来到小荆山的时候,就认识了大川,我们经常互相借书看,在一起扳手劲,还经常成群结队地去有电视的人家看《排球女将》。他家兄弟三人,他是老二。我们经常会听到他被脾气暴躁的母亲打得鬼哭狼嚎,哭过之后,爬起来又去耕地挑谷,16岁的他就像个26岁的男人一样干体力活,壮实得像头小牛犊子。大川18岁的时候,幸运地接替了他父亲的工作,去了上海宝钢,做了合同工人,也成了我们小荆山所有孩子羡慕的对象。听他回来说了上海的种种好处,我的心不安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