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没有写完就病故了，很可惜。杨得志、杨成武都写了长征回忆录。去年开纪念国民党一大60周年会议，邓颖超出席并讲了话。中央征委会（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写了26万字的遵义会议材料，胡乔木亲自审稿。余秋里说，‘文革’中江青要打倒他，整他的材料，但一条也没有抓到，就是因没有写回忆录。我说，你当时没有写，是搞石油忙，现在该写了，他表示同意。余秋里是二方面军的，贺龙的部下，长征过金沙江时一条胳膊被打断了，一直拖到陕南民县，再不锯掉就要坏死了，刚好这个县有一家德国教会医院，有支外科手术钢锯，就锯掉了，所以现在仅有一条胳膊，但是在这次接见美国老作家时，他给记录人员拿椅子，轻而易举地递过去，老作家看了很感动地说，我看到了中国红军真正的英雄……”
1984年8月6日，陪同索尔兹伯里的中方翻译张援远致函胡华，称索尔兹伯里在美写作期间数次来信，提出不少问题。“有几个问题牵涉到您（指胡华）的另外一次谈话，当时我没有在场，没有笔记，只好请您帮助回忆一下。另外，还有几个一般性问题，请您或者把答案寄给我，或者寄予军博秦兴汉同志。1.陈云同志1935年8月5日离沪去莫斯科，这是奉中央的命令，还是在上海的中央局的命令（此时中央局是否已遭破坏不复存在），同行人中有何叔衡的女儿，她叫什么名字（zhuhua？），她的丈夫叫什么名字（chuzenbiao？）2.三十年代初，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援款由在上海的红十字协会负责人通过一家德国银行转交，这位负责人后来遭蒋介石逮捕，他叫什么名字？3.韩素音说，当年毛主席上井冈山过程中，起义部队中，有一些高级军官策划杀害他，可有其事？4.邓小平同志遵义会议后担任中央秘书长，后来在中央纵队的工作由刘英同志取代，他本人则被派到作战部队工作。这个时期邓的活动如何……”
对张援远的问题胡华根据自己所了解的史实随即作答。
1985年1月8日下午，军博秦兴汉、闫景堂来接胡华同至人民大会堂，参加由黄华副委员长主持的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索尔兹伯里的“长征”稿，酝酿提出中方看稿意见以及在中国出版事宜，中文稿翻译张援远等在座。1月11日，胡华复索尔兹伯里函。1月下旬，胡华开始看翻译为中文的索稿。1月30日上午，胡华把看毕的索氏文稿送军博秦兴汉、闫景堂处，并初步进行讨论。1月31日下午，胡华又一次到人民大会堂黄华副委员长处开会，讨论索尔兹伯里长征稿，提出看稿意见。到有秦兴汉、闫景堂、张援远。2月4日，胡华就阅看索氏长征文稿的意见致信索尔兹伯里。
根据胡华日记，索尔兹伯里1984年两次来华及之后在美写作期间，他们有过多次信函往还。胡华生前关于索氏来函被有关方面征借去了。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信函的主人早已作古，这一些宝贵的资料也难以再找回了。
索尔兹伯里对胡华的解答做了认真的记录并体现在他的书中。《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文版问世后，读者可以看到，从第一章“月光下的行军，到最后一章（第三十一章）”“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的注释中，显示胡华回答或提供细节的记载有七十余处。
索尔兹伯里与胡华的合作是愉快的。胡华的渊博与谦和，给索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热爱中国现代史的美国作家在完成《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后，又有了新的写作选题，并希望再度得到胡华的帮助。
1987年2月17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黄华致信胡华，信中写道：“……索尔兹伯里先生计划4月来华为写新长征进行采访80（年代）调研。我已告他提出写作大纲来，以便请有关方面做些准备工作。他说很希望再次同你会见，听听你的意见。待他写来写书大纲后当再转你。写‘新长征’题目比写老长征难度大得多，索知道此点，也承认他对社会经济问题不很在行。但其热情可嘉。也希望你对他可能找你交换意见做点准备……”2月21日胡华复函黄华，表态遵示。3月31日胡华复索尔兹伯里函，表示欢迎索氏来华交流，并告知其应美国费正清研究中心麦克法夸尔主任邀请，5月份将访美进行学术交流。5月9日下午，胡华到达纽约，索尔兹伯里驾车4个小时，热情地在胡华下榻处迎候老朋友的到来，聚餐席间，二人先期交流了中国的“新长征”，主题是中苏两国改革的异同。
胡华回国后，接到索尔兹伯里于6月5日的致函：
亲爱的胡华教授：
在您在纽约非常短暂的逗留期间，我能与您有几小时的会面，真是非常高兴。不巧我没能安排得过来去哈佛参加您的讲座。为此我深感遗憾，因为我那么想听到您的讲演。希望那讲座很成功。
我估计您后来没回纽约了，不然我会听到您的消息。现在您已经安全地回到中国了吧。希望旅途没有使您太劳累！
我答应过随此信传给您我与斯特朗女士书信的复印件。她信上的倒数第二段讲到，她受到毛主席对她去俄国一事的警告，但是没有听从。我认为这是极其有意思和重要的。它这么清晰地表明了毛对当时政治现实的理解。我认为，这个理解比大多数人的理解精确得多，也敏锐得多……当然更远远超过消息最灵通的西方人士的理解。
我很有幸地在杨尚昆将军访问纽约期间与他会谈。就完成手头的新书一事，我们有了我在中国的工作的全部细节。我预计7月初在北京，并期待着届时见到您。
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1987.6.57月8日，北京大学向青教授造访并告知胡华：胡耀邦接见美国著名学者邹谠时，邹谠对胡耀邦说，现在美国人民对中国了解不够，中国形象还不够高大。
这需要通过美国知识分子去影响美国的人心，而美国知识分子的认识，需要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对他们的影响。这就需要提高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影响。例如《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作者索尔兹伯里，如果没有历史学家胡华教授的帮助，是完不成他的著作的。胡耀邦说，胡华我认识的。邹谠接着说，原来我担心经济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民主化和文化思想的双百方针的贯彻，是搞不好的。最近看了《人民日报》关于双百方针的一些文章，我放心了，觉得中央注意了这个问题。我知道，这方面，胡总书记是起了决策作用的。胡耀邦说，不是我个人的作用，是中央和大家研究的。
1997年12月16日，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闫景堂在胡华逝世十周年暨《胡华纪念文集》出版座谈会上说：“索尔兹伯里在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时，对胡华最重要的访问是在1984年。据我所知，索尔兹伯里为了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曾两次来到中国，都重点访问过胡华老师。后来因为胡华老师比较忙，最后一些章节没有定，但是很多主要的东西，都给胡华同志通过信。比如说他后几章《冷眼向洋看世界》，写庐山会议毛主席到了庐山以后，从彭德怀开刀，一个一个直到“文化大革命”。我觉得用这个标题不好。最后一章是《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问我这个标题好不好？我当时就给胡华老师打电话，胡华老师说，外国人正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感觉，他写这个东西比较真实，比较可信，可以把这个情况给黄华同志汇报一下。后来黄华又给总书记胡耀邦汇报，我们基本尊重作者的意见，最后这个题目也保留了。到1987年哈里森再一次到了北京，到北京后，我们以解放军出版社的名义请他吃一顿饭，他在饭桌上非常动感情地说，他的书（指《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已经出来了。他非常激动，认为没有胡华老师，他的书就写不出来……”
胡华关于长征的研究和教学，应该说始自在晋察冀敌后抗战的时期。这反映在他后来在华北大学时期为教学急需印行的《中国近代革命史讲话初稿》（1949年5月校内出版）中，在这部教材，胡华讲述了“中国人民十年土地革命时期——1927年到1937年”的革命斗争，其中“空前的五次‘围剿’与反‘围剿’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与遵义会议的召开”是重点课。他那时评价长征说：“这一伟大胜利，证明中国人民力量，在中共领导下，是不可战胜的，它是中国民族最高自信心的表现。中国革命经过炽烈的反‘围剿’斗争与长征的锻炼，不但锻炼出一支坚强的工农红军及其干部，还锻炼出一个更坚强更有能力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从此一直正确的领导着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在克服每一严重困难的开头都起了决定的作用。如果没有中共领导，长征的胜利是不能想象的。如果没有这支革命力量的保存，那么，后来的抗日战争的发动，与今天的全国胜利的局面，也是不会有的。”
对于参加过长征的亲历者，胡华不但敬重有加，而且总是不失时机地记录口述历史。1955年3月，他因胃部大出血住院，其间遇到病友中三位解放军领导干部，“空军政治部黄部长、海军徐政委、华北车管部邓主任”等老红军，随即采访他们的长征经历，并感觉颇有收益。
胡华在他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一书中，涉及红军长征的近两万余字叙述了：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发展及其对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各革命根据地工作的危害；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各路红军的长征；三、遵义会议的召开及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四、张国焘反党活动的被粉碎和红军长征的胜利；五、南方各省三年游击战争的坚持；六、白区反文化“围剿”斗争等。胡华从土地革命战争中，国际国内的政治背景，敌我战场形势，党内政治斗争，比较全方位的讲述了长征的由来、经过和意义。
1979年7月，胡华在哈尔滨出席由教育部和黑龙江省主办的高等学校马列主义理论课暑期讲习会，在会上作《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的若干历史情况》的报告，以及他发表在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1980年第一期《关于遵义会议的若干情况》一文，突破了党史研究长期封闭的禁区，重点讲述了王明“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下的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长征的由来和遵义会议召开的史实。胡华一再表示，其研究材料的来源，主要是根据自己和同仁访问参加遵义会议的一些领导同志所作的记录。因为是访问记录，不一定准确，仅供参考，并以此征求各界指正意见。
1980年6月19日，北美洲中国革命史考察团多伦多大学陈先让、哈佛大学马安国、斯坦福大学邹谠、安修斯·小麦克唐纳等七位教授到中国人民大学访问座谈。其间，胡华以谈话方式回答了来访者的提问。其中关于涉及长征前后的问答摘要如下：
来访者问：研究国内战争的史家太注意中央苏区，忽略了其他苏区，由研究中央苏区而作的关于战略策略的结论是否离开了其他苏区？
胡华答：过去我们研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确实存在太着重注意中央苏区，而忽略了其他苏区的倾向。因此，总结战略策略的结论，也往往只是着重总结中央苏区的经验教训。这是因为毛泽东同志、中央红军、苏区中央政府，后来包括党中央都在江西中央苏区的缘故。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注意这一问题，正在发动各苏区所在的各省，写苏区历史，各苏区领导人的历史，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不能湮没无闻。
来访者问：第四次、五次“围剿”中，红军为何可以实际上取得主动？
“阵地战”是强加在红军身上的，抑或是自己的战略错误所造成的？
胡华答：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是采用大兵团打伏击战，在敌人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方法，是主动的，成功的，生俘了敌人李明、陈时骥两个师长。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时，是胜利之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退出鄂豫皖西征川陕。这是张国焘的错误。第五次反“围剿”打阵地战，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伦）的主张，当时按毛主席的主张，红军主力出击敌人后方，东出浙、苏、皖，西出湘中，都是可以取得主动的。第五次“围剿”不是不可以打破的。
来访者问：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当选为什么职位？长征路上给养问题如何解决？张国焘为什么不沿徐海东的路线到陕北？懋功会议上张国焘为何可以质问遵义会议的合法性？
胡华答：毛主席本来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军委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第一把手，中央书记处书记（张、毛、博、周、王）。
长征路上给养，主要靠打土豪、开谷仓解决。
张国焘西进，在1932年10月，比徐海东早一年多，当时川陕边、川东有游击队活动，条件较好，所以在通、南、巴站住了脚。
在懋功会议上，张国焘实际上并没有否认遵义会议的合法性。他是自以为兵力大，要求再一次改组中央，由他当总书记、总政委，经过斗争，取得协议，由他当了红军总政委，他是篡党夺权的野心家。
1982年，胡华与林代昭、清庆瑞合写了《周恩来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理论贡献》一文，其中记述了周恩来1934年9月，红军长征前夕，利用广东军阀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派何长工、潘汉年等和陈济棠的代表进行了三天的谈判。由于这次谈判，红军长征时，陈部在我军行动方向上，撤离了40华里，使红军未经大的战斗，通过了赣南粤北；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对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实行单纯防御路线错误的批评，并拥护毛泽东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红军，突破了蒋介石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1935年6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署名发布了《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重申了党的北上抗日的方针，号召全国军民“统一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在同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周恩来始终坚持原则，多次同张国焘进行面对面的斗争；1935年12月，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等出席了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朱德尚未到达），这次会议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