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学期由何东、王家勋等同志负责承担了全校的公共课、分校的课、夜大学的课和工会办的补习班的课。本系77、78届本科开了党史课；林茂生、林翘翘等同志开了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等课。我们可以说是顺利完成了比较繁重的教学任务。在政治课很难讲的情况下，依靠了同志们的努力，我们胜利完成任务是难能可贵的。
“在科学研究和教材编写方面，彦奇等同志在进行民主党派史的教材编写；林茂生等同志在进行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材的编写；路尔铭等同志在进行党建教材的编写；还有一些同志在进行各种专题讲座的教材的编写工作。党史专题讲义各个专题也在陆续交稿，戴鹿鸣同志继续在抓这项工作，我们希望能吸收新的科学成果，按时交稿。
“另外，我系参加的和承担的科研项目很多，王淇、戴鹿鸣同志参加了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何沁同志参加了教材协作组的工作；戴鹿鸣、陈明显同志组织了高校协作组的学术报告工作；彭明、李良志、王淇、杨云若同志参加了李新同志主持的革命史协作工作；我系参加和举办了校和系的校庆科学讨论会，提出了六篇学术报告。我和彭明、刘炼同志承担了成老的校史回忆整理工作；现在我和李安葆、清庆瑞同志又开始承担成老的鄂豫皖苏区和张国焘问题回忆录的整理工作；张培森、清庆瑞同志承担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张闻天传的工作；杨先材同志承担了整理萧三同志回忆的工作；王幼樵同志将要完成胡锡奎同志主编的《北京人民革命史》的执笔整理工作；刘炼同志完成了何干之同志遗稿《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的修订补充和整理工作；龚古今同志正在主编《抗日战争简史》；王建初、清庆瑞等同志继续进行《周恩来选集》的研究介绍工作。同志们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是很多的，我在这里只举了一部分例子。
“系资料室和两个教研室资料员同志，日常管理、交流、采购工作和编印、校对、寄复等工作是很繁重的。系资料室已完成了民主革命时期党史资料的编辑工作；又整理出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编印目录；最近又编印了党史研究会会刊；进修班专题讲稿和协作组讲稿。资料室同志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1982年1月3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于刚就民主党派研究致函胡华，并介绍王守荣、卞孝萱二人到中国人民大学访问胡华。胡华对王、卞二人拟写《中国各民主党派的道路》表示支持，谈了自己的见解，并随即通知彦奇一同参加接待，交流政党研究情况。由于此课题的研究日显迫切和重要，胡华对民主党派史教材编写进度缓慢十分着急，向彦奇强调必须抓紧，不可懈怠。彦奇接受了胡华的意见，表示组织教研室人员用半年时间争取写出《中国各民主党派史》。1983年3月7日，胡华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会国际共运分组会上，针对国内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不够宽，研究方法陈旧落后等问题，再次提出，“党史研究对象，仅仅局限于政治史、战争史，两条路线史，这是很不全面的”。应将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史（兼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史）以及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史作为党史的重要研究内容，这样做才能抓住党史研究的基础环节。
1985年，中宣部、教育部指示高校中共党史课改革为中国革命史课。人民大学党史系先后举办了两期“中国革命史研讨进修班”，接纳国内的高校教师和访问学者。胡华结合自己编写教材的体会，在进修班深刻阐述了学术研究中解放思想、锐意开拓进取的必要性和艰巨性。他说：从我们的教材和讲课内容来看，仍然存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在叙述历史进程中的敌、友、我三方面情况时，讲“我”这方面，即讲党和革命的情况偏多，而讲敌情、反革命情况方面偏少，讲朋友、友党、友军、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方面偏少，有时干脆没讲。这就很难展现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历史。再一问题是，在教材和讲授的定性和定量方面，定性方面多，即论断结论概念性的偏多；定量方面偏少，即具体的历史过程、历史事实、人物活动的叙述偏少，社会经济资料和政治、军事、文化情况的运用和叙述也偏少。这样，史“味”不浓，教材和讲课显得死板、干巴，这是引起学生兴趣不大的原因。为何这种状况没有改变呢？究其根源就是思想未解放，不敢冲破条条框框。这表明，在党史研究事业上需要有无畏的献身精神，沿着崎岖的道路，向着真理的巅峰勇敢地攀登。胡华以满腔热忱对中国革命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体系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这些意见，大都溶入了由国家教委主编的《中国革命史教学大纲（初稿）》。
1985年6月中旬，胡华撰写了《关于扩展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领域和教学内容问题》的报告讲稿，经自己录音，在皖、浙高校中国革命史讲习会上作录音报告；7月6日下午，于颐和园西堤得月楼（畅观楼）北工大招待所，为在京的高校“中国革命史班”作此报告。8月在海军政治学院暑期讲习班作此报告。这篇报告讲述了中共党史同革命史的关系：顾名思义，党史是侧重于党的创建和党组织的发展过程、党的历次会议、党的指导思想、理论，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和建设历史；而中国革命史，一般说，可以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时限可上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下限到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三大改造的完成。
胡华在报告中强调：党史，要更加扩展，从较狭小的研究范围走出来，走向更宽广的研究领域和教学领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界是大繁荣的局面，人才辈出，新的成果质量上升、数量可观。中国革命史和党史的研究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都被大大开拓了。一门学科要想充满着生命力，不断丰富和发展，就必须不断增添新的研究领域和教学内容。所以，现在我们从事的中国革命史和党史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客观条件是非常好的。——这是扩展中国革命史和党史的研究领域和教学内容的必要性的第一点，也就是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
第二点，应当说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目前我们的教材、讲义和专著，都存在着领域不宽、内容不丰富的缺陷，不能给人以完整的知识，甚至不能吸引学生和更多的读者去学习、探讨这门学科，以致对有无必要设置政治理论课，或者说，设置中国革命史和党史课，都发生了疑问。党史、革命史课的教学目的，简要说来有三个：一是进行理想教育，也就是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二是进行注意历史经验的教育；三是进行党性和纪律性的教育，也就是对青年进行发扬革命传统、培养高尚的革命品德、作风、情操的教育。
为了把党史、革命史讲得更加完整，使学生获得较为完整的革命史知识，从而能更好地领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胡华在报告中分历史阶段，大量举例说明过去在教材结构上需要补充增加史实内容的地方，阐述必须把现在党史、革命史的结构加以调整和扩展，使敌、友、我三个方面讲得更加翔实、具体；使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状况，交代得更加清楚、准确。
他强调：现有的许多教材都需要补充和调整结构，要增补新的研究课题，增补这些内容是为了有针对性地回答学生们思想上存在的一些带规律性的问题。
1985年8月24日胡华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致闭幕词时说：这次讨论会收到学术论文430多篇，涉及抗日战争各个方面的问题，其中不少问题是过去学术界从未涉及或很少研究的，它对于开拓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领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今后撰写全面、系统的中国抗日战争史打下了基础。
接着，胡华作了《关于抗战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阐述了四个主要问题：
“一、关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个问题我们过去研究、宣传不够，自己说不清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起了多大的作用；对国外一些贬低中国抗日战场的作用，歪曲我党坚持抗战的正确方针和抹杀中国军队抗日作战的巨大贡献的言论也缺乏有说服力的批驳，致使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中未占有应有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过去一些史学工作者也提出来过，但未引起广泛的注意。
“去年（1984年）镇江会议提出这个问题引起了同志们的关注，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首先是比较自觉地把中国抗日战争放在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背景下，当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战场来研究，看到了中国战场与世界其他反法西斯战场的关系和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次是从战争理论上，从对德、意、日法西斯的总战略上来分析中国战场在打破德、意、日法西斯征服世界的战略意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深入的认识。认识到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毛泽东所说：反击日本法西斯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在欧洲，也在亚洲，而且首先在亚洲，在亚洲主要是中国战场；中国抗战是世界上武装反击法西斯侵略的第一炮；中国战场是反法西斯战争中仅次于欧洲的另一个主要战场；中国的持久抗战，粉碎了日本法西斯的‘北进’计划，使苏联解除了后顾之忧，避免了两线作战；中国战场还牵制了日本法西斯的‘南进’，有力地支援了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和东亚战场的作战；中国抗日战争对欧洲战场和亚洲战场，都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为打败日本法西斯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它对于进步人类最终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日本历史学家伊豆公夫所说：‘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和投降，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绵延十四年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关于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和敌后解放区战场。过去我们侧重于研究我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对由国民党军队承担的正面战场的作战研究不够，对它在抗战中的作用也缺乏恰当的估价。去年提出这个问题后，许多同志作了研究，收集整理了正面战场的有关史料，对国民党军队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作战情况作了比较具体的分析研究，得出了一些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认识。如多数同志认为：
在七七事变以前，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是采取不抵抗政策；七七事变后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即抗战的防御阶段，国民党对日作战还是比较努力的，这个阶段国民党军队负责的正面战场，曾经是抗日的主要战场；武汉失守后，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国民党一些主要当权者采取了消极避战、保存实力的方针，致使其正面战场上的作战消极，一些战场上不战而退，丧失了大片国土，但这个阶段上国民党的一些将领和一些部队抗战也还是积极的，有些战役打得很英勇。例如，三次长沙战役、江西上高战役、随枣战役和枣宜战役，以及桂南反攻中的昆仑关之战等。当然也有一些人积极反共、消极抗战，这也是事实。在太平洋上盟军反攻时，国民党军队也组织了一些反攻战役，例如配合英美军队在缅北发起对日军的进攻作战，对改变东南亚战局起了重要作用。在研究正面战场的同时，针对国外和港台对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歪曲、贬低的言论，一些同志对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也作了深入的研究，重点研究和阐发了我军对日军作战的历史，研究了敌后战场人民战争的重要意义和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以大量事实驳斥了所谓我军‘游而不击’的论调。还有一些同志研究了两个战场的相互关系，认为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是抗日战争统一体中互为依存而又相对独立的两个部分，在战略上是相辅相成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
“三、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及历史经验。这个问题是抗日战争时期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近年来为了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个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的研究兴趣，并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主要的有：（1）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方针、原则作了理论的研究，分析、比较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的不同特点，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性。（2）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历史过程研究得更具体、更清楚，收集了更加丰富更加系统的历史材料，考证和纠正了过去一些不准确的说法。（3）探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如许多同志所提到的：正确地分析和把握国际形势大变化中，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以解决关系中华民族存亡的主要矛盾；防止和克服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左’右两种倾向，着重克服‘左’倾关门主义；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适时地提出明确的政治口号，及时地调整妨碍合作的政策，实行积极的让步或暂时的妥协；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等等。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指导和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大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