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头重叠白云深，飞瀑流泉入碧林。
鄱水接天江作带，庐山挺秀月笼阴。
养疴每到名胜地，多病长悬报党心。
少小从戎忽四十，遥怀师尊寄微吟。
进入仲秋，庐山气候转凉，胡华频患感冒，病情未见好转。遂出院转大箕山疗养。9月13日，胡华顺长江东下到南京。作《登南京雨花台》：
雨中独上雨花台，纵目山川送翠来。
烈士血痕犹可觅，更看遍地百花开。
9月14日，在南京作《登中山陵》：
豪雄一代数中山，南北栖栖事业艰。
覆地翻天有我党，九泉应是笑开颜。
9月15日，胡华复转入无锡太湖大箕山疗养院，安置于肝炎楼（2楼），继续诊治疗养。9月28日，后奕斋闻胡华回到大箕山，于上海作《寄太湖胡华、善晃两同志》：
江山如画水沦涟，泽畔秋风又一年。
无福太湖重棹月，小诗吟罢寄时贤。
诗人移病作闲居，万里山河极目舒。
羡煞江南两才子，词锋飞舞应无殊。
10月20日，胡华记道：“肝炎纠缠，又到太湖疗病。幸逢毛选第四卷出版，病中逐页逐篇细读，受教益殊多。病友中亦多共读细论，兴会无前。得此指南针，疗病不复寂寞矣。”赋诗《重到太湖大箕山养病纪兴》：
小住箕山兴不赊，湖光泛影入窗纱。
三山疑是蓬莱岛，鼋渚恍如仙子家。
晓日照林宜放步，斜晖映水好浮槎。
读余毛选论时事，圣代前程灿若花。
这首诗被疗养院登于墙报，并在年底收入该院纪念册中。10月20日，胡华又作《无锡大箕山即景》：
重阁叠绿绕彩霞，满园鸟语满庭花。
三山宛若蓬莱岛，鼋渚恍如仙子家。
晓日照林宜放步，斜晖映水堪浮槎。
骋怀最是“好望角”，极目绿波未有涯。
1961年1月，老朋友程力群、曾文经和张岱对胡华患病倍加关心，致函问候胡华的病情。胡华以诗相赠。《酬力群同志新年赠诗并寄张岱、文经二同志》：
新春客住太湖头，北望京华思旧游。
白塔山前品碧茗，五龙亭畔荡扁舟。
半生往事忆戎马，廿载战谊共敌仇。
万里长征途正远，相期再干四十秋！
1月10日，胡华记道：“为人民服务；为祖国锻炼。帮助别人是自己的最大快乐！锻炼身体是长期革命的责任！”
2月15日是农历辛丑年春节，胡华记道：“敬爱的吴老自上海贻书指示我：
‘意志可以降伏病魔’，得此宝贵指示，与病魔斗争意志愈坚，病体已日呈好转，真乃毛泽东思想百战百胜之体现也。因书怀志之。”胡华抒怀，以诗言志，吟出《春节书怀》：
春光遍地又新年，展望前程责在肩。
意志可将病魔伏，常思吴老信心坚。
意志坚强、乐观豁达、充满信心、积极治疗，这是胡华对待疾病的关键词。4月1日，因慢性肝炎、神经衰弱等症有所改善，胡华由无锡大箕山华东疗养院办理出院。
“讲义”付梓
新中国诞生后，中国人民大学承担为各高等院校培养中国革命史教学师资的任务，因而教材建设也不得不提上日程。为此，1952年末胡华受命开始编写《中国革命史讲义》，1954年4月至1955年9月间，胡华撰写出部分初稿并经教研室讨论，进行修改后，将前4编陆续作为校内讲义分4册印行，此期间也曾供给一些兄弟院校和机关的理论教员作教学参考，以便征求意见。1959年，病中的胡华完成了第5编初稿。经讨论、修改和补充，历史系中共党史教研室将5编合并定稿。在全国文教战线“大跃进”高潮中，由于各高等院校的急需，中宣部和教育部一再催促，中国人民大学决定该书作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于1959年9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中国革命史讲义》继承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的叙述体例和框架，内容上进行了大量的扩充。将近47万字（1979年修订后，为55万字），无论是1959年初版本还是20年后1979年的修订本，该书在同时期的革命史著作中，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叙述最为详尽。
纵观该书，以1979年修订本分析，其在该学科的史学成就主要有：
第一，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教学研究体系有所发展。
1959年版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从五四运动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时期（1919年5月至1923年12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8年8月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5年9月至1949年10月）。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这与当时的其他革命史著作相比，则是一个突破。应当说，这一变动是合理的，因为“中共建党时期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有变化发展的，决定了这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时期。分两个时期论述，更有助于清楚地认识中共发展的历史线索，有助于总结中共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这一分期体系被后来的许多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书所继承和吸收，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卷）就基本上采用了这一“五时期分期法”，只是在各个时期的称谓和时间界限上有所修正。
第二，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理论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中国革命史讲义》之所以篇幅较多，是因为它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了更为细致的叙述，另一方面，则由于增加了大量的理论分析、概括和总结。无论与新中国成立初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还是与同时期的其他革命史著作和讲义相比，它注重史论结合，在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上更为深刻，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突破。
例如，“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场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改变了前进方向。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革命史著作大多对五四运动不惜笔墨，对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则语焉不详，甚至一笔带过。《中国革命史讲义》不仅介绍了新文化运动的缘起和基本内容，还对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给予总体的评价，指出：‘虽然，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觉醒，就总的来说，还未脱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范畴，同时在对文化遗产的批评态度上还有绝对否定的缺点。但是，它的革命精神和战斗勇气，震动了中国的思想界，极大地启发了中国人民的民主觉醒，而且也为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论述正确地把握了五四运动前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性质、积极意义和历史缺陷，这比同时期革命史书中的分析要更为深刻。”“《中国革命史讲义》，通过对‘五四运动’的叙述，以生动感人的材料，描绘了‘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的酝酿发动而影响全国，有力地说明了知识分子是首先觉醒的阶层，并在革命过程中起到的先锋队和桥梁的作用；这些思想和观点，在史学界的研究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它的成立并非偶然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在叙述五四运动以后历史进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指出：“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广泛和深入，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共产主义者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以及工人运动的发展，这一切迅速地增强了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觉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重要的思想的、组织的和干部的准备。”这一简单的总结，建构了许多历史事件之间的有机联系，充分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应中国革命之运命而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中国革命史讲义》在论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特殊历史条件时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党一成立，就卷入了直接的革命斗争，在斗争中锻炼和进步。因此，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完全新式的革命政党。由于党一成立就投入直接的革命斗争，许多党员没有能够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上的知识不足，这也是党在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理论指导上不免犯错误而许多党员也不能及时觉察的原因。”这段话，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的不足，给后来革命产生失误和挫折所造成的影响，这与把革命的挫折归咎于某一领导人个人因素的认识明显前进一大步。
又如，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一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它最终归于失败。同时期的革命史著作大多认为其原因在于“起义部队没有同当地的农民运动结合”，《中国革命史讲义》则给予更为全面的解读，书中指出：“南昌起义的领导机关并没有认识到武装起义和农民运动相结合的重大意义，因而举行起义之后，起义部队只是企图重新占领中心城市的广州，打开海口，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从而再来一次北伐。而没有准备和江西、湖南、福建一带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在那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也没有提出彻底的土地纲领和武装农民的政策。同时，起义军本身也没有建立很好的政治工作，没有来得及进行彻底的改造。”这就从多个角度考察了南昌起义归于失败的原因，无疑更为全面、准确。
第三，在史料和观点上体现了实事求是、不拘泥于条条框框的严谨治学精神。
例如，毛泽东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这一闪烁着唯物论的反映论光辉思想的著作，过去一直未被介绍到党史、革命史的教材中去。研究中也未认识这一著作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胡华在《中国革命史讲义》（1979年修订本）中专门列出一目，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在这一著作中关于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发扬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的论述，并作了中肯的评介，指出：“这篇著作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指明了一切从实际出发、搞好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样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
所以，《反对本本主义》一书，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应当同其他著作一样，受到重视。
《中国革命史讲义》的叙史特色表现在：
第一，辩证地分析和评价历史。胡华从青年时期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地掌握了辩证法的理论思维，这在《中国革命史讲义》
一书中得以很好的体现。例如，关于中共六大，书中肯定了它的历史功绩，即“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并发布了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十大纲领”，“正确地指出了当时革命形势的特点和党的策略路线”以及“总结过去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时，也毫不隐晦地说明六大的不足，认为它“对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关于百团大战，书中既肯定其积极影响，即“打击了一些诱降劝降的阴谋，打击了顽固派妥协投降的暗流，振奋了人心。其次，军事方面战果也不少。”又认识到其“惊醒了敌寇和顽固派”的消极面。书中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运用辩证法思维来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无疑更为科学，防止出现以偏概全、一叶障目的片面认识。
第二，挖掘一些新的史料。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档案资料的汇编和整理是相当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要编写高质量的中国革命史，需要作者发挥主观努力去搜集大量资料。仅从史料的丰富程度来看，胡华和他的同仁是下了一番工夫的。仅书中所引用的资料达几百种之多。这在20世纪50年代，档案难以开放，国外资料难以交流的客观条件下，能挖掘和运用如此丰富的史料，尤其是一些之前的书籍和教材尚未采用的资料，这是难以想像和难能可贵的，充分地表现出胡华对史料的高度重视和刻意求索的严肃态度。
第三，较好地运用了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是历史科学中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通过比较，可以认清两种或多种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从而进一步加深认识。例如，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但它与西欧国家工人阶级政党产生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大相径庭，书中对此予以比较，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第一个特殊条件是：中国党的建立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已经取得胜利，有了活的榜样以后，所以一开始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之下，照着列宁的原则去进行建设的。第二个特殊条件是：中国党从一开始，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没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影响。第三个特殊条件是：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期，容许工人阶级和平的议会斗争，也没有欧洲那样的工人贵族阶层。第四个特殊条件是：在中国党内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成分占着相当大的比重，这是中国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通过这一分析，人们很容易认清中国共产党的初始状况、优势和劣势，后来革命过程中的前进和曲折也可以从中寻求某些历史缘由。
又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国内出现两条抗战路线，即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实行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国民党政府倡导和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书中对两者也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剖析了两者之间的具体分歧：“（一）共产党主张根据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精神制定一个各抗日党派必须遵守的共同纲领……但国民党反对这样的提议，强调任何人都要信仰三民主义，‘服从蒋委员长’，而自己却不愿意把革命的三民主义认真实行起来。（二）中国共产党主张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成立民主集中制的国防政府，这是各抗日党派的联合政权。但国民党反对根据民主的原则成立统一战线的政府，只赞成吸收几个共产党员到它的一党专政的政府中去做官。（三）中国共产党主张给人民以最大限度的民主和自由，主张在抗战的同时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这样才能发挥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有利于民族解放事业。但国民党仍然实行压迫人民的政策，说什么抗战期间不能解决民主、民生问题，特别不愿意共产党动员人民起来抗日。”
通过对两者分歧的解析，我们能明显地认识到孰优孰劣，哪条路线更为符合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认识到只有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发动全民族抗战，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才能实现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