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冀中
经历了敌机轰炸下的长途跋涉，胡华等抵达晋察冀边区腹地——阜平县城南庄，入住在晋察冀中央局招待所。在这里与刘澜涛、黄敬等领导同志相遇，聆听了他们对亲身革命经历的回忆。胡华向边区工运组织，汇报了撤出张垣的具体工作，整理出由他经手运出的机关文件、物资的登记清单，尽数做了详细移交。
晋察冀中央局组织部征求胡华走向新的岗位的个人意愿，是应邓拓同志的提议到晋察冀日报社，还是回到到华北联大工作。胡华对教书育人情有独钟，表示仍希望回到华北联大教学岗位。11月下旬，组织上通知胡华到平原宣教团（华北联大在撤出张垣时的代称）所在地——冀中束鹿报到。接受了党组织新的分配，胡华由城南庄启程，在地方游击队护送下，经唐县县境乘夜通过平汉铁路国民党军的封锁线，再经望都、安国县境，到达冀中根据地的束鹿县甜水井村。
华北联大是1946年8月28日下午开始撤出塞外山城张家口的。在校长成仿吾率领下，师生们由张家口乘火车南行，分别在宣化和下花园两地下车，接着乘夜行军，经涿鹿、蔚县县境，涉桑干河、壶流河，抵达到恒山山脉中的广灵县。
在广灵西加斗一带休整，复课，参加当地土改。10月20日全校奉命开始向冀中根据地转移，行军中恢复了“背起书包行军，放下背包学习”的联大教学传统，经800里“小长征”，于11月18日、19日到达冀中解放区束鹿新城一带。行军中为了保密，将华北联合大学校名收起，改称“平原宣教团”。
1946年12月上旬，胡华抵达束鹿新城镇华北联大校部所在地大李家庄，向在此驻扎十多天的成仿吾校长等报到。重返华北联大后，他被任命为教育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史地系（教育学院设：教育、国文、史地三系）副主任、支部书记。
华北联大所在的新城镇位于束鹿县境东南，这里有该县曾经置县的城郭，石（石家庄）德（德州）铁路由此镇穿过。校部和各学院在新城镇的分布情况为：
校部在大李家庄；文艺学院在贾李庄、郝家庄、沈家庄；政治学院在前、后杜科村；外语学院在路过村、圈头村；教育学院在常家屯。
教育学院院长董鲁安（于力），是我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曾执教北平、天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身为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的董鲁安毅然进入晋察冀根据地，任教华北联大，并被选为晋察冀边区副议长。为揭露日伪统治下的黑暗，以于力的署名在《晋察冀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人鬼杂居的北平》，引起解放区和国统区人民的强烈共鸣。教育学院副院长丁浩川是大革命时代具有革命传统的保定第二师范学运骨干，长期从事党的教育、宣传工作，曾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副厅长和延安《解放日报》通采部部长。抗战胜利后，进入张家口担任复校后的华北联大教育学院副院长兼教育系主任。史地系主任孙敬之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
三位学人中，具有丰富学识、革命经历和边区教育经验的前辈丁浩川是胡华的初识。于力、孙敬之二位则是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与胡华一起赴枪林、入弹雨，风餐露宿，进行战地教学的战友，同时也是胡华随时得以就教的兄长贤师。
能与这些历经战火考验的师友再次执教华北联大，胡华十分欣喜。
与曾经在敌后办学境况所不同的是，进入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大反攻时期，党和人民面临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艰巨而伟大的任务。华北联大在教学中，警惕敌人的飞机和地面部队偷袭是十分必要的，但不再有抗战时的坚壁清野，大规模的反“扫荡”实习。冀中解放区人民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土改和大生产运动，以支援前线解放军，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保卫胜利果实，扩大解放区。华北联大师生也随着这一时代节奏创造着人民教育的新形态。
重登讲台
胡华在常家屯教育学院以讲授《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重新登上讲台。他要给国文系、教育系上革命史大课（公共课）；还要给史地系上系统的历史专业课。同时他还担任了驻扎前、后杜科村的政治学院的课程及该院后期政治八班的班主任。
著名历史学家彭明在《科学研究的艰苦岁月》一文中回忆胡华刚到常家屯授课的情境时说：“忽然有一天，村里出现了一位好像白面书生，又像是一位年轻的老干部。同学们纷纷议论这是什么人？当然，我们很快就知道了。这就是学校给我们派来的胡华同志，时任史地系的副主任（后兼任院总支副书记）。他给我们讲《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热情洋溢，语言生动，史料又生动有趣，头一堂课就给大家带来很好的印象。那时学生们虽席地而坐，膝盖就是书桌，但仍然不停地在记笔记。”1947年1月，束鹿县农村土改运动正处在复查阶段，华北联大校部抓住这一社会实践的时机，要求师生在教学中，拿出时间参加驻地村的土改复查运动。胡华随即率领在常家屯的史地系学生，深入到常家屯农民中访贫问苦，听取贫农团的诉苦会，协助贫农团复查、分配土地，和贫苦农民一起欢庆土地还家。他发挥了在张垣发动民运工作的经验，按常家屯12个闾，把史地系学生分成12个组参加土改，要求要与贫苦农民交朋友，深入民情，坚持进行阶段性的汇报、分析和总结。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副主任、总支书记的刘经宇，以亲身经历回忆了土改时的胡华：“他从土地改革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土改对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重大意义和对我们是重要锻炼的观点出发，不断教育我们：到农村后，要扎根贫雇农，同贫雇农交朋友，向贫下中农学习；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要站稳立场；要全面贯彻党的土改路线和政策；在剧烈的斗争中应经得起考验，过好土地改革这一关。胡华同志的这些教导，我们在土改中都认真地去做了，收获很大，是多方面的。我们都顺利地度过了土改关。”1月25日，华北联大举行教育工作会议，胡华到大李家庄参加了十天的讨论和学习。在成仿吾校长主持下，会议决定各院成立研究室，加强教材建设，师资培养，为过渡到新型正规教育做准备。教育学院根据学校决定，成立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室，胡华担任主任。同时设立以培养研究生为宗旨的中国近代史组，胡华担任导师。研究生有顾明、彭明、邓毅（女）、刘经宇等，他们在胡华的带领下，将在教学中一边学习、研究，一边编写教材。刘经宇在后来回忆说：“胡华同志不仅是我们学习上的良师，也是我们思想品德方面的学习榜样。他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满腔热情。严于律己，作风正派。光明磊落，平易近人。深得我们的尊敬和爱戴。胡华同志当年才25岁，可他已是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陕北公学、1939年入党、1940年开始在华北联大讲授《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的老同志、老教师了，可以称得上是‘年轻有为’。但他从不夸耀自己。他的谦虚作风，更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胡华作为研究室主任，其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丁浩川副院长看在眼里，十分欣赏和护爱，在他将要带领教育系学员到冀中深县、安平进行小学教育、社会教育和教育行政的调研和业务实习时，专程先回到解放了的故乡完县，从老屋的夹墙中取回来他在30年代地下斗争期间，珍藏在墙缝里的《向导》第1至第50卷合订本、一些油印的党的刊物以及华岗著的《中国大革命史》等书籍，全部交给了胡华，作为研究革命史、编写教材的资料。在战争年代，近代史研究室能得到这些珍贵资料，胡华作为学科带头人欣喜至极！而丁浩川在白区地下斗争年代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仔细收藏党的这批书刊，也足见其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对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心。
束鹿虽然是解放区，但由于战争环境，生活和学习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胡华和他的研究生同住一户农民的院子里。胡华住北屋，研究生住东厢房。胡华和副院长丁浩川等领导人的伙食和学生一样，都吃大灶。那时，师生们洗衣服、洗头发，没有肥皂用，只好靠破锅、箩筐过滤草木灰水洗涤。晚间备课写作只有油灯一盏。为适应战争环境，胡华配手枪，研究生和史地系同学，每人发两颗手榴弹，天天挎在腰间，把学习和武装斗争随时结合起来。
研究室的教研、学习资料是有限的，除了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一些史书、史料书、经济资料书以外，还有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以及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的著作和讲话。校部的图书馆，解放区的图书报刊资料还是很丰富的，也有不少藏书，供师生借阅。但每次只许借一册，并在一周内归还。编写教材首先要做的就是收集和整理资料。当时各地正在土改、复查，胡华带领研究生们从驻地附近的农会征集到很多图书资料，如《东方杂志》、《国闻周报》、《万有文库》等，有的很完整。胡华指导研究生们把收集到的资料，分别按专项整理，装订成册。这一步工作，使研究生们颇感受益。有些资料直到进入北平后很久还都保存着，每本资料上都有胡华亲自书写的分类别的毛笔字。连同胡华收集保存的党史、革命史资料，为研究室工作的开展带来很好的条件。
在上述这种环境和条件下，把研究生培养成新型教育的师资，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这些参加革命不久的青年，胡华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他非常重视研究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不断端正他们的学习态度，积极支持他们参加社会实践。
同时，在专业上悉心给予指导，经常将自己积累的学习方法和经验，结合教学向他们和盘托出。当时的研究生刘经宇回忆：“（1）胡华教导我们说，中国近代史，是百年来我们伟大民族为寻求民族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的历史。‘近三十年来则更是一部中共党史’也是‘毛泽东思想生长、发展与胜利的历史’，因而‘中国近代史应该是一门以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武装起来的谨严的科学，一门具有党性的科学，一门具有尖锐的理论斗争意义的科学’，它‘与现实的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因此，我们研究组学习中国近代史，绝不要‘把大部时间消耗在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上，前重后轻’。学习的重点首先应是与现实斗争有密切关系的部分，例如：‘日寇投降以来的美国侵华史’、‘政治协商会议的始末’、‘爱国自卫战争’，乃至‘八年抗战史’、‘九一八以来的中国史’和‘中国大革命史’。
“（2）胡华同志告诫我们，学习党史，不是仅仅懂得党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就算完成了任务。学习党史，最重要的是从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学习党领导革命的理论，总结出经验教训，更好地为革命斗争服务。他特别强调，论要从史出，史论结合。他说：经验和理论‘无疑是重要的’，但‘经验教训应该与历史事实结合’。在叙述‘无数无可置辩的铁的历史事实中，及时提炼出经验、教训、理论乃至结论来。这样，经验教训和理论是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是有生命的，是科学的’。
“（3）胡华同志强调学党史要加强记忆。他说：‘不记史实，只记抽象结论是没有用处的，因为抽象结论不等于历史知识。’为了更好地帮助我们记忆历史史实，他为我们提出了多种方法：‘造历史年表、大事记、年谱、历史表解、历史地图、整理史料、考证和论辩。’”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的刘经宇概括道：“胡华同志50年前所阐发的上述有关学习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的指导思想，水平是相当高的。对于我们几个研究生来说，都感到很新鲜、很深刻。它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建国以后，当我在人民大学走上中共党史的讲台时，仍把这些思想观点，向学生宣讲。”从这里可以看出，胡华从早年即不仅精心教书，而且致力育人；不仅有众多直接的学生，而且更有难以计数的间接的学生。
新篇肇端
历史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是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在社会激烈大变革的时代，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基本的史实和社会现象，分析并揭示时代的本质，以阐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也是当下革命史学责无旁贷的任务。胡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史学研究就具备这个特点，他与许多解放区的史学家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为了民族的解放、人民的民主，为了新中国的诞生，通过研究和著述，强调了历史研究和教学的时代性和当下的政治宣传意义，逐渐显现了革命史学服务现实斗争的肇端。
1947年6月10日，华北联大由河间冀中新华书店出版了该校的史地丛书之一《日本投降以来美帝国主义侵华史略》，这是胡华4月20日完稿的史著。成仿吾校长在4月23日为该书作的序言中说：“胡华同志在这个小册子内叙述了美国反动派的侵华毒计。每个爱国同胞要把这一切记在心头，要为我们祖国的独立更英勇奋斗。
“这是对于美国反动派侵华罪行的控诉。有民主斗争传统的美国广大人民将要一致起来纠正这种违反美国人民的利益，损害美国名誉的罪恶。
“帝国主义的强盗们是在迫近他们的末日。世界各国的广大人民正在迅速地觉悟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世界统一战线将要形成。总有一天，中国人民将能够对美国反动派下命令：立刻滚出去！这日子是不远的了。”
从序言中，读者便可以感受到这本史著的势在必行的宣传使命。而胡华也不负使命，在著述中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对华的军事、政治、经济侵略事实和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企图。胡华是带着强烈的情感色彩，以通俗的语言，鲜明生动地来表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历史观点的。在该书的结束语胡华指出：美蒋必败，人民必胜。他说：“不管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是如何穷凶极恶，气势汹汹；不管美帝国主义者是怎样的欺骗、镇压、拿‘几万万美金’‘剩余军用物资’……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中国人民现在已经看得明明白白：‘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美国反动派……蒋介石也是纸老虎’（一九四六年八月毛主席和美记者史特朗的谈话）。他们的‘强大’只是表面的，暂时的；他们实际上是外强中干；他们是众叛亲离，日趋孤立；他们是奄奄一息，在走向崩溃之中！而中华民族则是永远要生存的！我们的斗争，是胜利的斗争；我们的事业，是翻天覆地的事业！我们将终结四五千年来旧中国的黑暗统治，开创历史的新纪元！.‘在不久的将来，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的大地’的！”
当时成仿吾校长因撰写该书的序言与该文印行，还致函胡华：
胡华同志：
昨晚写了短短的一篇。你们看看是否能用。书名是否改为《美帝国主义侵华新史》？
这些决定后，关于出版事即由办公室去信。封面设计找谁弄？
敬礼！
成仿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