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到北京去（1）
坦克修理营的稿件拿回来后，按正常的程序给装备部的首长审了后，又请樊看了，樊没怎么改，就让给军区的报纸寄去。我在电话里给编辑说了下这个稿的背景，《前进报》正好需要这方面的典型，没过几天就在三版上发了半个版，有3000多字，标题做得很大，配了插图，报社还专门请人写了编者按和言论，在全军区影响极好，一些别的军的新闻同行就纷纷打电话来表示祝贺。甚至有天下班时，我坐电梯刚下到一楼，首长专用的电梯也到了，军长、政委被一些人簇拥着出来，我躲不及，只好原地立正朝他们敬了一个礼，这就是指挥千军万马的我们军一、二号首长，虽说在一个机关，平时要见一下，却也很不容易。
谁知军长、政委看到我后，政委在军长耳边说了几句话，军长的脸顿时绽开了笑容，两人就穿过人群来到我身边，军长把我一直举着的手拿了下来，一口浓重的河南话响起：“你就是小波？你把我们的马营长写的很不错嘛！你是哪里的人？那年的兵？”本来就晕乎乎的我，听到军长的话，反而不紧张了，两腿一并，宏亮地回答：“报告首长，我是89年兵，四川人！”，“哦，那我们挨着呢，是老乡了。”我不知道四川是不是和河南挨着，但是军长说是老乡那就当然是了，一直跟在后面的政治部副主任这时挤了上来，也向军长介绍说：“小波是从守备A师抽调上来学习的，写了不少重头稿件。”军长似乎有些扫兴，就又拍了拍我的肩，转身和政委走了，嘴里还说：“这小兵不错，我们应该好好培养。”政委也说：“是啊，是啊，他写的东西我们机关好多的干事、参谋也赶不上，是个好苗子。”能在集团军的两位首长心中挂上号，是很多师、团职干部梦寐以求的事，更不用说我这样一个小兵了，他们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就可以彻底改变我的命运。我还沉浸在这种巨大的幸福中时，从上上下下的机关干部的眼中，我看到了嫉妒。
过了几天，修理营的教导员找上门来。
他打电话来让我下去一下，在大楼的楼角边。我满心欢喜，特意找了几份报纸，准备给他报喜。他却说已经看到了，营里的小广播站还专门广播了一个礼拜。他这时盯着我，眼睛一动不动，说：“看能不能争取在军报上发出来？”我底气不足了，千分之三的用稿率，足可以让任何人望而生畏，只好说可以寄去碰碰运气了。他看出了我的犹豫，接着说：“先别忙着寄，干脆，你去一趟，找找熟人。”说着，他打开一直夹在腋下的包，从里面拿出了个信封，不由分说塞进我裤兜，我像是被蛇咬了一下，忙退了一步，连说：“这样不好，这样不好……”就要往外掏，他按住我的手，笑了笑:“小波，没事的，我原来也在师宣传科搞过新闻，知道些情况。再说了去北京有些花消，也不能让你自己贴啊？！”我捏了下口袋里那信封，厚厚的，估计有好几千，这是我生平见过的最大的一笔巨款，现在却成了我身上的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只好紧紧地捂住。
回到办公室，我心还“扑扑”直跳，平时下部队采访，收一两条烟，整个毛巾被、土特产什么的回来，也是有过的，但是收钱却还是头一回，何况还这么多，我拿不定主意给不给樊说。考虑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班，我还是把信封放到了他的办公桌上。
樊听了后，想了会，才慢慢说：“你这篇稿写的不错，如果只在<前进报>上登一下，是有些可惜。宣传典型要花些钱，我也在考虑是不是给副主任打报告要钱，这不正好吗？”哦，我怎么都翻来覆去考虑该不该收这笔钱去了，就没想过这是宣传典型的活动费用，再说教导员也没说是送我个人的，我这不是自以为是吗？于是，心踏实起来。樊说：“你搞新闻有一年多了，也应该去北京看看了，认识一下军报的编辑、记者，对今后的工作好处很大。不过，你再抓几篇稿，去一次不容易，争取多发几篇出来！”我应声去了。
一个星期后，我出发到北京时，已经准备了十来篇稿了。樊还专门给几个他熟悉的编辑、记者写了信打了电话，说我是第一次去北京让他们多关照我。徐干事和刘干事也叮嘱了些送稿的具体事项，以及吃住在什么地方等等，我基本上有底了。去医院找枫时，她随军里的医疗小组下部队巡诊了，从门缝里塞一纸条进去。
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颠簸，我终于到了北京。当时从四川到东北时，在北京转过车，几千的新兵全部坐在首都车站外的广场上，哪都没有去，对北京基本上没有什么印象，但是从小就知道什么天安门、故宫，这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啊。这次，我可是堂堂正正来办事的，再说，这里又是枫从小长大的地方，那熟悉和亲切感自是不说了，不由挺直了腰板，对北京的街道大喊一声：北京，我来了！
坐上105路电车，到阜外大街下了车，来到解放军报社。这应该是一个战士报道员心中最神圣的地方了。门口站着两哨兵，随时在敬礼还礼。我想这么大一个军级单位（军报是正军级单位，社长和总编的军衔都是少将），哨兵能把所有的人认完？就打算进门试试，不料，刚昂首挺胸走到门口就被拦下来，哨兵手一伸：“证件！”，我摸了一下，拿出了走前开的我们军政治部的介绍信，他看都不看，用手指了指一旁的值班室：“去填会客单！”值班室里一位中尉军官在，我递过介绍信说是到军报公干的。他看了下说：“你的证件呢？”我问：“还要什么证件？”他笑了，说：“军官要有军官证，士兵要有士兵证，你没有？”这简直是何天冤枉，我当了快三年兵了，就没有谁为我们办过士兵证，一会在团里，一会在军里，是不是办的时候我错过了？到军里后，也根本没想过这码事，上哪都电话先联系好，没有谁要看我的证件。就是到地方什么单位，最多也就一个介绍信解决问题，久而久之，就把能证明自己身份的士兵证给忘了。其实早注意的话，上哪找不到一个？这时，我只好老老实实说部队没有办，他不信：“你们部队的军务部门是干什么吃的？连当了几年的老兵都没有办？可是按规定必须要有证件和介绍信，我才能让你进啊？！”我一脸懊丧，好不容易来一趟军报，如果连门都进不去传出去不把人大牙笑掉才怪。那军官见我这样，有些同情我了，就问：“你军报里有认识的人吗？”对，我怎么忘了呢？忙掏出樊写的几封信，有一封是给军地组的李编辑，在墙上找到他办公室的电话，打了过去，李编辑正好在，他说马上出来接我。一会一个带眼镜的，个头高大的中校军官来了，我迎上去，他拉着我的手，使劲一握，爽朗的声音响起：“好长时间没有见到C军的人了，真的是格外亲切啊。”就对那中尉军官说：“他是来找我的。”那军官早已站的毕直，双手送上开好的会客单，并冲我挤了挤眼睛。
很老的几栋办公楼，墙上布满了一种叫爬山虎的植物，把大楼裹的严严实实，所以大白天，一间间的办公室里也都开着灯。李编辑的办公室在三楼，进去看到了四五张办公桌，桌后面都有个带玻璃窗的书柜，每张桌上堆满了书和稿纸，人人正埋头工作。这和任何一个单位的办公室一样，有些乱，引人注目的是桌上一部红色的电话和一个很老气的铜柱台灯，透出一份典雅和高贵气。李编辑看出我的心思，说：“我们这里的办公条件不能和地方的一些单位比，但是我们的通讯很发达，”，他指了指桌上的红色电话：“这是全军的程控直拨，随便哪个部队都可以打的，而且还和海事卫星连上的，在这里就可以给南海的守礁士兵联系上。”这在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听起来很吃惊，我的嘴半天没有合拢。后来我去人民日报时，才知道解放军报的办公条件在中央各大新闻媒体里面还算相对好的了。
他问：“我住下了吗？”我说：“还没呢。”他拿起电话说：“那住军报的招待所吧？”我点点头，放下电话，他一脸的遗憾，说：“已经住满了，不过军报大门对面有个地方的小招待所，好些送稿来的同志都住那，你去哪吧。”我拿出这次带来的稿递给他，他看的很细，看完后就说：“走吧，我带你去认识一下这些编辑记者。”于是就二楼、三楼乱窜，见面就说：“这是我老部队来的小老乡，有稿子请关照。”一天时间能见着那么多的大名鼎鼎的名编、名记，我是兴奋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每人见面一个军礼：“欢迎来春城的部队作客。”他们也大都对稿子不表态，只说：“好，好，”又忙着自己的事了。不一会，十几篇稿就都到了编辑们的手中，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才落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