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车队又上路了，车队的车子和人数更多了。路两旁都是手拿武器的年轻人，他们不停地叫喊着，疯狂地挥舞着旗子。他们朝天开枪。车队停下后，他们组织游街，拉着我在贾拉拉巴德到处示威，把我当做一个战利品。我记得一天前我还在这里自由自在地散步，没有一个人看我一眼，这都归功那件长袍。
我被带到了一个兵营，关进一个大房间，里面除了一张羊毛地毯和四个床垫，什么都没有。门外有一个人看守，我需要什么东西，就要使劲敲门。与很多塔利班的人一样，看守我的人也是在缠头布下露出浓密的鬈发。
我害怕极了，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否已经获悉我被捕了。那里的一个头目来看我，我告诉他我是一个英国记者。他没有做出任何表示就走了。但我用留下的一支圆珠笔，在牙膏盒上写下了这篇日记。
贾拉拉巴德，9月29日
一个年轻的阿富汗人给我当翻译，他的英语是在巴基斯坦学的。他是一个很友好的人，他告诉我，我的绝食绝对不会引起很大的关注。那个头目进来问我，为什么不吃任何东西。我估计他会说英语，但他还是愿意用这个名叫哈米德的翻译。
我对他说，我在同我母亲和《星期日快报》通话以前不想吃饭，我要告诉他们我已经被捕，其他情况很好。他无动于衷并对我说，他们的通信系统很差，没有通过卫星系统向外面打的电话。
这是平静的一天，尽管两名塔利班的情报人员审讯了我。我对我所引起的麻烦向他们表示道歉，他们对我的道歉感到非常满意，但他们不明白一个女记者为什么会对遥远的阿富汗如此感兴趣。我告诉他们全世界共有3000多名电台、电视台和报纸的记者待在巴基斯坦，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想知道阿富汗发生的事情。
我在问自己是否有人知道我已经被捕。虽然我还没有吃任何东西，但他们给我拿来很多吃的东西。哈米德和看守穆尼尔把食物拿去后狼吞虎咽起来。清晨5点钟突然听到猛烈的爆炸声，我吓得跳了起来，穆尼尔看到我紧张的样子笑了起来。他拿起武器，做出向飞机射击的姿势。一会儿，他又走开了。我做好了还要发生爆炸的准备，但是后来再也没有发生。15分钟后，穆尼尔回来了，他有点垂头丧气。他通过哈米德告诉我刚才的爆炸是地雷引起的。有人踩了地雷，造成了致命的后果。
贾拉拉巴德，9月30日
上午9点30分房子里来了两个阿富汗男子，他们介绍说，这是从喀布尔来的记者。我欢迎他们的到来，希望他们能把我的消息告诉我母亲。但是我想错了，哈米德要求我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们。但我在叙述的时候发现他们两个人都没有一个笔记本和一支圆珠笔，我气坏了。我要他们离开并指责他们是骗子，或者是为塔利班情报部门工作的记者。
晚饭（我也没有吃）后，哈米德陪着三个人来到房间里，他们也想问我几个问题。哈米德说，其中一人是情报处长。这是一个显得很威严的人，脸上长着黑胡子，眼珠几乎都是黑的，有着像鲨鱼一样的眼神。我非常紧张。
他们要知道我是怎么入境的，什么人提供保护，和我同一天被捕的两个人是干什么的。他们问了一会儿，但审问没有任何进展，于是他们越来越气愤。
我告诉他们，那两个人跟我没有一点关系，如果他们是因为我而被捕的，那就应该释放他们。我对他们说，我的职业道德不允许我告诉他们我的消息来源和我的联系人，因此不能说出是谁帮助我进入阿富汗，两名被捕的人和此事无关。
我说，你们应该懂得我保护联系人的决心，因为我的目的和他们一样，他们也要保护自己的客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明白我指的是本·拉登。当我要求他们理解时，他们毫无表情。
来了一名医生，给人检查身体。我一点东西都不吃，我的塔利班东道主们对我的健康很关心。我的血压很低，但医生说，我身体很好，但必须马上吃饭，否则就会饿死。
他们给我送来了一台收音机，让我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国际节目。哈米德说，大家对我绝食都很担心。他们在提到我时一直把我说成是他们的客人。他们说看到我悲伤的样子，他们也很悲伤。我不相信，塔利班想用软刀子杀死我。
这些人在很多方面像廓尔喀人，很热情好客，但是在战斗中他们是世界上最凶狠的战士。我希望家里人知道我的待遇，我猜想他们一定以为我受到拷打、虐待和强暴。
真糟糕，收音机不知怎么被我弄坏了，因此我还不知道外面是否知道我的情况。但我听到一条消息说，一个非政府组织的8名成员从8月份起被关在喀尔布，因为他们企图让穆斯林皈依基督教。
贾拉拉巴德，10月1日
他们又连续审讯了几个小时。气氛很紧张，我非常害怕。这一次审讯的人是个学究模样的人，还有一个长着红胡子的大汉，他们解释为什么越过边界的时候，这两个人面部表情非常严肃。哈米德把我的回答翻给他们听，但是我感觉到他们知道我讲了些什么。
正当我以为有一些进展的时候，哈米德又要求我“准确地”说明，我为什么偷偷溜进阿富汗。我举起双手，大声叫喊：“因为我想加入塔利班。”
这时候，我的审问者将目光盯在我身后的墙上。哈米德紧张地将这句话翻成当地的普什图语。两个人笑了起来，笑得浑身抖动，好像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人加入塔利班。
当我知道他们很有幽默感时，心里很平静。5分钟后，当他们说我是美国特工时，轮到我笑了。我说：“如果我是美国特工，那就是上帝在保佑美国。”我对他们说，一个特工会携带一大堆器材，就像特工007里的邦德所带的那些器材，不会像我这样，只带一架照相机。
他们问我拍了什么照片，我说只拍了几张。他们好像要把我的底片冲洗出来。我担心他们打开我的照相机，取走胶卷，但是阿富汗禁止照相，所以没有人会冲冼胶卷。
接着他们又问了很多相似的问题，我都感到厌烦了。我说，我已经完全同他们合作，我不想再回答了。我说，在这样一个应该集中精力处理其他事务的时刻，我对我给他们带来的麻烦表示遗憾。
我承认没有带护照和签证就进入了他们的国家，除此之外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他们显得很气愤，但又对我说，过一两天就准许我回家了。我感到很高兴，尽管在此之前我已经听说“一两天内”就要释放我。
我轻松地躺在床垫上，这时听到门外有声音。我起来看到了那两个阿富汗记者中的一个，他拿着一部卫星电话，他们说他是帮助我的朋友。他问我母亲的电话号码并说要把我的消息告诉我母亲。我拒绝说出我母亲的电话号码，因为家里人听到一个陌生人的声音会更加担心，我要求让我自己打电话，他们不肯。
报道评析
报道及时，国际高端
这篇报道，由于是记者非常难以遇见的战地历险，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有着震撼世界的媒体关注效应。
其时，阿富汗战事属于国际关注的焦点，而本篇报道又显得事件独特，新闻价值高，因此，既受到了全球公众的关注，也得到了全球新闻媒体的关注。
整篇报道通过日记的记述方式，翔实地报道了9月26日她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待在皇冠广场旅馆里等待联系人到来；9月27日她在阿富汗境内从多尔汗到贾拉拉巴德的路上的所见所闻；9月28日她在阿富汗的杜尔巴巴，因为意外被当场逮捕；10月4日她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牢狱里，获释的好梦成空；10月5日她在牢狱里“成了悍妇”，意思是说什么也不在乎了；10月6日她在牢狱里进行抗议；10月7日她在牢狱里近距离听到空袭；10月8日她被释放，认为塔利班的人“礼貌有诚意”。以及10月9日回到伦敦的整个遇险过程。报道真实、可信、刺激。从中不难看出，里德利的这次采访遇险过程充满着死亡与生存的考验，是一场生与死的挑战，也是一种动荡与和平的生死选择。
里德利脱险后，美国广播公司适时专访了她。里德利详尽回顾了在阿富汗采访的前前后后。她说：“我曾这样说过，我去那里不只是为了冒险，然后向人炫耀谈资。作为记者，我就是想去那里，采访那里的人，了解他们的现实处境。”
里德利认为，她的实地采访收获巨大，虽然是冒险，但无疑是值得的。只有置身那个国家，在翻译陪同下采访阿富汗人，她才真正了解到西方人对于这个山地国家的误解有多深。
里德利说：“我采访过-位年近百岁的阿富汗老太太。她跟我说，如果美国人杀过来，侵略她的国家，她也要上战场保家卫国。但她不希望那样做，她天天都在为和平祈祷。”“我还采访过一位30多岁的阿富汗妇女。她曾问我：‘你有孩子吗？’我告诉她有个女儿。她嘲笑我说：‘你们英国女人和美国女人只能生一个或两个孩子？我们可以生15个。你们没有士兵上战场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人去替补。’”
在阿富汗采访的那两天，她时时被一种职业兴奋所驱使。两天过后，在意识到已采访了足够多鲜活人物与感人故事后，她准备赶回巴基斯坦，向自己报社发稿。结果在回程中她露馅并被捕了，全副武装的塔利班士兵把她带到一处高高的石岩旁。里德利原以为自己当场就会被枪毙，她也想到过死；但她想错了。塔利班在她身上搜完武器后，对她进行轮番审讯，他们怀疑她涉嫌间谍活动。她说：“我想我可能会成为地狱里的囚犯。不是，绝不是。我始终一言不发，但这似乎很起作用，最后我赢得了他们的尊敬。”
塔利班也许尊敬她，却并没给她自由。但礼貌地说，他们口中不断重复的释放承诺还是泡汤了。里德利被送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个肮脏的监狱里，而在那里的6天时间对她来说无异于度日如年，于是她开始记日记……在关押里德利的隔壁囚室里还关着几位西方援助人员，他们被控传播基督教，这在塔利班法律中是违法的。在她释放后不久，那些人被炸身亡。
这篇报道极具时效性。传媒报道以追求社会正义为其主要的价值取向，以真实、准确、客观、讲求时效为其基本原则。时效性是新闻重要特性之一，新闻事实越新，报道越及时，新闻越容易引起读者的注意，新闻价值也越大。为了争取到价值大的新闻，记者从事的工作被称为“抢新闻”。新闻全球化，也使新闻的传播在全球一体化；新闻全球化，缩小了全球的空间，在信息领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了解国际政治格局。新闻的全球化，在当今的多元化世界，起着最重要的媒体舆论和监督作用。所以，战地新闻更要求报道及时，要求记者站在世界局势动荡紧张的前沿，独自完成新闻采访，并向世界报道最受关注的新闻。
这样，作为战地记者，特别是在最紧张的动荡局势中，更应该始终是最前线的现场记者，在全世界的硝烟中，发回现场的新闻报道，在全世界的信息传播中，引起了全球的关注。众所周知，其时，由于美国出兵阿富汗，对塔利班进行了大规模轰炸，进而推翻了甚嚣尘上、不可一世的塔利班，从而造成塔利班的狗急跳墙之势。里德利被逮捕，显然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而这一遭遇，同时也使里德利获得写成好的战地报道的良机。的确，要想成为各国媒体所惊叹的记者，是充满挑战和危险的，也是震撼世人的，是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从而才能体现出一个媒体工作者献身事业的精神价值，也是体现着生命的一种伟大。因此，战地记者经常会处于对事业的忠诚与对生命的眷恋之中。要写成有影响的、具有轰动效应的战地报道，为了事业，受忠于职业的支使，有时会甘冒生命危险。
里德利回到伦敦后，虽获得了自由身，却并未免于指责。记者采访她时问道：“毕竟你是一个从事危险行业的单身妈妈。许多人认为，如果从你女儿的角度考虑，你的行为是不公平的，也是自私的，他们因此而指责你。”里德利回答说：“不幸的是，那些批评大部分来自女权组织，她们抹着指甲油坐在象牙塔里，写一些不咸不淡的小女人专栏。她们是绝不会这样指责一位男战地记者的。”
里德利重获自由后最动情的一刻，是与家人和9岁女儿戴茜团聚。记者问她：“不管你的性别，你还是个家长，不是吗？难道有什么事件值得你冒着生命危险去报道，哪怕让女儿成为孤儿？”里德利说：“在我去边境之前，我已完全预料到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我相信我并不是不计后果，我只是不走运罢了。”重尝自由的滋味后，里德利对幸福的体会比以前更深了一层。当记者问及她现在最想做什么时，她回答说最想与自己家人在一起，亲亲女儿的面颊，看看年迈的父母，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还有就是尽情享受生命带给自己的乐趣。毕竟，只有在自己的生命真正遭受过威胁后，才能体会到生命是多么可贵。
里德利是战地女记者，在某种程度上说，战地女记者在战地中所取得的成就往往超过男记者。这是因为虽然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但无时无刻不反映出人性的弱点。这恰恰符合了女记者对外界事物比较敏感的心理特点。女记者用特有的耐心和细心去挖掘新闻，去组织素材，并把自己的感受渗入其中，因此，她们笔下的新闻作品常常带着女人的敏锐和细腻。由于对某个新闻故事已经感同身受，已经或哭过或笑过或怒过或恨过，因此写出来的作品才更加感人和生动。
当然，里德利的经历也给从事战地记者工作的人不少启示：
战地记者身临其境的感受，是战地报道的亮点。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毋庸置疑，战地报道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但是，在战争状态下，战地记者怎样既完成任务，又保存自己？
战地采访虽然危险，但还是有一些技巧可以最大限度规避危险。一般来说参照西方记者的行程安排会比较安全，因为他们的战地经验更丰富。另外，住私人宾馆比住在国家或军方宾馆更安全，因为后者很可能成为打击目标；也可以选择居民区的堡垒户（例如司机、向导等比较信任的当地人家），提前租好他们的房子，囤上食品和水，一旦战争开打、局势恶化就可以躲进去；要建立简便易行的信息搜集渠道，善于采取正当的和非常规的手段采集信息，因为在战时没有人会把消息通稿放到你的手里；要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细致入微的解决方案，如分散活动时利用对讲机或海事卫星电话进行定时联络等；事先准备一套严密的撤离计划至关重要；还要学会自救，避免非战斗减员。
同时，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必须具备良好的业务素质，这样，才能在战时处乱不惊、灵活应变。还有，就是战地记者必须有足够的体能，以保证能在新闻发生的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在所有媒体争抢新闻时跑在最前面，并且还能应付突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