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
有位尹先生是我一个畏友。他与我们谈天，常说，“生平服膺‘红老之学’。”“红”就是《红楼梦》，“老”就是老子。这“红老之学”的主旨，简便些说，就是无论什么事，都听其自然。听其自然又是怎么样呢？尹先生说，“譬如有人骂我，我们不必还骂，他一面在那里大声疾呼地骂人，一面就是他打他自己。我们在旁边看看，也很好，何必费着气力去还骂他？又如有一只狗，要咬我们，我们不必打他，只是避开了就算。将来有两只狗碰了头，他自然会互咬起来。所以我们做事，只须抬起了头，向前直进，不必在这‘抬头直进’四个字以外，再管什么闲事。
这就叫作听其自然，也就是‘红老之学’的精神。”
我想这一番话，很有些同Tolstoj的“不抵抗主义”相像，不过尹先生换了个“红老之学”的游戏名词罢了。
“不抵抗主义”我向来很赞成；不过因为他有些偏于消极，不敢实行。现在一想，这个见解实在是大谬。为什么？因为“不抵抗主义”面子上是消极，骨底是最经济的积极。我们要办事有成效，假使不实行这主义，就不免了消费精神于无用之地。我们要保存精神，在正当的地方用，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节省些。这就是以消极为积极；不有消极，就没有积极。既如此，我也要用些游戏笔墨，造出一个“作揖主义”的新名词来。
“作揖主义”是什么呢？请听我说——譬如朝晨起来，来的第一客，是位前清遗老，他拖了辫子，弯腰曲背走进来，见了我，把眼镜一摘，拱拱手说：“你看！现在是世界不是世界了，乱臣贼子，遍于国中，欲求天下太平，非请宣统爷正位不可。”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二客，是个孔教会会长。他穿了白洋布做的“深衣”，古颜道貌地走进来，向我说：“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现在我们中国正是四维不张、国将灭亡的时候；倘不提倡孔教，昌明孔道，就不免为印度波兰之续。”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
“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三客，是位京官老爷。他衣裳楚楚，一摆一踱地走进来，向我说：“人的根，就是丹田。要讲卫生，就要讲丹田的卫生。要讲丹田的卫生，就要讲静坐。你要晓得，这种内功，常做了，可以成仙的呢！”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四、五客，是一位北京的评剧家，和一位上海的评剧家，手携着手同来的。没有见面，便听见一阵“梅郎”“老谭”的声音。见了面，北京的评剧家说：“打把子有古代战术的遗意，脸谱是画在脸孔上的图案，所以旧戏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体。”上海的评剧家说：“这话说得不错呀！我们中国人，何必要看外国戏，中国戏自有好处，何必去学什么外国戏？你看这篇文章，就是这一位方家所赏识的；外国戏里，也有这样的好处么？”他说到“方家”二字，翘了一个大拇指，指着北京的评剧家；随手拿出一张《公言报》，递给我看。我一看那篇文章，题目是“佳哉梦也”四个字，我急忙向两人各各作了一个揖，说：“两位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六客，是个玄之又玄的鬼学家。他未进门，便觉得阴风惨惨，阴气逼人。见了面，他说：“鬼之存在，至今日已无丝毫疑义。为什么呢？因为人所居者为显界，鬼所居者，尚别有一界，名‘幽界’。我们从理论上去证明他，是鬼之存在，已无疑义。从实质上去证明他，是搜集种种事实，助以精密之器械，继以正确之试验，可知除显界外，尚有一幽界。”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末了一位客，是王敬轩先生。他的说话最多，洋洋洒洒，一连谈了一点多钟。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发挥得详尽无遗，异常透彻。我屏息静气听完了，也是照例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如此东也一个揖，西也一个揖，把这一班老伯、老叔、仁兄大人送完了，我仍旧做我的；要办事，还是办我的事，要有主张，还仍旧是我的主张。这不过忙了两只手，比用尽了心思脑力唇焦舌敝地同他辩驳，不省事得许多么？
何以我要如此呢？
因为我想到前清末年，官与革党两方面：官要尊王，革党要排满；官说革党是“匪”，革党说官是“奴”。这样的牛头不对马嘴，若是双方辩论起来，便到地老天荒，恐怕大家还都是个“缠夹二先生”，断断不能有什么谁是谁非的分晓。所以为官计，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捉革党；为革党计，也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革命。这不是一刀两断，最经济最爽快的办法么？
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张，在实行一方面，尚未能尽到相当的职务；自己想想，颇觉惭愧。不料一般社会的神经过敏，竟把我们看得像洪水猛兽一般。既是如此，我们感激之余，何妨自贬声价，处于“匪”的地位；却把一般社会的声价抬高——这是一般社会心目中之所谓高——请他处于“官”的地位？自此以后，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说什么“有一班乱骂派读书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训于后学者，曰不虚心，曰乱说，曰轻薄，曰破坏。凡此恶德，有一于此，既足为研究学问之障，而况兼备之耶？”我们看了，非但不还骂，不与他辩，而且要像我们江阴人所说的“乡下人看告示，奉送他‘一片大道理’五个字。”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是官，这些话说，本来是“出示晓谕”以下，“右仰通知”以上应有的文章。
到将来，不幸而竟有一天，做官的诸位老爷们额手相庆曰：“谢天谢地，现在是好了。洪水猛兽，已一律肃清。
再没有什么后生小子要用夷变夏，蔑污我神州四千年古国的文明了。”那时候，我们自然无话可说，只得像北京刮大风时，坐在胶皮车上一样，一壁叹气，一壁把无限的痛苦尽量咽到肚子里去；或者竟带了这种痛苦，埋入黄土，做蝼蚁们的食料。
万一的万一竟有一天变作了我们的“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了，那么，我一定是个最灵验的预言家。我说——那时的官老爷，断断不再说今天的官话，却要说“我是几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以前陈独秀、胡适之、陶孟和、周启明、唐元期、钱玄同、刘半农诸先生办《新青年》时，自以为得风气之先，其实我的新思想，还远比他们发生得早咧”。到了那个时候，我又怎么样呢？我想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后，自称“老同盟”的很多，真正的“老同盟”也没有方法拒绝这班新牌“老同盟”。所以我到那时还是实行“作揖主义”，他们来一个，我就作一个揖，说：“欢迎！欢迎！
欢迎新文明的先觉！”
心香一瓣
作揖主义，处处点头哈腰，既避免了与他人无谓的争辩，省了气力与时间，又不得罪他人，可谓一举两得。这种处世哲学，能留下更多的精力办自己的事情。
但是，这种看似聪明的处事方法，这种处世哲学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对于当时社会的一种无奈。在清末，清政府与革命党人相互口诛笔伐，进行了不少论战，结果仍是两方对峙，没有任何进步。
因此，应该少说废话、多付出行动。要革命，就要寻找“最经济、最爽快”的方法。“枪杆子里出政权”，武装斗争才是对付顽固派、反动派的最彻底、最有效的斗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