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平（诗人）：【答谢词】今天参加这样一个研讨会，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从下午两点半到现在我听了现场每一位的发言，我就想，像我这样的一个写诗的人应该把自己赶到哪里去。这个把自己赶到哪里去是什么意思呢，我是把自己赶到医院里去；还是把自己赶到剧院里去；是把自己赶到法院里去，还是把自己赶到妓院里去；是把自己放到学院里去，还是把自己放到研究院里去；研究院是工程院还是科学院？这个问题我始终在想。今天开这样的一个研讨会我非常感谢大家，因为每一位诗友对我的关注，包括大家写的评论文章在微博上传播得已经非常之多。在这个研讨会之前实际上已经在做了一些研讨，仿佛我也是置身其中的第三者甚至第五者，我也一直在关注这样的一个现象。今天开研讨会之前我就发了一条微博，是一首诗《较高的真理》，像今天在座的大家写诗写到现在大家都不太喜欢讨论真理这个词，真理有什么样的界定呢，它是怎样的一个程度，这个里面就有了反复和考量。我贴到微博以后我看到导演高群书转发了这条微博，他说很牛逼，我看下面还有很多人也转发了。高群书微博的昵称叫：他回精神病院了。我下午来到研讨会现场的时候就把高群书的转发再转发了一下。他回精神病院了，这个就回到了我刚刚的话题，我究竟是回到哪个院去，回精神病院去。今天大家的发言我都非常非常认认真真地听了，大家的发言很真诚，讲了很多观点。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涉及了语言的问题、文字的问题、意识形态的问题、性的问题、传统的问题、先锋的问题、宽容的问题，还有面向未来的问题等。这些问题涉及了很多的课题，我本人感到确实很好，挺兴奋的。最近的诗歌活动越来越多，昨天我参加了翟永明的一个关于女性诗歌的朗诵会，今天翟永明也来了也发言了。我今天感觉仿佛这个世界现在才开始为我打开。昨天晚上如果翟永明让我发言的话，我可能会开个玩笑地说，我从80年代开始写诗写到现在昨晚还是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女诗人，但是后来我想了想这话好像也不太合适。如果说在北京这个地区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女诗人，那说明有性别歧视，昨晚虽然没有互相之间的语言对撞但是给我造成了一个氛围，我就想诗歌目前还是挺热闹的。我本人是非常热爱诗歌的，这不是一句空话。今晚大家也都说了，包括韩东说我很孤绝，一个人就是一个连或一个队伍。大家都很关心我在体制内的经历，这个很重要。体制内的经历我认为实际上可能就是站在一个黑暗的中心，我认为越是在黑暗的中心就越能擦亮自己。这一点我一点都不忌讳，我的整个历史，我的整个的职业生涯，这个侯马也是都知道的。我说我只有两段，一段是工具一段是喉舌，这两段都没有想法就是没有思想。在这样一种非常普遍的日常生活的对抗当中怎么样来处理自己，找到自己一个生活下去的一个方式，这一点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大家的发言也阐释了我的一些理论，这些都是在写作当中的有感而发。在80年代写诗的时候我赶上的第一波浪潮是在1985年左右，当时我和车前子等人在南京大学读书，我们就一起办了一个形式主义的诗歌小组。如果从中国当代文学当时整个的回归传统过程当中来说，这也是一个延伸意识的超越，从北岛包括于坚、韩东和杨黎，推崇这样的无意义的写作，排除语义的写作，认为这就是意义的本身。当时进行了语言上的一些实验，这些实验当时被英国的普林恩、美国的爵夫、南京大学的张子清牵强附会地把我的这个经历和美国的语言诗派挂上了钩。今天大家的一些解读我认为是对的，而实际上我们当时只是进行了一个诗歌上的交流，一个版权上的交易。是我们的语言诗歌找到了对应的美国语言诗派，还是语言诗派影响了我们，这些都是不存在的。后来这些诗歌翻译到英国和美国之后一些英国、美国、加拿大的诗人就到中国和我们见面、交流。交流的过程当中语言诗派的汉克·雷泽尔、詹姆斯·谢里等也都过来交流。到了90年代以后，我坦率地说，我的状态就是受国家的失败主义和个人的悲哀的东西影响，导致我离开了诗歌一段时期。当时我也确实说过一种感受就是：让我的诗歌搁在那，等待以后的读者。其实每个艺术领域都有这样的言论和话题，挺幼稚的。我当时说这个话的时候，我是希望我们迎来一个更加年轻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有的。今天这个研讨会来了很多年轻的写作者，在他们身上在他们的作品当中会找到对应的东西。包括今天的研讨会的主题“故事马——周亚平诗歌研讨会”我不知道是谁定的主题，前一段时间在成都也举办了一个“故事马”的朗诵会，我想这也是一个新的写作的方式。“故事马”这个词汇，在当年我写过《故事马·红木柴》这样的诗歌，也写过《故事马·红木柴》这样的小说，用文学样式来简单地界定小说还是诗这不是我的本意，这就是一个新的写作的方式。在南京我曾把《故事马·红木柴》的小说的文本递给苏童，苏童说：我也看不懂，这个叫我们社领导给毙了。那个时候的苏童还是前沿的先锋的，这个今天说起来是玩笑。现在的魏思孝、孙智正、赵志明、张羞、小虚等这些年轻的新一批的写作者他们在我的这些文本中也能找到一些传统的东西。在80年代推崇简单的诗这个也是意味深长的，当时我和车前子的写作很密切，但是在整个的语义、意识形态、社会性等方面应该要比他强大，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他寻找的快乐的因素很多，而对于我来说就产生了冲突的更大化，挫败感、失败感很强烈，也没怎么坚持下去，到了后来在写作的传统当中大家也找到了相对应的东西。网络论坛时代产生了赵丽华以及后来的乌青现象，我的一些朋友就调侃地说你看看你找到你的继承人了，后来我和赵丽华、乌青也建立起了一个有意思的渊源，这些话题也就全部都打开了。80年代延续到至今的流派繁衍当中和“他们”、“非非”有更多的一些缘分，这个缘分不是我们今天回顾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贴上去的，因为韩东和杨黎在2010年的时候给我说起过《他们》和《非非》在1989年之后这两本民刊在编辑最后一期的时候他们都用了很大的篇幅编选了我的作品，但是他们都没有付诸印刷，两本刊物最后都没有办下去，我们的《原样》也是寿终正寝。原样语言诗派是一个概念，我是一个人就是一个流派，他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拉郎配的组合当中有一些通灵者，有一些学院派，有一些非常智能的游戏主义者，这些人和我们的区别还是很大的。总而言之，在自己个人的写作当中写到今天也很难归纳我这样的一个写作方式，我也体会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坦率地说除了思想的因素、智力的因素、情感的因素以外，身体的因素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身体的因素不是简单的局部的问题，不管是上半身的问题还是下半身的问题就连体力都成为了一门重要的因素。就是说把这样的诗歌，正常地把它从文学的样式里把它从所谓的文体里面解放出来，我们回到当下的这样的现实当中去来看待自己的这样一种形式的存在，我个人认为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当你打开了自己所有的写作方式的时候你调动自己的任何一个元素和要素协助它，我觉得从什么地方进去从什么地方出来都有可能。我的作品刚才清华解读了一部分，我们还会交流沟通。就我的写作来说，我始终把每一首作品都置身到非常抽象的环境当中。记得在电影学院我的诗歌表演会上我让他们清空舞台，这就是黑的背景就是抽象的一个状况，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我也几次去给他们表演系的学生们做简单的辅导。我告诉他们，第一，诗歌不是朗诵的，这个朗诵诗是我们传统形成的，它自然而然地被纳入朗诵当中去了。关于对朗诵者的指责我觉得杨黎说得非常好：为什么我们要去指责那些朗诵者，为什么不去研究你们为什么要去写朗诵的诗。这个里面是有话题可以探讨的。第二，我觉得这帮学生要回归，把这些诗放低到你们常态当中去，你要把具象的东西演绎成抽象的东西，而你当初考到中戏考到电影学院的时候是要把一个抽象的东西或题目演绎成具象的东西，你现在能不能把这具象的东西回到抽象本身。第三，要完全回到精神状态回到身体的状态，这个非常重要。这样才有了一些这样的创作有了这样一些表演。所以我认为诗歌作为一个非常好的文体相对来说还是需要一个比较纯粹的解读，我个人认为还是非常重要。这个解读的位置，我还是把它定在当代艺术的一个范畴之内。刚才翟永明、匡政大家都提到了一个戏剧性的问题；音乐的问题；绘画形态的问题。这个里面大家可能都找到了一些东西。诗歌是所有艺术的灵魂。所以把它放在当代艺术领域范畴会更好一些。诗歌也是数学和哲学的一个交叉点。在写作上我有一个经验，这个写作经验为什么没把它放到形而上和宗教哲学的位置，我始终还是坚持一条，我为描写而描写，我描写事物的形状。但是大家说在你的诗歌中会看到这样的一种经验，它怎么是描写呢，它一定是放大的。它有很多的想象的空间，有很多的修辞，融合了各种主义各种流派等，但实际上是我直接的感觉。就是说诗人，如果我用职业化的心态来看，他确实是经过了长时期的哪怕是一种抑郁状态的一种职业化了的培训，这是很重要的。在于我凌晨的时候写它，不在于我愤怒、激动的时候写它，我凌晨的时候写，我和这个世界和这个当下和这个现实和这个人群的这些关系中，我怎么来把握我今天非常集中所关注的一点。我所描写的这样的一种现实一种事实，我描述它的轮廓描述它的边缘描述它的核心部位描述它的某一个侧面是我看到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培训结果。我看到了我在描述它，如果是别人就有了差异性，就是说你看到它没有，你没有看到它你把它理解为想象力或其他。再有就是时间，诗歌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它只能是在这个时间上才产生这样的可能性，我们今天探讨这样的问题探讨得太少了。诗歌的时间是很重要的，我没注意它的面积它的体积它的空间，它的时间点在过程中还是有的。中国没有经历过一个很好的波普时期，中国人实现波普的方式是赵本山实现了，不是工人阶级实现了的，是中国农民阶级实现了，但是他显然和这个波普精神有很大的距离。在这个过程中坚持一个立场，比如说，和废话杨黎有很多的交流，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昨天有人说要为中国狮子座的诗人编一本诗选，由我来编，我一下就找到了崔健、北岛、于坚、杨黎、小安、我、竖等，狮子座这种人格大家想想，这是个有意义的事，能形成一个诗歌传统。但是我也看到另外一种诗歌的传统，韩东、伊沙、何小竹等全是金牛座的，这些人的意志特别的集中，你不能不把一个最小文化的事和一个最大众的诉求和一个普遍的时代消费结合在一起看待问题，这样是不好的。为什么我前几天和杨键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和争论，就是我们回到的是什么，肯定是当下肯定是现在。所以说在我的作品当中任何的物象任何的肮脏任何的意象任何的日常生活我都是不排斥的，它都成为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一个对象。刚才张清华的讲话后来引导到了情色的部分，这个情色很重要，给今天的研讨会增加了一些活力。这个东西你回避它，大家都不讨论它，那你就必须把自己关起来的。前两年梁小斌要用书法写我的一首诗的名字《俗丽》，小斌写了好几张，后来不知道被谁给拿走了。当时清华在旁边说：这个词汇挺有意思的，怎么会冒出这样的一个词汇，在字典上都查不到的。像“故事马”“俗丽”这些词汇都产生于我在80年代写的作品里。我认为它不是一个词汇，它就是写作的一个状态，提供了一种写作方式。（张清华：我插一句，这本诗集的编撰应该每首诗尽量标上写作年代，因为你知道它的历史背景，解读就出来了。）我的主观意图是，如果我把我最近写的诗标上80年代，而把《银匠铺子》《如果麦子死了》标上2013年，我希望它的这种价值是存在的，能够还在这个位置上，我有这种企图。今天我非常感谢各位。我再补充一下刚刚说的狮子座诗选的事，我选的时候给北岛有一个点评，我说北岛是一个烫伤，是不会痊愈的一代。说到崔健我说他唱破了他的喉咙追逐黑暗但永远是个无底洞。谈到于坚就是我们走在大路上。谈到杨黎我说他是中国诗歌界唯一一个不说废话的人。谈到小安我说是神经质的这种极致的美。也谈到了竖，竖的诗歌就是很瘦的一种感受。从一个星座的角度都能找到一个诗歌传统，那我们有十二个星座。如果在座的批评家把这个问题带进去会很有意义的，为什么要把这个很小型的东西一直封闭到更小的范围内，我们把它结合起来研究会很有意思的。北京地铁每天一千万的流量，在地铁口能够阅读到这样的一些诗歌，阅读这些奇怪的不同血型的不同星座的人们他们都在干些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故事很多，前二十都没展现出来，但是今天都一一呈现了新的形状，今天我们讨论写作，是非常有意义的。最后，感谢大家今天的到来。感谢江苏文艺出版社。感谢长江文艺出版社。《红白蓝灰黑黑》是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由于我的原因本来是在去年年底就出版的，被我一再地延误了。责编于奎潮（马铃薯兄弟）我们当年在南京就认识了，在一起写诗，我们是亲密的拥有多年革命友谊的诗友。但是站在出版总署的立场上他觉得有很多诗不能出，他很细致，大概列了两百条，这个要改那个必须要撤换，很烦琐很无奈。长江文艺出版社要出《原样》，我也想继承一下过去的传统不让这条链断掉，我就把我的很多诗歌集中起来归类，《原样》里的一些诗歌还是当年在英国的普雷恩出版的，在美国、加拿大流行，大家基本上都看不到。《原样》本来打算是今年的八九月出版的，但是看到《红白蓝灰黑黑》先出来了，他们就没上架，销售得也不是很好。我和长江出版社也沟通了一下，等这个研讨会结束了就让《原样》上架吧，因为《红白蓝灰黑黑》估计也卖得差不多了。另外要感谢一下张小波，小波也是我80年代的朋友，刚刚清华提到的张小波的诗《这么多雨披》，实际上我们最早是在1985年、1986年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时候我们就有交流了，大家就扎在一起了。我们在一起那些美好的事我都不记得了，记得的都是坏事。感谢！感谢从外地赶来的朋友们。真的很感动。再次感谢大家。谢谢。
吴又（作家、诗人、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总经理）：【总结】非常荣幸，今天这个主办方应该主要是江苏文艺出版社，我们凤凰联动这边主要是负责这次研讨会的基本的日常服务性工作。亚平是近年来我认为中国最活跃的诗人。承办这个研讨会，为研讨会做些服务性的工作，我们也非常的荣幸。现在我的大量的诗歌尤其是新诗的阅读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亚平写出来的。今天整个研讨会的信息量也特别的巨大，贯穿从80年代到今天，（在80年代）在座的有的年轻的写作者还没出生。这种创造力能够保持到今天，我认为亚平是很让人震惊的。今天大家发言的质量也非常高，很多话题在以往的一些诗歌研讨会上可能都没有出现过，这些我们会后会配合主办方一起来梳理。在会议的最后谢有顺老师、田瑛老师也从机场匆匆赶来，虽然没有发言但是给我们留下了悬念。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评论家、诗人、作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