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美国国家科学院也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发现在金钱与幸福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联，仅在一定范围内，人们的幸福感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这项研究基于国民幸福指数，对数十万美国人进行了调查，并把幸福感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人们每天的情绪状态，另一种是人们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更深层次的满足。这份报告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具有魔力的数字。说的是在美国，年收入到达75万美元时是最幸福的。而一旦超过75万美元，幸福感便不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增。
对于这个奇妙的数字，如果在10年前，我绝对会当做听了一个笑话而一笑了之，因为在美国年收入75万美元稀松平常，挣够了这个数就满足的话，要求岂不是太低了？但是现在，我自己和周围众多亲友的经历告诉我，这份报告的结论不假。因为，富有的人往往有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他们在工作中往往也享有较高的控制权；可与此同时，他们也将会有更高的期望值，时不时会将自己与更富有的人去作比较，而比较带来的往往是烦恼和痛苦。
比如我的朋友大龙就深受比较之苦。大龙是我在多伦多认识的朋友。十几年前，大龙带着妻儿一家3口移民到加拿大。大龙是电脑软件工程师，太太在国内是英文翻译。出国之后，英文成了必需的交流工具，不再是特长技能，大龙的太太等于没了专业。好在大龙顺利地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没几年，他的工资便涨到了7万多加元，在多伦多这就算是高薪阶层了。生活稳定之后，他们又添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大龙的太太便待在家中做全职太太。这真是一个典型的北美幸福之家。
然而，随着孩子渐渐长大，大龙可以在闲暇时上上网，跟美国的老同学聊聊天，他因此了解到美国的软件工程师收入很高，特别是纽约的一个老同学，读书时成绩还不如他，收入却比他多50%。渐渐地，大龙的心理不平衡了。待他入籍成了加拿大公民后，便开始在纽约找工作。
运气还不错，大龙顺利地获得纽约一家电脑公司的聘用，起薪一跳就是88万美元，以当时1美元兑换13加币，大龙的年收入立马增加超过50%。大龙一家毫不犹豫地搬到了纽约。到了纽约之后，才知道纽约的房价比多伦多贵多了，想买一栋和多伦多一样的大房子，价位则更高，扣除每个月的房贷后，一年算下来，发现存起来的钱和多伦多一样多。大龙当然又不满足了。
在纽约，媒体时常报道华尔街年底分红奖金丰厚，大龙自觉技术过硬不比别人差，他的心又活了起来。不久他果真跳槽进了华尔街一家证券公司，底薪又多了1万，干好了奖金至少是年薪的30%，如果公司赚大了，奖金是上不封顶的。只是没料到，华尔街非但工作压力大，泡在公司的时间又长，令他跟妻儿聚少离多。不过到了年底时，大龙竟然出乎意料地拿到了跟底薪一样多的大红包，兴奋之情不言而喻，顿时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夫妇俩高兴地在郊外买下一栋早先看中的大房子，只是距离办公室所在的曼哈顿更远了。
就这样，大龙每天凌晨５点不到就得起床，先开车到附近的火车站赶头班火车进城，到了曼哈顿再换乘地铁，两个多小时的路程使用了3种交通工具，每天上下班的路上用去四五个小时，正常工作需要10个小时。加班加点更是家常便饭，并且由于拿的是年薪，所以没有加班费。象征着美国梦的家，反倒跟旅馆似的。如果半夜三更电脑系统出意外，他还必须开车往曼哈顿赶，生活简直一团糟，几乎没有任何闲暇。
此时，大龙和太太才意识到，他们的收入虽然多了点，但幸福感却大大地下降。时间是世上最宝贵的财富，以时间和压力换取金钱，绝对得不偿失。在电话中，大龙对我说：“现在我每天最享受的，是凌晨回家所闻到的草地的芳香……”最为遗憾的是大龙后来离婚了！几个月前，他一个人黯然回到了多伦多。
从大龙的故事中不难看出，假如他不跟纽约的老同学作比较，多想想他自身所拥有的，而不是一天到晚纠缠自己所没有的，他们一家4口或许还幸福地生活在多伦多。他的故事可以用一个金融术语来形容，叫作“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也就是说不要试图以自己的短板去和人家的长项作比较，幸福感才会常相伴随。
研究幸福的专家说，只有大约15%的幸福与收入、财产或其他财政因素有关，而近90%的幸福来自诸如生活态度、自我控制以及人际关系。几年前，澳大利亚的幸福协会开张。该协会创始人蒂莫西·夏普说：“你真的可以提高你的幸福水平，这是我们要教给你的。我们可以让一个幸福‘存款’为零的人，在其幸福银行账号里有结余。”
下面这些与钱有关的问题是你应该问一问自己的：
1 我对我现在的财政状况满意吗？
2 再多点钱我能活得更快乐吗？
3 我的脑子里是不是始终有财政的问题？
4 钱一直是我生活最重要的东西吗？
5 对钱的追求一直让我感到不安吗？
6 我会舍弃原则去挣更多的钱吗？
只要你认认真真地回答以上问题，可能就会改变对钱的看法。其实对于财富，先哲培根早在400年前的《谈财富》一文中就已经谈透了。他写道，所罗门曾说：“财富多者诱人渔猎，而对于人生，除了徒饱眼福以外又有何用？”中国古人也说过“知足者常乐”。有些人很有钱，然而还是苦于得不到幸福；相反，另一些人只有很少的钱却也满意地度过了一生，那是因为他们懂得最大限度地享受他们所拥有的。说到底，让我们远离了幸福的人正是我们自己啊！希望在哪里？
——中国古代智慧的“远亲”北欧模式2010年8月，《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丹麦开始消减令人羡慕的社会保障》的文章。就标题而言，文章似乎想提出疑问：丹麦的高福利社会能维持多久？被失业率和债务危机折磨得焦头烂额的美国人理应反省自己的生活模式才对，怎么开始质疑起北欧模式来了？
美国模式和北欧模式，哪个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哪个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用常识分析一下，答案不难找到。
目前全球主流所倡导的经济模式是美国模式，其经济理论依据的是新凯恩斯主义。该主义主张：（1）通过减少储蓄增加支出来带动经济增长；（2）“需求”重于“供应”；（3）消费可以带动生产；（4）无需金本位，法定货币是可取的；（5）可以充分依赖政府来调控经济。
违背了经济学常识的美国模式已经被证明了是一条走不通的路。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钻进了死胡同，到现在还出不来。把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比作毒品一点不为过，染了毒瘾的美国唯有靠一次又一次的“吸毒”来暂时挽救经济，拖延死亡日期。
幸好，在这个地球上，北欧模式似茫茫黑夜的一盏明灯，为我们指出了今后的方向。
北欧的高福利社会令人羡慕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纽约时报》的这篇《丹麦开始消减令人羡慕的社会保障》通篇读下来，原本抱怨连连的负面报道，却越看越令人羡慕。在丹麦万一失业，立刻能领取相当于失业前工资的80%的失业补助，前提是必须参加求职培训计划，而失业补助金可以连拿4年。文中说，如今遭遇全球经济危机，丹麦政府顶不住了，因此要消减福利，将领取失业补助的期限，从原来的4年降低到2年！
文中提到一位58岁的护士，因病失业在家4年，不仅以一年的时间免费治病，而且还拿着80%的工资进行职业培训，最后获得了电话销售的工作。后来她不幸又赶上这次经济危机，目前又带薪接受秘书职业培训。面对政府消减福利，这位护士只能领取2年失业金，因此而抱怨连连。
这在我们看来简直就是甜蜜的抱怨嘛。事实上，像丹麦这样的高福利国家，在北欧还有挪威、瑞典和芬兰。可以这么说，这些国家40年前都不如美国。但回头检视，现在情况如何呢？
据一位出差到挪威的朋友回来抱怨，他在挪威时，上午10点之前基本上喝不到咖啡，咖啡店最早也要到10点才开门，而下午6点又准时关门歇业。碰到星期日，所有商店一律不营业，这哪能比得上纽约啊，人们早上5点就能喝上咖啡，有些连锁店直到凌晨1点还在营业，顾客进去照样能喝到热咖啡。
而另一位远嫁瑞典的朋友告诉我，瑞典的政府机关和政府所属单位，每年的6月上旬到8月上旬要放两个月暑假，特别是歌剧院、图书馆、博物馆这些由国家资助的文化机构。民营企业则放3周暑假，到了圣诞节及新年期间再放两周假期。也就是说，在瑞典，一般的上班族一年至少有5周带薪假期，再加上其他法定假、病假、事假等，一年中几乎有半年在休假。
我们早就听说北欧国家富有、福利制度好，但从未料到竟然会这么好！父母跟着孩子一起放暑假，悠闲自在地陪孩子去海滩冲浪，到度假胜地去亲近大自然，抑或到周边国家去旅行，培养亲子之情。
北欧信奉传统经济学。传统经济学视节俭、勤奋工作和生产为美德；认为金本位抑制了通胀，并提供了稳定的货币环境，使经济蓬勃发展；政府应努力担负财政责任来平衡预算；国家政策一般应采取不过分干预经济事务；生产才能带动消费；在供求关系中“供”比“需”更重要，因为良好的“供”创造了另一种“求”。
遵循着这套传统经济模式，北欧国家踏踏实实地发展生产，靠储蓄、节俭成为全球社会福利最完善、人均GDP最高、老百姓最富有的国家。
北欧国家各项指标领先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