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兄弟各有下场
随着国民党全线撤离大陆，上海的帮派势力也纷纷瓦解。杜月笙的老弟兄们死的死，逃的逃，个别人不愿远走他乡，只好留守上海，待共产党接管上海以后，这些青帮分子纷纷调转方向，站在了人民一边。
小八股党中，跟杜月笙走得最近的四大金刚，如今已经有两位不得善终。芮庆荣在抗战期间，因感染风寒客死重庆；高鑫宝则因为赌场纠纷、争权夺利，被仇家暗杀于一品香饭店门口。
剩下的两位弟兄，关系最好的顾嘉棠死心塌地跟随杜月笙逃到香港；叶焯山已经年过六十，又因为在上海留有产业，舍不得放弃，决心不走。还有一位杜月笙早年一起拜香堂入青帮的同参兄弟马祥生，也因为同样的理由没有离开上海。
叶焯山、马祥生本以为共产党攻陷上海以后，只要他们靠着自己的那一点产业，安安稳稳、老老实实度过余生就已满足。哪曾想，1950年末，共产党突然发起清算反革命活动。上海的富商巨贾、名流士绅，但凡解放前参与过迫害共产党的人，差不多都遭到了清算。
叶焯山、马祥生吓得战战兢兢，躲在家里不敢出门。要知道，蒋介石发起的“四·一二”清党事件中，二人直接参与了诱杀上海总工会会长汪寿华的行动。二人在家躲了没几天，早有人向上级揭发了他们早年的恶行，于是二人双双被捕下狱。
不久，叶焯山、马祥生双双被押赴枫林桥，即当年诱杀汪寿华的案发地，举行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
面对人山人海的公审现场，叶焯山、马祥生被绑赴上台。马祥生自认为并未直接参与下手杀害汪寿华，百般辩解，喋喋不休。和他并肩而立的叶焯山，早知难逃一死，低头不语，只求速死。
据此，公审大会宣布，马祥生、叶焯山残杀共产党人罪名成立，立时三刻，判处枪决。拖下公审台，随着一连串清脆的枪声，二人终于为当年冤杀汪寿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消息很快传到香港，杜月笙闻讯后痛哭失声，回想当年，四大金刚和他一道赤手空拳在上海滩打出一片花花世界，何等风光，何等气派，如今却落了个杀头的下场。
参加清党行动，原是杜月笙、黄金荣的一力主张，马祥生、叶焯山两位好兄弟诱杀汪寿华，无非领自己之命行事。如今杀汪案的主动人避居香港，却要马祥生、叶焯山两位好兄弟替自己承担如此罪名，杜月笙大有“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感慨和愧疚。
除了马祥生、叶焯山两位好兄弟，黄金荣的下场虽然称不上好，但起码还留住了一条性命。
上海解放以后，八十一岁高龄的黄金荣躲在钧培里的三层豪宅里，深居简出，不问世事。不少人以为黄金荣早已逃往台湾或者香港，即便没有逃走，也很有可能被人民政府逮捕下狱。
殊不知，解放初期的上海，百业待兴，人民政府要处理的事情千头万绪，根本无暇顾及这位早已构不成威胁的上海大亨。人民政府这时还允许黄金荣照常经营他的产业，如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等，每月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这段时间里，黄金荣不但没有受到任何骚扰，甚至过得相当清闲而安逸。
黄公馆宽阔舒适，生活物品一应俱全，黄金荣终日躲在家里，每天享受着他最爱的三样东西：吸烟土、搓麻将、泡澡堂。他常说：“不管是国民党当权，还是共产党执政，都是如此，这三件事体是要陪我到老死的。”
当时，吸食烟土已经被明令禁止，但黄金荣躲在黄家花园装糊涂，照吸不误，据说他家中藏有大量上好的烟土，足够他后半生吸食之用。
直到1950年，清算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荣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许多见风使舵的青帮分子，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赶紧与黄金荣划清界限，甚至还有一些徒子徒孙掉转方向，向政府部门揭发黄金荣的罪过。
这一下，黄金荣真的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许多市民甚至自发聚集到黄公馆门口，高声呼喊，要求他接受批斗。一封封控诉信、检举信，如雪片般飞进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请政府作主，为民报仇雪恨。
实际上，解放之初，如何处理上海的帮会人物，让其为我所用，上海市政府已经有明确政策，即只要他们不出来捣乱，不干扰上海社会的正常秩序，老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特别是像杜月笙、黄金荣这样的帮会领袖，如果能够积极向中央靠拢，对恢复上海工商金融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
为了平息上海市民的愤怒，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当时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出面召见了黄金荣。黄金荣战战兢兢，自以为躲不过这一劫，没想到潘汉年只是说：“新政府对帮会的方针政策不会变，但希望你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老实认罪，这样才能得到老百姓的谅解。”
迫于无奈，黄金荣回到家中，请位朋友写了厚厚一叠的自白书呈上去，从此以后便坐立不安，提心吊胆地等候判决。
1951年5月20日，上海《文汇报》、《新闻报》相继刊发了黄金荣的悔过书，结果是非但没有平息群众的愤怒，反而引起了更大的风波，“黄金荣非杀不可”的口号响彻上海滩。黄金荣在悔过书中或云“改过自新、将功赎罪”，或云“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曾经声威赫赫的上海滩大亨，接受改造，低头忏悔，可谓轰动一时。
不几日，躲避在钧培里的黄金荣接到通知：每天早晨到自家开的“大世界”游乐场门口扫大街，接受改造和群众的监督。
从此以后，每天早晨，八十一岁的黄金荣被押解到“大世界”门口，手执长帚清扫街道。“黄金荣扫大街”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群众争相目睹这一“空前盛况”。由此，黄金荣在大世界门口扫街的照片被刊发在上海各大报纸的显要位置，不久报纸传到香港。
虽然杜月笙人在香港，但他无时无刻不在惦念上海的情况，从而养成了看上海报纸的习惯。尤其是近期发生在上海的“清算反革命”斗争，让他很关心上海方面的消息。
那一天，他刚用过早饭，照旧从秘书那里接过上海的报纸，翻开一看，“黄金荣扫大街”的那张照片赫然入目。杜月笙既惊又骇，脸色灰沉，看完报纸后久久不曾说话。
当初他离开上海之前，曾亲自到黄家花园劝黄金荣来香港，黄金荣年迈体弱，生怕客死他乡，说什么也不走，如今却落得这步田地。杜月笙唏嘘不已，除了为老哥哥遭受如此境遇伤感不已，更多的是庆幸自己果断来港，才躲过一劫，否则，自己一生最看重的脸面，真的要彻底丢尽。
一个又一个坏消息接踵而至，对年过花甲的杜月笙打击实在过于强大，以至于几日水米不进，油盐不沾，最后导致哮喘病骤然复发。这一次发病不但来势凶猛，还大有变本加厉的趋势。不但喘得大汗淋漓，青筋爆账，还一度窒息晕厥，吓坏了公馆内的老老少少，慌慌张张，一个个手足无措。
这一次，无论是中药西药，还是打针吊水全归无效。迫不得已，一位经验丰富的西医先生斟酌再三，提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办法：“喘成这样，只好用氧气，方能少些痛苦。”
于是，大批的氧气筒、氧气罩被搬到杜公馆，置放在杜月笙的床头，但凡喘息不己、痛苦难熬的时候，这些活命之资便一刻也不能离开。
这一次病情恶化持续了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中，他几乎每天都要躺在床上吸氧气，即便如此，仍旧喘个不停，身上的小褂裤一转眼就被淋漓大汗浸得湿透。好在姚玉兰、孟小冬轮流照料，百般呵护，这场重病方才渐渐地被止住了，大病初愈后的杜月笙形销骨立，憔悴不堪，让探望他的人愈发可怜起他。
孟小冬终入杜门
基于对大陆形势的忌惮，杜月笙彻底放弃了重回上海的打算。在以后的日子里，困居孤岛的杜月笙，一直沉浸在苦闷、孤寂和忧急之中，唯一让他感觉到安慰的是，孟小冬始终不离不弃，病榻之前尽心服侍，毫无怨言。
大太太沈月英已经故去多年，剩下的几房太太也都各怀心事。二太太陈帼英因与杜月笙感情日疏，不久之前去了台湾定居，三太太孙佩豪虽然人在香港，但早已搬出去与儿子同住，身边只剩下四太太姚玉兰和一个没名没分的孟小冬。
性格孤傲忧郁、历尽人间冷暖的一代名伶孟小冬，身负绝艺却无从施展，战火之中追随杜月笙出走香港，从此以后不问世事，专心伺疾。对于她这种目无下尘、卓尔不群的女子来说，踏进杜公馆这样一个复杂紊乱的环境，终日陪伴一个风烛残年的病人，实在是一件残酷的事情。
虽然在杜月笙的眼前，孟小冬始终表现得神情自若、强颜欢笑，但朝夕相处之间，杜月笙可以看得出来，她容颜日渐憔悴，眉宇之间常常浮现忧悒之色，她的心情苦闷、郁结难消也就可想而知了。
孟小冬是杜月笙身边几个女人当中唯一与世无争的，即便几房太太争吵得沸反盈天，她依然淡定自如，从容不迫。一来她的名分不允许她这样大张旗鼓，二来她缺少心机，不喜欢随波逐流。殊不知，这种自然的状态愈发让杜月笙对她产生怜爱之情，到了最后，二太太远走台湾，三太太也搬出了坚尼地台路，身边就只留下姚玉兰和孟小冬。
杜月笙安心养病，家里家外的一应事务就交给了姚玉兰，而孟小冬的职责便是尽心看护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杜月笙，这也成为落在她肩头最重的一副担子，积年累月，没有一刻可以停歇下来。
虽说姚玉兰、孟小冬情同姐妹，但同住一座屋檐下，免不了牙齿咬到舌头的时候，尤其是“共侍一夫”的两个女人，明里的争斗不存在，暗中的较劲却是不争的事实。
有时候，家里只有三五个人就餐，也得开上好几处。姚玉兰经常躲在自己房间吃饺子，孟小冬则关起门来冲牛奶下洋点心，其余的少爷小姐各有各的卧室，也就各有各的吃处。在这种情形之下，把坚尼地台18号的大门一关，杜公馆俨然成了由许多各自为政的小单位凑在一起的大杂院。
当然，这些人当中，孟小冬会更寂寞，更孤单，除了性格使然之外，她没日没夜照顾一个几乎不可能痊愈的久病老人，让她看不到任何希望，只是机械般地做着重复的劳动罢了。
杜月笙自感时日无多，而病榻之间竟然只有孟小冬终日侍奉在侧，愈加觉得对她不住。杜月笙能为孟小冬尽心尽力的地方太少，因此他对孟小冬总是特别礼敬怜爱，只要孟小冬喜欢的事情，他都忙不迭地命人快办，以期能做些力所能及的补偿。
眼见着一代“冬皇”日见消瘦，目光哀婉，杜月笙不禁怜悯起来。为了排除自己的烦恼和寂寞，杜月笙曾特意邀请了几位在香港的名伶、名票，来坚尼地台路雅聚一番，过一过戏瘾。可是孟小冬却鲜有当初“广陵绝唱”的豪兴，仅仅是在一旁指点传艺，极少献唱了。
只有在杜月笙卧榻不起或心事重重之时，孟小冬才一面凝望挂在墙上自己十多年前拍摄的那幅剧照，用纤瘦的手指亲自操琴，然后引吭高歌。她有时唱谭派的《洪羊洞》，有时唱余派的《鱼肠剑》，而唱得最多的还是余师亲授的《搜孤救孤》：“娘子不必太烈性，卑人言来你是听……他舍命来我舍亲生，……老天爷不绝我的后代根……”一声声阳刚悲怆，一句句哀婉凄沉。
1950年末，杜月笙的病情稍有好转，自觉台湾去不得，大陆又回不去，香港弹丸之地怕不知什么时候被鲸吞蚕食，到那时真怕落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境地。
思来想去，他觉得举家移民法国说不准是个好办法。早在民国二十一年的时候，时任法租界总巡的法国朋友费沃里就曾盛情邀请他到法国定居，还曾信誓旦旦地说过：“杜先生，要是你肯到法国来，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你事先通知我一声，我一定会竭尽所能，盖一幢舒适的房子奉送给你。”
当然，因为杜月笙当过法租界的华人董事，法国朋友又岂止费沃里一人呢？因此杜月笙将自己准备迁居法国的想法告诉了全家人。有一天，杜月笙在房里屈指细算，除去仆佣，连同顾嘉棠和万墨林两家，一共需要办理27张护照。
听杜月笙算起这笔账，孟小冬自然有些不自在，当着房中各人，便淡淡地说了一句：“我跟着去，算丫头呢还是算女朋友呀？”
孟小冬自入杜门，两年多里对于一切看不惯、听不得、受不了的事情，向来都以不屑与问的坦荡襟怀付之漠然。她从不曾发一句牢骚，出一声怨言。然而在此迫不得已的情形之下，她不得不轻轻地说了这句话。殊不知这一句话分量之重，着实不可思议。
斯语一出，环室漠然。是啊，一个孤苦无依的女人，一个红极一时的当代名伶，废弃艺事，跟着杜月笙东躲西藏，缺名少分，确实非常之艰难。
杜月笙呆坐半晌，如梦方醒，当着众多家人的面，高声宣称：他要践履诺言，尽快与孟小冬完婚。
本来就营营扰扰的杜公馆登时聒噪一片。虽说杜月笙与孟小冬结为一体，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当他正式宣布结婚之时，还是犹如投下一枚炸弹，让杜公馆上上下下顿时热闹起来，亲朋好友意见不一。
有的人劝说，应该养病为先，何必大事破费，多此一举呢？也有的人说，成婚与否对任何人都无裨益，反而可能节外生枝，徒生无穷的纠纷。即便所有的反对者再三劝阻，杜月笙始终置之不理，横下一条心，决定在自己死之前完成这个心愿，为了孟小冬，更为了自己。
杜月笙吩咐管家万墨林着手筹备婚事，越快越好。只是由于在孟小冬之前，杜月笙还有三房太太加上已逝的原配夫人沈月英，所以原则上决定不举行仪式，只举行见礼喜宴。
鉴于杜月笙抱病在身，出不了远门，只好将见礼喜宴设在坚尼地台18号的杜公馆内举行，请到的客人也都是杜月笙的至亲好友。为了这次喜宴，他还特意将九龙饭店的大司务统统拉到公馆内，要求他们做最好的酒席。
喜宴摆了十几桌，亲朋好友悉数到齐，无一缺席。已经63岁的杜月笙容光焕发，极力陪客，44岁的新娘孟小冬脸上也终于浮出一丝笑容。杜月笙在港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纷纷前来重新见礼。作为回礼，孟小冬送了他们每人一份礼物，女儿、儿媳是手表一只，儿子、女婿则是一人一套西装。
喜事办完，台湾方面传来消息，蒋介石的答复很干脆：“办护照可以，先交15万美金手续费！”直到这时，杜月笙方才明白，原来天下最狠的不是他姓杜的，而是台湾姓蒋的。自己的财产全部留在了大陆，逃港期间，家族的庞大开支已经让他疲于应付，哪里还拿得出如此多的美金办护照？杜月笙仰天长叹，看来这辈子要困守孤岛了。
给自己安排后事
1951年初，杜月笙痼疾缠身，已经到了无法起床的境地。这一时期，一批貌似高深的江湖相士、星命专家纷纷出入杜门，为他观察气色，细推流年。妻子儿女也都晓得，杜月笙遍请江湖术士，无非是为了求个心理安慰，于杜月笙的健康而言，已经于事无补了。
据说其中一位赵神仙已经算定了杜月笙的死期，只是当着杜月笙的面，无法言其实。后来，赵神仙在给杜月笙的朋友写信的时候，直言杜月笙很难渡过辛卯年的中元节，即杜月笙的六十三岁寿辰。
虽然杜月笙并不知道赵神仙给自己定了死期，也已经无法做到“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抗争，但他的确奇迹般地恢复了许多，偶尔还能下床走一走，只是用氧气的习惯和程度丝毫没有减少。倘若体力允许，他还经常在下午或者傍晚关照万墨林：“墨林，拨几只电话，看哪些朋友有空？请他们到这里来白相白相。”
所谓“白相”，指的是他终生嗜好的“赌”。杜月笙从十几岁穿梭赌棚，流连赌台，日后飞黄腾达依然不改初衷，常邀三五好友呼卢喝雉，赌兴极高。即便如今病体憔悴，还常常不忘邀约亲朋好友坐下来赌上几把，怡情取乐。
这年7月份的一天，吴开先因公抵港，杜月笙听说老朋友来了，十分高兴，一定要为吴开先接风洗尘。中午时分，吴开先如约而至，杜月笙找到几位常来常往的好友如袁国梁、朱文德临时充任陪客，以尽酒兴。
一桌酒宴吃到下午两点多钟，未及散场，一位多年老友、上海有名的大律师秦联奎突然造访。于是又加了杯箸，让原本热闹的场面再掀高潮。喝下几杯酒，秦联奎转头望望杜月笙，脱口而出说道：“月笙哥，你这几天胖啦！”
杜月笙一怔，伸手摸了摸脸颊，皱起眉头说：“胖？恐怕这不是胖啊，是不是脸上浮肿了呢？”
“不会的，确实是胖了。”众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安慰道。万墨林也一再强调：“这几日，爷叔的精神状态大好，谈起国家大事，一两个钟头丝毫不见疲色。”
尽管众人百般辩解，千般安慰，然而杜月笙似乎想起了什么，脸色一下沉重起来，刚才把酒言欢的场面一扫而光，他忙喊杜维藩说：“给我拿面镜子来。”
杜维藩应声离开，不一会找来一面镜子。杜月笙对镜自照，细细端详，哀声连连。在座诸人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互盼不言。勉强坐了一会，杜月笙推说困倦，让儿子杜维藩代为陪客，自己回到卧室午睡，留下满座的宾朋相顾愕然。
自从这一天起，杜月笙大病初愈的欢愉荡然无存，一下子变得闷闷恹恹。全家老少想尽办法使他开心欢喜，奈何听书、打牌、听戏这些平日里最大的爱好现在也全归无效，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7月28日的上午，杜月笙突然将邻居朱文德喊进房里，关上房门，杜月笙十分机密地告诉朱文德说：“我有一笔美金，早前交给了在美国的宋子良，请他代为投资，宋子良说他把这笔钱买了股票，倒是还赚了些钱。我想让你代我写一封信给宋子良，请他把股票生意的情况开一份清单，尽快寄到香港来。”
听杜月笙如此说，朱文德不敢怠慢，赶紧写好一封信发了出去。
晚间的时候，袁国梁又来探望杜月笙，二人在小房间里吃煨面。突然之间，杜月笙眉头一紧，喃喃说道：“怪呀，怎么我这两只脚，今天一点力气也没有哩。”
袁国梁赶紧搀扶杜月笙回卧室，又唤来佣人左右服侍。躺在床上的杜月笙似乎也莫名感受到一丝不祥，哀声摇头：“不对了，不对了！这次真的不对了！”
整个杜公馆旋即陷入一片慌乱，赶紧命人去喊医生。
不一时，香港两位赫赫有名的医生一前一后赶到杜公馆，先把过脉，又听了心音，并未发现异常。苦于没有明显的症状，医生无从下方，只开了一贴增强体力的药物。
姚玉兰和孟小冬唯恐深更半夜发生不测，请其中的一位医生通宵留守。杜月笙的几位公子、管家万墨林以及三太太孙佩豪也都纷纷赶来，陪着医生坐在客厅里守夜。大家互相宽慰，或言杜月笙近来身体状况很有进步，今夜无非是老毛病复发，多半是虚惊一场。
到了后半夜，杜月笙突然叫人唤朱文德进了他的房间。朱文德进去不久就出来了，大家一下子聚拢过来，想问明原委。
朱文德哀声连连告诉大家：“杜先生交代，打电报到台北，请陆京士火速来香港。”
陆京士一直是杜月笙最为得意的门生，也是杜月笙指定的恒社继承人。此番杜月笙征召陆京士来港，准是他自感人生末路，恐怕再也难以维持了。
一家老小心情复杂而沉重，顾不得许多，只好遵从杜月笙主意，火速给远在台湾的陆京士发了一封电报，区区四个字“尽速飞港”，简单明了，却胜过千言万语。
28日，一切平安无事。
29日，杜月笙又急不可耐，再次命人发急电到台湾，也是简明了当四个大字：病危速来。
31日，陆京士复电：订于8月1日自台飞港。
总算得到陆京士的回音，杜月笙稍感安心。哪料到8月1日这天，香港遭遇彻夜的狂风暴雨，自台北飞抵香港的客机宣布停航，陆京士忧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只好将行程改为8月2日抵港。
当夜，杜月笙躺在病榻之上面如死灰，神情沮丧，只盼陆京士能早点赶来。在度过一个失望的夜晚之后，8月2日的早晨，陆京士终于在朱文德、杜维藩等人的陪伴下，从香港启德机场搭车，匆匆赶往坚尼地台路18号的杜公馆。
陆京士及时赶到，让杜月笙喜极而泣。在杜月笙眼里，陆京士不仅是自己最看中的门生、得力的帮手，还是最重要的亲人。他伸出一双干枯消瘦的手，抓住陆京士牢牢不放，一遍又一遍问长问短，似有说不完的话语。
陆京士从1949年逃到台湾，因身有公职，不便脱身，再未与杜月笙相见。暌违多时，曾经慷慨豪情、名震黄浦江两岸的大亨，已经变成眼前这个形销骨立、干瘪孱弱的老头，陆京士心中一阵酸楚，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从这一日起，陆京士尽可能每天都陪在杜月笙身边，听他口中念念有词，谈往事、忆亲朋、论时政，有时候他的气息极为虚弱，几近自言自语。陆京士坐在病榻之前，细心聆听，即便听不真切，也极力表示听得真切了。
8月4日早晨，杜月笙一觉醒来，喘息平稳，连氧气罩也不曾使用。围在床头的姚玉兰、孟小冬、陆京士等人见他神志清晰、面容平静，不由得一喜，以为这又是好转的征兆，却不料他抬头望了望陆京士，翕动嘴唇，轻声说道：“京士，趁我现在精神还好，我想和你谈谈，怎样办我的后事了。”
满屋的人，听了这句话不由得一震，孟小冬偷偷啜泣，姚玉兰也是紧紧攥着手绢，生怕哭出声来。陆京士说不出话，只是点了点头。
杜月笙缓慢地环顾了一下屋内的众人，神情肃然语气平缓地说道：“香港毕竟不是上海，我们在这里终归是客，所以丧事切忌铺张浪费——从移灵到大殓，前后绝不要超过三天。”
陆京士依然还是点了点头，表示自己在凝神倾听。
杜月笙顿了顿，继续说道：“不过有一桩事体恐怕要多费两个铜钿，我想买一口好一点儿的棺材。这并不是我临死还要出风头，而是我不想葬在香港，树高千尺终要落叶归根，有朝一日，我想请你们带我的尸骨重回上海，落葬在我的老家高桥镇，我出生的地方。”
陆京士握住杜月笙干瘪枯瘦的双手，含泪而咽，一时说不出话来。杜月笙歇了一阵，又叮嘱说：“只要你们在这件事上遂了我的心愿，多用两钿，其余各事一概从简。不论开吊、出殡，绝对不许再摆什么场面，切忌过于招摇，免得给别人批评。你们要是不听我这个话，那就不是帮我，反倒是在害我了。”
从这一天开始，但凡杜月笙精神尚且清醒，就集中心智一一安排家里的大事小情。对于妻子、儿女、管家乃至佣人，每一个人他都要有所交代。由于人口众多，要交代的话一时说不完，他只好说一阵，休息一阵，等到体力稍微恢复，就又挣扎起来再说一两句。因此，有的人一次便听完了他的谆谆嘱托，有的人则要先后被叫到床边几次，一直到杜月笙认为说无可说，托无所托了，方始了却一件心事。
分遗产凄凉谢世
1951年8月6日，杜月笙唤陆京士将自己的几位至亲好友都叫到身边。钱新之、金廷荪、顾嘉棠、吴开先、徐采丞、陆京士齐聚杜公馆，这六位杜月笙最看重的朋友和门生，跟随他屹立上海滩几十年，堪称患难之交。
根据杜月笙的安排，六个人在客厅里屏却家人，为他的遗嘱拟定和遗产分配出谋划策，由此可见杜月笙对这六个人极为信任。
杜月笙把自己对遗嘱的想法和意愿交待下去，再加上六个人的建议，经过一番筹商，最终起草出三份遗嘱，一份是向社会公开的表白，一份是训勉子孙，另一份则是关于遗产分配。
这三份遗嘱中，最让亲友关心的当然还是遗产如何分割的问题。由于太太、儿女众多，如何做到公正公平，大家都能接受，让陆京士等人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后，只能做一个原则性的分配比例：四位太太和八儿三女各得一半，儿女中未成家的比已成家的多拿二分之一。
待遗嘱草稿拟定，六位好友和门生问过万墨林，知道杜月笙仍然醒着，相继进入杜月笙的房间，此时，三太太孙佩豪、四太太姚玉兰以及孟小冬和杜月笙在港的子女，都守在他病榻之前，或坐或立。
陆京士作为代表，开始宣读三份遗嘱的内容。杜月笙强打精神，凝神倾听，生怕错过一字一句，偶尔还要打一个岔儿，修正若干字句，但大体上来说，杜月笙对这三份遗嘱基本满意。
躺在床上的杜月笙已然气若游丝，嘴唇翕动之间都显得相当吃力，但仍然不忘指定陆京士等人作为遗嘱的执行人，严格按照遗嘱的制定原则将自己的财产分割给家人。
由于太太和子女太多，平日里斗气争宠就很难免了，此番涉及财产分割这样事关个人生活的事体，杜月笙最怕出现什么意外的争执和风波。这个号称闲话一句、一言九鼎的大亨，一生不知摆平了多少复杂繁难的事情，唯独这一刻，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对整个家族的控制。
好在遗嘱分配方案还算公允，又有杜月笙巧妙安排，让六位挚友门人做遗嘱执行人，这些人在杜门诸位太太、少爷面前有足够的分量，因此一家老少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一件大事就此风平浪静地解决了。
等到分配方案确定了，杜月笙目光呆滞地环顾了一下家人，才唉声叹气地说出了自己财产的数额：“我这辈子过手财香何止千万，但现在我只有一笔铜钿，留给你们以后安身立命，这笔钱我托宋子良先生保管，数目是十万美金。他把这笔钱拿去投资买了股票，多少还能赚一些，大概有十一万美金吧。”
十万美金？莫不是听错了，无论是顾嘉棠、陆京士等门人，还是姚玉兰、杜维藩等家属，无不惊诧错愕。谁也没有想到，当年在上海滩挥金如土、一掷巨万的杜月笙，如今留给庞大家族的遗产只有区区十万美金！这样算来，四位太太和八儿三女，能够到手的又有几文钱呢？
但杜月笙对于任何人的反应一概置之不理，他说完了话，像似完成了一桩极为重要的任务，长长吁了一口气，轻轻地阖上眼睛……
从8月7日这一天开始，杜月笙的睡眠质量愈加糟糕，夜里时醒时睡，神情十分疲惫。尤其是他哮喘发作的时候，呼吸困难，大汗淋漓，经常喘得脸色铁青，痛苦不堪。于是全家人手忙脚乱，请值班的医师打针、急救、用氧，维持杜月笙残喘的生命。
到了8月11日，杜月笙的病情突然恶化，一度陷入晕厥的状态，打了急救针又悠悠醒来，但也仅限于嘴唇翕动几下，即便将耳朵贴了过去，也无法听清他在讲些什么。就这样，杜月笙三番五次在鬼门关前徘徊无定，一会呼吸停止，脉搏全无，一会又倏忽而醒，嘶嘶哑哑。
8月16日下午，从台北匆匆赶来一位老友，此人正是时任国民大会秘书长的洪兰友，他专程代表国民政府当局来港看望杜月笙。洪兰友径直走到杜月笙的病榻之前，神情哀戚，面容肃穆，怔怔地看着命若游丝的杜月笙。
守候在杜月笙枕前的家人朋友，轻轻贴在杜月笙的耳边呼喊：“先生，先生！洪兰公来看你了！”
洪兰友向前探了探，看到杜月笙知觉尚在，连忙高声在他耳边喊道：“杜先生，蒋总统对您的病十分关切，希望你安心静养，早日康复。目前台湾一切有进步，国家前途一片光明，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杜月笙奋力睁开一闭多日的双眼，望了望洪兰友，似乎刚才的话已经听得很清晰，很真切，半晌，嘴里犹自挤出几个“好”字，与此同时，黯淡浑浊的眼神在最后一口力气耗尽之前渐渐涣散了，嘴里仍不停地念叨着：“大家有希望，中国有希望，就是我没希望了！”
最后一个“望”字说完，杜月笙那只搭在床边的手突然滑落了，嘴唇闭死，双目紧阖，再也不动了。
有人试探着伸手去摸摸他的脚，失声惊呼：“哎呀，脚已经凉了！”
这一天是1951年8月16日，距离他的生辰只有一天，杜月笙终于在痛苦煎熬之中走完了他漫长的一生。
翌日，香港各大小报馆纷纷开辟专版，对杜月笙之丧予以详细报道，以治丧委员会名义刊发的“丧讯”和巨幅讣告铺天盖地。一时间，曾经名震上海滩的大亨，在这一刻成为香港大街小巷最热闹的话题。大陆各界同样得到了杜月笙在港逝世的消息，上海市政府还专门在《大公报》刊登了讣告：……痛于公元1951年8月16日申时寿终港寓正寝……
根据杜月笙的遗愿，治丧事宜一切从简，但杜月笙生前交游太广，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工商士学，莫不有杜月笙的知己好友，仅青帮和恒社的徒子徒孙就数以万计，这些流散各地的门人弟子、至亲好友纷纷从台湾、香港、南洋乃至美国和日本，或则发来唁电，或则赠送挽联挽幛，以示哀悼。
杜月笙晚年与蒋介石因事生怨，最后分道扬镳，蒋介石三番五次催促杜月笙去台湾，杜月笙始终不为所动。如今杜月笙驾鹤西去，念在当年追随之谊，蒋介石通过总统府，从台北致电传述口谕“义节聿昭”。
根据杜月笙的生前交代，灵柩暂葬于香港东华医院的义庄，以后可迁回上海高桥镇的杜家祠堂。然而，时隔一年以后，陆京士和洪兰友在台湾当局“皈依国土”的压力下，经与杜月笙的家人筹商之后，将灵柩迁往台北县汐止镇，这里便成了一代大亨杜月笙最终的葬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