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我来说，他变了。这种变化使我伤心。
因为他开始干活了。
他开始为别人做莫利斯式椅子、桌子和衣橱。
有一次我问他：“波普先生，你什么时候再做没有名字的东西呀？”他竟臭骂了我一通。
“你他妈的真讨厌，”他说，“快滚开，否则我非揍你不可。”
（张琪译）
博加特
每天早晨，哈特起床后，总要坐到屋后阳台的栏杆上扯大嗓门朝对面叫道：“有事吗，博加特？”
博加特总是在床上翻动一下，用谁也听不见的声音咕哝道：“有事吗，哈特？”
他为什么叫博加特可是件神秘的事。不过，我猜一定是哈特给他起的名字。大家是否记得上映电影《卡萨布兰卡》那年，就是那年，博加特的名字红遍了整个西班牙港，许多年轻小伙子纷纷开始仿效博加特那种冷漠的处世态度。
人们叫他博加特以前叫他佩兴斯（意即“耐心”，也是一种单人纸牌游戏），因为他从早到晚总在玩那种游戏。其实，他并不喜欢打牌。
不论你什么时候走进博加特的小屋，你都会发现他坐在自己的床上，面前放着一张小桌，上面摆着七行纸牌。
“伙计，有事吗？”若有人来，他总是那么轻声招呼一句，然后就不说话了，一沉默就是十或十五分钟。你会觉得要和博加特说点什么几乎不可能，他对什么好像都提不起兴趣，而且傲气十足。他眼睛很小，又老是睡意蒙。他的脸很胖，头发漆黑发亮，手臂肌肉丰满。可他并不滑稽。他做什么事都不慌不忙，即使他洗牌时舔一下大拇指的动作也很优雅。
他是我见过的最冷漠的人。
他借口谋生要开裁缝店，甚至还付钱让我为他写个招牌：
缝纫裁剪，制作成衣
技术高超，款式新颖
价格公道
他买了台缝纫机和一些蓝的、白的和棕色的粉笔。但我怎么也想不出他能和什么人竞争；而且在我印象中，他连一件西服也没做过。他有点像隔壁的那个木匠波普，波普就从未做过一件像样的家具，可整天总是计划呀，刨呀凿的，做着我认为他称其为榫头的东西。每次我问他，“波普先生，你在做什么呀？”他总是回答说：“啊，孩子，这正是问题所在，我在做一件没有名字的东西。”可博加特倒是好，连这样的作为也没有。
小时候，我从未想过博加特是怎么挣钱的。那时，我总是以为人长大了自然就会有钱。波普有一位干各种活计的老婆，结果常常是成了许多男人的朋友。我从来想不出博加特会有母亲或者父亲，他也从未有什么侍候那间大屋主人的仆人在那儿住过。
像博加特这样的人居然也会交朋友，在我看来这真是奇迹。不过，他确实有许多朋友，有一阵他还算得上是本街最受欢迎的人呢。过去我常见他蹲在人行道上，身边围着的都是本街上的大人物。就是像哈特、爱德华和埃多斯这样的人跟他说话，博加特也总是眼皮朝下，用手指在地上画圈圈。他笑时从不出声。他从不讲什么故事。但是，每逢大家聚会时，大家总要说：“我们得请博加特来，那家伙鬼着呢。”我猜，博加特一定给了他们很多安慰和快乐。
要不然哈特怎么会像我刚才说的，每天早上都要扯大嗓门叫道：“有事吗，博加特？”
要不然他怎么会有耐心天天去等博加特那句模糊不清的回答，“有事吗，哈特？”
但有天早上，哈特叫过之后，却没人回答。过去这种似乎一成不变的东西消失了。
博加特不见了。他走了，一句话都没说就离开了我们。
整整两天，街上的伙计们都一言不发，心情难过。大家聚在博加特的小屋里。哈特拿起留在博加特桌上的那副纸牌，又若有所思地将他们两三张两三张地抛落下来。
哈特说：“你们想他会不会去了委内瑞拉？”
但没人知道。博加特很少对他们吐露什么。
第二天早晨，哈特起床后，点了一支烟，然后走到屋后的阳台上，刚要张口叫，突然想了起来。那天早晨他给牛挤奶的时间比平时要早，牛很不高兴。
一个月过去了，又过去了一个月，博加特还是没有回来。
哈特和他的朋友索性将博加特的房间当作了他们的俱乐部。他们在那儿打牌、喝朗姆酒、抽烟，有时还把偶然遇到的女人带去。没过多久，哈特就因聚众斗殴、赌博遭到了警方的通缉，他花了很多钱才把自己从麻烦中贿赂出来。
好像博加特从未到米格尔街来过一样，毕竟博加特在这条街上只住了4年左右。他刚来时拎只手提箱，想找个住处，哈特正蹲在家门口，一面抽烟，一面看读者晚报上有关板球积分的报道，博加特就问了他。即使是那会儿他的话也不多。据哈特讲，他当时只是说了一句，“你知道哪儿有房子？”哈特把他领到隔壁的院子里，就是这间带家具的仆人房间，每月租金8美元。他立刻在那儿安置下来，然后就取出一副纸牌，独自玩起来。
这给哈特的印象很深。
从那以后，他一直是个神秘的人。他成了“佩兴斯”。
等到哈特和其他人已经或快要把博加特忘了的时候，他却回来了。他是在一个早晨7点左右回到家的，进门后发现埃多斯和一个女人在他床上。那女人尖叫着跳了起来。埃多斯也跳起来，但并不害怕，只是很尴尬。
博加特说：“走开，我累了，我想睡觉。”
那天他一直睡到下午5点钟，等他醒来时发现屋里挤满了老朋友。埃多斯的嗓门又大又噪以掩盖他的难堪，哈特带来了一瓶朗姆酒。
哈特说：“有事吗，博加特？”
“有事吗，哈特？”哈特见博加特接过话茬，好不高兴。
哈特打开朗姆酒，又吆喝波依去买瓶苏打水。
博加特问：“哈特，你的牛都好吗？”
“都好着呢。”
“波依呢？”
“也好。我刚才还叫过他，你没听见？”
“那埃罗尔呢？”
“他也很好。不过博加特，出了什么事？你好吗？”
博加特点点头，然后喝了一大口马德拉斯产的朗姆酒，接着又一口，又一口。没过一会儿，他们就把那瓶朗姆酒喝光了。
“不要紧，”博加特说，“我再去买一瓶。”
大伙从未见过博加特喝过这么多酒，也从未听他讲过那么多话，他们都很惊讶。可是没人敢问博加特到哪儿去了。
博加特说：“你们这帮小子从没离开我这屋吧？”
“没你在，不一样。”哈特回答道。
不过大伙都很紧张。博加特平时总是抿着嘴说话，可这次他的嘴巴却有些抽动，口音里还带点美国腔。
“当然，当然。”博加特这两句话说得纯正极了。他就像个演员。
哈特不清楚博加特是不是醉了。
你们知道，就相貌而言，哈特很像演员雷克斯·哈里森，他平时总是极力增强这种相像。他也把头发朝后梳，两眼眯缝着，说起话来简直就是哈里森。
“见鬼，博加特，”哈特说，他变得颇像雷克斯·哈里森，“你还是快点把一切都告诉我们吧。”
博加特露出牙齿笑了笑，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我会说的。”他说完站起身来，将两只大拇指插进腰带里，“别急，我会把一切都说出来的。”
他点了一支烟，然后朝后仰去，烟熏着了他的眼睛，他眨了眨眼，然后慢条斯理地讲起他的故事来。
他在一条船上谋了份差事，去了英属圭亚那。从那儿下船去了内地，在鲁普罗尼当上了牛仔，向巴西走私物品（他没说是什么），他还将一些年轻的巴西女子带到乔治敦开了一家最棒的妓院，干得正红火，拿了他贿赂的警察却背信弃义，将他抓了起来。
“那地方可高级了，”他说，“没有乞丐。都是些法官、医生和市政要员。”
“然后呢？”埃多斯问，“进了监狱？”
“你怎么这么蠢，”哈特说，“要是监狱，这老兄怎么会和我们在这里？为什么你们这帮人都这么蠢？你干吗不让他讲下去？”
可是博加特已生了气，拒绝再说一个字。
从那时起，这帮老兄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博加特成了电影中的博加特，哈特成了哈里森。早晨的对话变成了这个样子：
“博加特！”
“住嘴，哈特！”
博加特现在成了街上最让人害怕的人。据说连“大脚”都很怕他。此时的博加特竭尽酗酒、骂街、赌博之能事，经常对街上路过的单身女子骂脏话。他买了一顶帽子，把帽檐压得低低的几乎遮住了眼睛。他经常一个人站在院子的高高的水泥护墙边，双手插在口袋里，一只脚抵着墙，嘴里永远叼着根香烟。他几乎成了一个固定的风景。
后来，他又不见了。本来他正和一帮朋友在他屋里打牌，突然起身说：“我去上个厕所。”
他们就四个月再没见到他。
等他回来时，人长胖了点，不过脾气也变坏了不少。他的口音这次可完全美国化了。为了完成这一模仿，他开始向孩子扩张。他在街上招呼他们，给他们钱买口香糖和巧克力。他喜欢摩挲他们的脑袋，给他们忠告。
他第三次出去又回来后，在自己的房间里为本街所有的孩子，或用他的话说“小家伙”举办了一个盛大的聚会。他买了好几箱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和差不多一蒲式耳的糕点。
后来，那个住在米格尔街45号的警官查尔斯来了，把博加特抓了起来。
“别胡来，博加特。”警官查尔斯说。
但是博加特没有明白他的暗示。
“怎么回事，伙计？我可什么也没做呀？”
警官查尔斯告诉了他。
这件事在报上引起了反应。指控是重婚罪，不过报上没有披露详情，所有内幕细节都得靠哈特去发现了。
“你知道，”那天晚上哈特在人行道上说，“那老兄在图那普那离开了他的第一个老婆，然后来了西班牙港。他们生不出孩子。他在这儿一直觉得很伤心、很压抑。然后他又走了，在卡罗尼找了个姑娘，他留给了她一个孩子。卡罗尼人从不拿这种事开玩笑，所以博加特只好和那姑娘结了婚。”
“可他为什么又离开了她？”埃多斯问。
“为了做个汉子，和咱哥们在一起。”
……
（张琪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