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用说！他们不理解我。我有抱负有见解，与他们不一样。在这个鬼鸡窝里，谁要是有个性，就会遭到这群庸俗下作、胸无大志的母鸡们的白眼。我天生与众不同，想多见点世面，难道我有什么错？”
瘦公鸡毕竟正值年少气盛，自以为是与众不同的典范，以此聊以自慰。
特雷维约的这只瘦公鸡，它想出人头地，区别于肥墩墩的公鸡，区别于那些毛色光泽闪亮的公鸡，区别于所有的公鸡，它在做出不懈的努力：吃萤火虫，吃藤忍冬的花，吃石英沙，而且还吃金戒指、金手镯，希望以这些特殊的、不可食用的东西来营养自己。
有一次——特雷维约的许多人可以作证——瘦公鸡吃了一只金戒指和金手镯。那时它正在全神贯注地东寻西找，那模样真像是疯了似的，仿佛成了阿拉斯加的考察家。突然，它发现了那金戒指和金手镯，差一点没让它们给漏滑过去。
“这一下可好了！”特雷维约的瘦公鸡叫道，“我该走运了！我吃了这金首饰，我的鸡冠就会变得熠熠发光，走起路来也会威风凛凛。别的公鸡一定会拜倒在我脚下，母鸡们见我也会肃然起敬！”
只啄了两下，瘦公鸡就将金戒指和金手镯吞进肚里。此时它感觉到嗉囊里沉甸甸的，有点不适。
“嗨！”它喃喃自语，“一会儿消化了就会好的。”
然而，嗦囊里的黄金并没有化去。打那以后，瘦公鸡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像只小破船。
“瞧我干的好事！”
鸡窝的主人有一天见到这瘦公鸡成了跛子，自言自语道：
“这小公鸡真他妈的见鬼了，也不长大也不变肥，真是废物。还是把它卖给鸡铺的梅诺迪先生吧，他好卖给哪位顾客做顿饭吃。”
真是说到做到，他把这只鸡卖给了鸡店老板梅诺迪。梅诺迪把它给宰了——苦命的瘦公鸡！——挂到了鸡店门口，好让哪位女邻居买去，说不定这女邻居的丈夫早一天吩咐过：
“喂，玛丽亚，该给我做鸡块烧米饭啦，你知道这是我最最喜欢吃的。”
这瘦骨嶙峋的公鸡挂在鸡店门口的钩上，比起身上有毛在鸡栏散步时，还要干瘦得多。
“乔万尼先生，这鸡卖多少钱？”一个女人随口问了一声，心不在焉的样子。
“您说这只小公鸡吗？啊，太太，您走遍整个特雷维约也找不到这么嫩的鸡。您看这鸡肉，真是又脆又细，一吃到嘴里，就会像糖那样化掉。”
可是那太太掂了两下又放下了。
“乔万尼先生，您就不必说了。另外给我拿一只，不要那么瘦的。”
过了几天，乔万尼·梅诺迪眼看这只瘦公鸡就要腐烂掉，就对他老婆说道：
“帕奥兰，你看，我把这只谁也不想要的瘦鸡给你拿来啦。把它放进锅里煮一煮。好歹可以熬碗汤喝。”
鸡店老板乔万尼·梅诺迪先生的妻子帕奥兰于是就把这公鸡提到厨房里去熬汤。丈夫也跟着进了厨房，看着她做鸡汤。
“这鸡胗真硬！”
“别夸大其词，还是只小公鸡呢！鸡胗怎么会硬？”
可是帕奥兰说得对，瘦公鸡有一只石头般的胗。
“真怪！见鬼啦！”
“是呀，可真怪……你用刀尖剖开来瞧瞧。”
帕奥兰把刀尖戳了进去，从鸡胗里取出了一只金戒指，一只金手镯。
“乔万尼！乔万尼！这鸡的胗是金的！杀了它真可惜，要是让它活到老，天知道我们会发多大的财！”
然而，泼出去的水收不回。他们只得将鸡下了锅。星期天，帕奥兰戴着金手镯，鸡店老板乔万尼·梅诺迪戴着金戒指，去参加十二点钟的弥撒。
“这手镯漂亮极了！”帕奥兰女友恭维道。
帕奥兰满脸带着猜不透的神情回答道：
“哦！说来话长，这故事简直不能让人相信。以后有空我一定给你们唠叨唠叨。这叫金鸡胗公鸡的故事，可有趣啦，听起来像是编出来的……”
（倪华迪译）
流浪汉胡安尼托
胡安尼托·奥蒂斯·雷博亚多，互济会的会员，有一天喝得醉醺醺的，讲起了发生在巴西的那件事，堂·安塞尔莫听得津津有味。
大陆的老人们——检查员、药剂师、牧师——惊异地张着嘴、瞪着眼望着他。在他们看来，胡安尼托·奥蒂斯·雷博亚多是最了不起的人物。
年迈的海员们……
胡安尼托这样开始了他的故事：
我被逐出巴西时当局说，如果我不搭乘从桑托斯港起锚的第一艘轮船离开的话，就把我投入牢狱。于是我上了又脏又热、像个黑女佣那样喘着粗气的“月光号”，在迈阿密，金色的迈阿密上了岸。
在美国，我谁也不认识（我的科芬氏表兄弟们不可指望，因为那时他们连招呼也不愿意跟我打了）。但是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倘若“月光号”驶向南非、火地岛或斯匹次卑尔根群岛，那就更糟了。这种欣慰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愿望。
上岸时我身无分文。现在，当我回忆起使我挣到头一个美元的工作时，我痛苦地想到在“月光号”的食品库里粘在我身上的那股咖啡的香甜味道，想到了那些喝黑啤酒和其他廉价饮料的酒鬼们让我尝一口的大面包块。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时间过去了，我在露天里睡觉的一个个夜晚和在围墙里偷香蕉时警察对我的一次次追赶，终于把我的外套和汗衫上散发的那股扑鼻的香味驱散了。
诸位算得出，十年来一个到处奔波的人的外套会改变过多少次颜色！一个到处奔波的人会换过多少次外套！
我是黄昏时分下的船。“月光号”在早晨9点左右就靠了岸。但是当我准备上岸时，海关的一位穿白衣服的先生大概认为我不十分适合同美国的公民接触，便毫不客气地（的确如此）对我说，你不能上岸。
我当然进行了分辩。我对他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不是中国人，也不是黑人，等等。但是海关的先生换了一副表情，把一支雪茄塞在嘴里，对身边的一名活像拳击手的警察使了个眼色。
那个家伙揪住了我的脖子，就像酒吧的看门人揪住酗酒的年轻人那样，把我揪回到跳板上。鉴于他的用意十分明显，穿的又是带毛驴斑点的衣服，最好还是别惹他。我想，最明智的做法是保持冷静，不吱声，回船上去，并假装比一只母猴还害怕，还羞愧。我必须故作镇静，因为上帝很清楚，我只要小有冒犯，那个野蛮的家伙就会打断我的腰。
我回到“月光号”上后，船员们对我爱理不理。我没有能够付足船费，他们用那种仇恨的目光望我，就像船长怒视流浪汉。那种目光，让人一生都不能忘，它本身就表明了他们的意图。
最使船长恼火的是，不能把混上船的人丢到海里去。海水很脏，像美国的港口那样漂着油污。可以猜想，水底下一定有鲨鱼或巨鳐在可怕地游动……
我们可不敢异想天开！
我郑重地向船长（一个比巴科酒量还大、至少跟堂奥帕斯一样不忠实的爱尔兰人）保证，太阳落山后我再去试试能不能有运气上岸。然后我便在厨房刷锅或烧火，免得开饭的时候厨师把我忘在脑后。
一到傍晚，我就告别厨师（多奇怪啊！他对我并不那么坏），顺着靠岸的船舷慢腾腾地走来走去，同时望着码头：阻拦我的那个警察（或许是另一个很像他的警察）仍然站在那里，站得比松树还挺。最后我等得不耐烦了，便把心一横，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念了一声“阿门”（这是实话），纵身跳了下去。
我还记得跳进水里时产生的那种可怖心情，因为我当时想到了巨鳐浮到水面上把水搅得哗哗响的情景。不过，我是个游水的好手，衣服又不碍事，因为我穿的只是那时流行的时装，那种低级闪光绸很轻，用手帕一捆就能叼在嘴里。我很快游到灌了半船水的小船下，恐惧的心情才消失。我没有表，不知花了多少时间才把小船里的水淘干，但是我估计一定不止五六个小时。
淘完水后，我在海边上选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向那里划去。我用的是单桨，为的是不弄出太大的声响。划到那里后，我才彻底放了心。
我不知道哥伦布登陆时是不是像我这样感到兴奋。想到美国那么大，美国的警察那么渺小，巴西的警察那么遥远，我一时觉得快活极了，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时刻。
我把衣服脱下来晾上，然后坐在一块石头上，就像亚当坐在尘世的乐园里，只不过身上觉得更冷些罢了。
在我对面，“月光号”的货物已经卸了一半，露出了它的红色吃水线……
月亮悬在天空中，警察立在码头上，鲨鱼在海里游动。
（朱景冬译）
拉格尼尔德夫妇
拉格尼尔德和蒂莫特奥住在龙达公园后面的萨佛拉侯爵街上一间顶楼里。蒂莫特奥由被迫进行雕塑，渐渐爱上了这门艺术，最后，对他的作品竟爱不释手了。在这方面，跟在其他方面一样，习惯起着特别大的作用。
但是婚后不久拉格尼尔德就表现出一种活见鬼的坏脾气。她一看见丈夫偷懒就动手打他。有一天，她喝了几杯酒，发现丈夫懒洋洋的，便顺手抄起一只轻便坐浴盆冲他扔去，在他的脑门儿上和腮帮上留下了两个伤疤。坐浴盆被摔碎，蒂莫特奥心疼极了，因为那是一只极好的坐浴盆，一只1929型保健坐浴盆，是他在拉斯特罗买的，价钱很便宜。他用它来浸湿盖泥巴的布，免得泥巴干了。
坐浴盆事件在街坊中间迅速传开，人们开始敬而远之地对待这个瑞典女人。
“真见鬼，这个娘儿们！谁还敢跟她开玩笑啊！”
由于没有卖出一件雕塑品，拉格尔尼德夫妇便招进一些房客，并允许他们使用厨房，以便得到些生活补贴。此外，夫妇俩还在房顶平台上用花盆种了些蘑菇。花盆摆放得很整齐。出租房子是丈夫的主意，种蘑菇是妻子的主意。按照妻子的估计，l00盆蘑菇每年可以赚4000块钱。丈夫按照妻子的吩咐做花盆，一连做了好几个星期。他做的花盆简直是工艺品，花盆各式各样，每个花盆都有自己的特点和标记。开始他的花盆不怎么周正；但后来做得愈来愈完美，就像商店里卖的一样。
种蘑菇卖钱的生意虽然想得不错，而且做得很谨慎，但是落空了。因为有一个房客既懒惰又忌妒，在街坊们中间散布谣言，说他们种的蘑菇是毒蘑，想把大家害死。拉格尼尔德找到那个拆他们台的坏家伙，把他推到门外，把他手提箱扣下了。
“如果你不把手提箱还给我，我就去警察局告你！”
“好啊！你要是告我，我碰见你就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
那房客走了。他可能一个字也没有对警察局提，因为没有人到拉格尼尔德家来找麻烦。
拉格尼尔德把那人的手提箱和箱子里的一些东西卖了。她用卖得的钱给自己买了一双鞋，给丈夫买了一条十分精致的领带。
还剩下六角钱，后来她去喝了一杯三味——香子兰、巧克力和可可——冷饮。
（朱景冬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