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过程中’罗副部长不止一次地谈到：解放后进了城，常想着有机会去看看吕梁地区的乡亲们。活着的，坐在他家的炕头上拉拉家常；死了的，到他们的坟上献上一束鲜花，尽一点怀念之情，可硬是忙得没个机会呀！抱憾之情，溢于言表。
罗副部长谈了不少反蚕食斗争中官兵英勇顽强、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还饶有兴味地谈到了不少以往鲜为人知的趣闻逸事，其中有这样一段故事，十分奇妙而有趣1944年秋天，一个外国记者参观团由延安出发前来晋绥八分区参观。他们是美国记者福尔曼、爱卜斯坦和军医卡斯堡少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有个姓张的什么顾问也随同前来。他们此来的目的是为了证实“八路军游而不击”，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延安总部将他们介绍到反“蚕食”斗争卓有成效的八分区。因为是延安总部介绍来的，八分区的领导同志除给以盛情款待外，还如实、详细地向他们介绍了分区军民在党的对敌斗争方针、政策和毛主席的战略、策略指引下如何团结一致，粉碎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扫荡”；如何搞“劳武结合”；如何围困并“挤”掉了日军的许多据点；如何派遣武工队插人敌人的心脏一一晋中平原去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如何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坚持斗争等等事实。但也许是“先人为主”的缘故，这一切对他们来说是难以置信的：有的摇头，有的笑，有的耸肩翘鼻子。那位国民党宣传部姓张的官员轻蔑、傲慢之态更是无以复加。
为了满足客人“实地看看”的要求，分区领导安排他们先后参观了分区的“战地医院”（卫生所）和兵工厂〔修械所），都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靠从敌人手中缴获，靠自力更生，因陋就简，用自己的双手建立起来的。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卡斯堡少校默不作声，那个姓张的官员，本想为逃避在大后方的国民党政府进行诡辩，见此情景，也羞于启齿。后来又来到分区的战俘看管所，所内正关押着分区二支队近日从沂（县）静（乐）公路上捉来的八个日本兵，客人持怀疑态度，认为是把以前的俘虏拉来摆样子，后经逐个询问，依旧半信半疑。
当时我军秋季攻势正在猛烈开展。也许是出于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客人执意要求亲眼看看八路军游而有击的事实，分区领导在安排保证客人绝对安全的情况下，让他们随指挥部亲临前线，目睹我军发扬坚决勇敢和灵活机智的战争作风，强攻与巧夺智取相结合夜袭汾阳飞机场和火车站的战斗情景。第三天晚上又拔除协秘堡据点，全歼敌伪1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次曰上午，我军战士们押着大群俘虏，凯旋而归。
尽管来访者对我党我军有许多一成不变的看法，但是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承认八路军确实在敌后坚持抗战，并且“很能打仗”。福尔曼感慨地说西安某些高级人士说，中共巳六年不抗战了，美国政府必须全力支持中国政府反对中共。这一次我们看到了八路军英勇作战。我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到过欧洲和亚洲的许多战场，像你们这样军民合作打敌人的情景从来没见过……”
爱卜斯坦激动地说八路军是真正和人民结合的军队，延安和分区领导人所说的一切，都证实是千真万确的。我一定把这个事实报道给全世界！”
这篇访谈录，最后定稿为《观察家们的观感》收录于《星火燎原》第七集。
偶然性常常改变着一个人命运的航向。由于某种契机、某种际遇，常常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爱卜斯坦这位犹太人血统的美国人，自愿申请加人中国国籍获得批准。他做出这一抉择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亲眼目睹八路晋绥军区八分区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打击侵略者，为正义而战，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献身精神’触发了他的情感世界’改变了他的价值观，却是显而易见的。爱老作为中国编译局的编审和顾问，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世纪8年代他曾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工作方面的原因，曾源和程继章成了外交部和国防部（总政机关在其内）的“熟客”，都被两下里的门房值班人员认识了，进门时免去验证、登记等手续，点点头，招招手，打个招呼就进去了。
对罗副部长的采访基本上都是在他的办公室里插空子进行的。公务稍闲，谈的时间就长些，如遇有急事、要事，只能推后或改期。有天上午，曾、程二人按预约时间到罗副部长办公室访谈。两人一进办公室的门，突然发现一位身材魁梧、前庭饱满的首长在指指点点地和包括罗副部长在内的三四个人讲着什么。曾源仔细一看：啊呀！面熟得很，在《新闻简报》纪录上常见到他，那不正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陈老总竟是这么近在咫尺。陈毅同志起初似乎以为是部里的工作人员，没太在意，后来发现曾、程二人有些局促不安，方才察知二人并非本部属下，遂用征询的目光看了罗副部长一眼，罗即近前向陈老总稍加解释，陈老总点了点头，露出慈祥的微笑并分别与曾、程二人握手。罗副部长的秘书陈某连忙上前带领曾、程二人到室外轻声告知他俩：罗副部长原来的办公室近期另派用场，今后再谈话挪到对面的一间办公室里，并对刚才未能及时通告致歉。
另一次，罗副部长正在向曾源二人介绍爱卜斯坦等初来八分区参观的情景，秘书忽然来通知，印度驻华大使紧急请求约见外交部长。罗副部长抬头思忖片刻，说：“你告诉他，部长没有时间，副部长可以接见他。”过了约有一刻钟光景，秘书反馈信息：“该国大使说副部长也行。”看来印度大使急不可待了，罗副部长胸有成竹地点点头：“那就办公吧，咱们明天接着再谈。”说罢脱掉脚上的布鞋，改穿放在文件柜下面的皮鞋，整了整衣冠，去接见印度大使。
由曾源执笔撰写的《十二月事变与山西新军》和《观察家们的观感》两篇罗副部长的回忆录最后脱稿’临别之际，出于对两位年轻人的酬谢和鼓励，罗副部长曾设家宴款待曾、程二人。餐前，让他俩浏览其在任驻越大使期间的一本相册，其中有不少是他与胡志明主席等越共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的合影。不难看出他对越南人民解放事业做出的贡献和对越南人民的深厚友谊。
曾源有幸在退出现役、脱去军装之后来到首都，走近几位早已闻名军内外的将军，聆听他们对往昔战争的回忆与评述’不仅增长了许多党史、军史知识，而且深深被革命前辈们的品格和风范所折服，所感染，还从他们口中听到不少有趣的故事。
有一天，曾、程二人为采写抗战胜利前夕发生在我陕、甘、宁边区延安分区的一次著名的反摩擦战役一一爷台山反击战’去拜访当时在京暂住招待所的六军军长程将军。该战役生动地体现了我对反对派的进攻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和在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的光辉范例。此次反击战的胜利，使美、蒋反动派不仅在军事上没有占到便宜，而且在政治上更是陷于孤立。当时程将军是我参战部队主力之一新四旅十六团团长。
曾源和程继章来到高干招待所打问程将军住的具体位置，一位过路的中年人说，他现在正在门房那边下棋哩。两人复又折返到门口，果然看到有两人蹲在地上在棋盘上较劲。程继章向穿呢子衣服，戴眼镜，长相富态的中年人敬礼、致意：“首长，您好！”被问者先是一怔，很快明白过来，指了指他的对手，笑着说：“二位不要张冠李戴，他是军长，我是门房师傅。”曾、程二人一时很尴尬。被介绍的首长相貌平平，身材瘦小，他光着头，穿一套军队上配发的白布衬衣和长筒衬裤，脚上是一双布鞋，朴素得像一个普通老百姓。曾源猛然想起，1951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时，《人民日报》上刊登过一篇程将军的专题报道，一时蜚声全国，令人敬佩，今日面见到本人，果然名不虚传。
通过多次接触和访谈，程军长给曾、程二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他虽文化不高，但其记忆力和口头表达能力特好。他对“爷台山反击战”的前前后后和战役中的许多人和事，说起来眉飞色舞’绘声绘色，生动感人，仿佛身临其境。他说，那时候经过边区军区两年多来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战胜困难，形势已经大大好转。我们驻地傅村川一带地里头绿油油的庄稼一眼望不到头，大路口后勤开的饭馆里想吃啥有啥。过路去延安的同志都要停下车进我们的饭馆打牙祭、解解馋。
程军长说这次战斗开战前，我们旅王近山旅长把全旅班长和党小组以上干部集合起来亲自动员。讲战术问题时王旅长挥动拳头说：‘打国民党这号敌人，就是要猛、要狠、要准！攻击的时候，不能像茶壶里往外倒开水，老半天那么一点点，要像提了一满桶凉水往热锅里倒那样的架势手榴弹一响，你的刺刀就得捅到敌人的肚皮上……’同志们听旅长这么一讲，真是一戳三奔，一个个嗷嗷叫。就这股劲头你们说能不打胜仗吗？”时隔十多年，他对反击战胜利后，几个战士编的一段快板，仍然能一字不拉地背下来：“爷台山，高又高，顽固派背地里放枪把内战挑。边区军民同奋起，缴他的枪，夺他的炮，老蒋封的党卫军一个也没跑掉；蒋介石，胡宗南，不抗战，专捣蛋，再向边区来进攻，请你记住爷台山。”
《爷台山反击战》被收入《星火燎原》第七集，后来还在196年12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给予转载。
继程将军之后的采访对象是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的陈上将，这是一位党内知识分子型的老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与叶剑英等同志在黄埔军校任过军事教官，举止文雅又不乏幽默。抗战初期先后担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某局局长、绥德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等职务。在绥德任职期间，当时按国共合作有关协议，实行“三三制”政权，国民党委派胡宗南属下何绍南少将任绥德专员，此人飞扬跋扈，盛气凌人，是个搞摩擦的专家。一次例会上此人无端指责我方“违约”、“闹独立性”，陈上将据实、据理将其驳得哑口无言。何少将这天特意穿军服，佩少将衔以显威风。此时他自感理屈词穷，来了个更换论题，以攻为守，讥笑道：“我今天要是以少将军官身份与你谈军事问题，请问陈司令，你是什么军阶呢？”陈司令员不愠不火冷冷地说专员先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的顶头上司胡宗南是陆军上将吧？当年他在黄埔军校受训期间，我是他的军事教官，你说该给我什么军衔合适呢？”何摇摇头，哂咂嘴，肚子里的话噎回去了。
关于绥德地区反顽斗争的有关资料已从别的同志那里收集得差不多了，这次来找陈将军，主要是请教他如何从总体上把握这个题材并核实重要情节，谈了个把钟头问题便全部解决。
陈将军这天谈兴很高，后来话题转到写文章，遣词造句要经得起推敲时，他不仅列举“僧推月下门”和“僧敲月下门”的典故，还援引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作为印证。他说1938年有一次毛主席带了一个警卫排来绥德司令部视察，刚下马一眼看到司令部门外墙上写的宣传抗战的标语口号，在有关维护统一战线的内容中有“尊崇中央政权”一语，毛主席看了很久，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我们汇报完工作，毛主席临走时让我们把门口墙上的标语口号检查一下，将不妥之处改过来。不知何故，毛主席当时未点破，过了快一个钟头，忽有一骑兵通讯员送来主席写的一张纸条，上写“尊崇似过，尊重较宜”，这件事让人印象很深。作为间接获悉者，曾、程二人颇受教益。
接下来按预定计划要采访的几位首长，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有的没谈完，有的落了空。尽管如此，从老前辈们日常的生活琐事和无意中流露的情感、思绪中，感受到智者、长者的质朴与高洁，谦逊与豪爽。
为了征组南泥湾大生产一组回忆录的“带头稿”，编辑部派了两名编辑与程、曾二人一道登门拜访国家农垦部王部长。
曾源作为农垦战线的一名新兵，对于当时屯垦南泥湾，如今跃马北大荒，具有传奇色彩的“王胡子”仰慕巳久，难得今日有缘“拜见真身”，当面聆听首长教诲，自是求之不得。
那时候京城里的住宅，大都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一般居民身住龙须沟式的大杂院大有人在，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的居住条件也并不宽敞，多为几家共住一个四合院。当时王部长与两名副部长同住一院，王家住北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