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冬天是一个多雪的冬天：几乎是一九一场雪，严寒竞相逼，与之相伴随的政治气候愈来愈严峻，给人以沉重的压抑感。
“左右派斗争”仍在继续，继之而来的又开展了以学习和讨论“统购统销”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可谓方兴未艾。政治思想战线这根“弦”越绷越紧。
学员中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其中有不少人对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理解，甚至有某些抵触，在“社会主义大辩论”中受到严厉批判。曾源的“革命领路人”，老战友高强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其所在班的党支部委员，因与任支书的李克义意见不合，李克义向上级谎报高强对“统购统销政策不满”，还说高“背地里讲领导的坏话”。由此高强被抓了典型，在全校教职工及学员大会上受到点名批判。
曾源自从完成鄂西外调任务回到单位两个多月来，一直投入当前的政治运动：学不完的红头文件，读不完的报刊文章，开不完的大会和小会。眼中所见，耳中所听，充满着火药味，“阶级”与“斗争”，“革命”与“反革命”这些自党的“八大”以来除了在特殊情况下偶而使用的政治术语、概念，如今忽然重又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话，这与曾源近两年来从事“审干”工作所恪守的“求实精神”大相径庭，使他百思不得其解。
全校的教学工作早已退居到次要地位，政治运动压倒一切，形势变幻莫测，单位里今非昔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而不可思议，不近人情，不合人性。多年来形成的、为大家所习惯的“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同志之间的坦诚相待，团结友爱的氛围，被淡化、被排斥，被一种言不由衷的是非观、价值观所取代了。运动中各种角色在登场，各种灵魂在撞击，人云亦云，明哲保身，司空见惯。更有甚者，见风使舵，落井下石，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这一切，使曾源感到茫然，读不懂，解不下，有一种“跟不上趟”的感觉。他在讨论会上的发言，出于职业习惯，理论上的探讨较多’指名道姓的批判甚少，也谈过一些火车上听来的有关“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等方面的传闻，结果招了祸。主持会议的新任支部书记左德恒做讨论小结时不指名地批评他的发言，“不联系个人思想实际”，“不看准目标乱放枪”；相反，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一向守拙自谦，“见人三分笑”的牛志毅却变得异常活跃，批“右派”声色俱厉，靠拢领导，殷勤备至，成了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经常受到表扬。
曾源深深陷人困惑，然而厄运还仅仅是开始。
曾源入党后的一年“预备期”，应于5月到期，当时由于“肃反”、“审干”工作刚刚铺开，曾源本人很多时候出差外调，支部忙于中心工作，也顾不上讨论他的转正问题；后来“反右”开始，党支部又做出“放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的决定，就这样被拖了半年多，致使其转正问题的讨论在“反右”的严峻背景下又卷进来不少个人恩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支部召开党员大会讨论曾源的转正问题。会上的意见不少是客观的，与人为善的，也有的主观片面，言而无据，夹杂着不纯的动机：有的说他“入党后，工作表现好是事实，但在成绩面前，滋长了骄傲情绪，缺乏谦虚谨慎的态度”，有的说他“入了党，评上先进，又结了婚，‘三喜临门’，满足现状，贪恋小家庭的温暖，脱离群众”。这些意见虽有言过其实之处，但有警示作用，曾源严以律己，虚心接受，下决心改正。另外两条意见使他实在难以接受：有人发言说曾源对匈牙利反革命组织“裴多芬俱乐部”态度暖昧，说轻点儿是思—动摇，说重点儿，是立场有问题。事情的本来面目是曾源因对其真相不了解，出于探求真理，有过一些议论，竟被人上升到“立场问题”，完全是言过其实。
更令他委屈的是支部书记左德恒的“个人意见”，他说今年春天我同曾源同志一道去四川执行外调任务，在重庆火车站换车期间他把文件包遗失了，反而把责任推到我的头上，我看这很能说明该同志思想品质方面有问题。希望曾源同志今后要加强党性修养……”
这件事显然是被他歪曲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那天两人离开旅馆去火车站，一路之上是曾源提着文件包，到了重庆火车站，曾源去售票处办理换票乘车手续’为安全将文件包交给了左德恒保管买完车票临上车前，两人一起到车站小卖部各买了一包当地特产芝麻糖，便匆忙进站上车。找到座位，刚坐下，曾源突然发现左德恒的手里只有芝麻糖，不见文件包，忙问：“文件包呢？”“不是一直你提着吗？”“买车票时我把文件包交给你的呀？”“这，没有的事。”左德恒拒不认账，事实是他由于登车在即，忙中出错，只将芝麻糖提在手里，而将文件包遗失在柜台上了。他当时已露出推卸责任、嫁祸于人的表情。曾源顾不得与他理论，急忙跳下车，一口气跑到车站小卖部查找文件包，还好，文件包送车站警卫室的同志保管，经出示证件，说明原委，文件包失而复得。曾源向警卫同志深深致谢，便又一口气跑回车厢。不到一分钟，列车就开动了。
这桩带着某种偶然因素的小小误会，算不上一个大问题，况且曾源还“救驾有功”，文件包很快找回来了，并未因此而“泄密”，实在不足挂齿。如今却被小题大作，而且又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被“端出来”倒打一耙，“提意见者”如今当了支部书记，居高临下，他的“发言”具有“权威性”，曾源有口难辩，只得“哑巴吃黄连一一有苦说不出。”
表决结果，曾源以一票之差未能按期转正，被延长预备期一年；支部大会的另一条“决议”是吸收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之一牛志毅人党。
出乎意料的结局，使曾源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他感到委屈、郁闷，心灰意冷。他心里烦乱，理不出个头绪来，心头不好受，又无法诉说。
他不想告诉妻子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是“党内”的事，不便告诉她；更主要的是妻子清纯、善良、涉世浅政治上还很稚嫩，不懂得在当前形势下，“人言可畏”的份量。他宁愿自己撑着，也不愿与妻子共饮这杯苦酒，让她平静地去生活吧。
花无三月红，家无百日宁。曾源与许如蕙恋爱、结婚，共度“蜜月”，一直沉浸在甜蜜、温馨、幸福之中。后来有了自己的家，居家过日子了，往日的温情和浪漫，逐渐被无情的现实所取代，各自的长处、短处，各自的性格、情趣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矛盾逐渐显露出来：男方性子急’女方性子慢；一个开朗，一个内向；一个遇事易冲动，一个心里不搁事；一个过于看重政治上的得失，一个对所谓“政治上的进步”并不那么迫切。干家务活，丈夫总是赶急图快却常常有疏漏；妻子要么不干，要干则细致入微，讲究美观而且极有韧性，不惜劳累，务求干完、干好。饭食口味也各有不同：丈夫可谓无辣不餐；妻子则喜欢甜味儿；妻子喜欢跳舞，逛商店，常常是看的多，买的少；丈夫从不进舞场，进商店完全是实用主义，买肥皂就买肥皂连牙膏也不看一眼，买了就走，从无流连忘返之举，进书店却常常忘掉时间。对于这些日常琐事曾源一向顺其自然，尊重妻子的兴趣，迁就妻子的习惯，从不计较；妻子反倒因身旁没有猴急性儿的丈夫穷催，显得从容不迫。
两人最难“统一”的事是看书学习问题，曾源酷爱读书，常常是手不释卷，不读书难以度日。婚后他对妻子寄希望最高、下工夫最大的莫过于促使她对读书发生兴趣，动员、劝导，外加强迫手段都使用过了，开始一段还曾获得她的响应，后来又很快成了一厢情愿之事。妻子终日忙于工作和家务，有限的“业余时间”，她宁可饶有兴趣地梳小辫儿，或拿起羊毛线，翻来覆去地学着编织新花样，也不愿去读在她看来是远离现实的“空中楼阁”，还说家里有一个喜欢读书的就够了，何必把两个人都变成书呆子？”弄得曾源哭笑不得，束手无策。
这些日子，曾源将自己的忧伤埋藏在心底，为的是不让自己的情绪传染给妻子，增加她的烦恼。他只想用多干家务少说话的行动来排遣胸中的郁闷，同时又自觉地“补偿”家务方面对妻子的“欠账”。下班回到家中，立马整理卫生，收拾火炉，和面、切菜，把做饭的事全包了。许如蕙偶尔也发现过丈夫心绪不好，也不好多问，只觉得他长期出差在外，风里来雨里去，多辛苦，也怪可怜的。她有意将自己的心事搁置起来，各方面尽量顺着他。晚饭后“收拾残局”和换洗衣服之类的事全由自己揽下来，周末跳舞、节假日逛商店的兴致也收敛了许多，抽出更多时间在家里陪丈夫。当然因生活琐事发生口角也是常有的，不过夫妻没有隔夜仇，事过之后，谁也不再计较。生活就这样在差异和矛盾中存在和发展着。可变的是习惯，不变的是秉性。两人又能相互体谅，彼此迁就，这种性格差异，反倒变成求同存异，优势互补，在磨合中恩爱有加，情感益厚。
这天过“党的生日”，“组织生活会”上，正式宣布“延长曾源同志预备期一年”和校党委批准“吸收牛志毅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的决定。会后作为曾源人党介绍人之一的梁益民找曾源谈话，鼓励他说我听一位老同志讲过，干革命既要经得起烈火烧，还要经得起冷水浇，受一点委屈，或许对自己增强党性修养有好处。”他还提醒曾源要处理好同志之间的关系。梁益民虽未点名，但曾源心里明白得罪了有权有势惹不起的人了，心情更加沉重。
大雪同夜幕一起降临。朔风劲吹，气温骤降，寒气逼人。曾源下班回到家里，生旺火炉，驱走严寒，屋子里些许暖和了。吃完晚饭，妻子在灯下批改作业，曾源点了一盏用墨水瓶做的小油灯，躺在床上看书。曾源眼里看着书，心中老走神。他翻来覆去想左德恒缘何跟自己过不去？百思不得其解。
许如蕙改完作业上了床，也是久久未能人睡。曾源忽然发觉妻子在被窝里暗自抽泣。他原以为这几天自己心情不好，少言寡语，无意中冷落了她，连忙解释说这几天我心情不好，完全是单位上的事，你不要多心。”许如蕙摇头不语。“莫不是在学校里遇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她仍不语，只是抱头大哭。
许如蕙经不住丈夫软语温存，温情爱抚，百般慰藉，又看到他那副焦急不安的样子，怕他急出病来或生别的想法，遂将曾源去鄂西外调期间发生的两件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伤心事哭诉给丈夫。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天气晴朗，阳光灿烂，许如蕙正好一轮月经停当，遂将换下来的包括胸罩、裤衩、月经带在内的衣物洗掉。自家住在阴面，门前不见阳光，无法晾晒，院子里只有住在对面西北角的左德恒家最向阳，门前专门栽了两根木桩，拴有专供晾晒衣物的铁丝，正空闲着，许如蕙便将自己刚洗完的衣物一件一件搭了上去晾晒。谁知这一下，招了祸，捅了马蜂窝，左德恒的老婆个三十岁左右、体态丰腴的女人，将门帘一挑，站在廊檐下质问：“谁让你晒到这里来？”
许如蕙微笑着解释说：“大姐，我们那边没法晒，你这边阳光好，我是想让太阳晒晒，消消毒，”经期用具浆洗后让紫外线照射杀菌消毒，有利健康，本是生理卫生常识，没想到此举反使对方更加动怒。
“哼，你把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还敢拿到光天化日之下来，真不要脸！”左德恒老婆完全是一副泼妇骂街架势。
“你不讲理！你为哈要骂人？”
“你当了个老师，有啥了不起？”
“当老师就应当受你的欺负？”
“我欺负你？你在臊气熏人哩！”
两人正在吵得不可开交，左德恒提着菜篮子走了过来，他不去制止自己的老婆，反而训斥许如蕙：“你是一位人民教师，应当有教养，为什么要同一个家庭妇女一般见识，这不像话嘛！”他很善于用冠冕堂皇的官腔来掩盖自己的私心和偏袒。
许如蕙二话没说，立马取掉刚晒上去的仍旧湿漉漉的衣物，抱回家扔到脸盆里，伏在床上大哭一场。这天中午她连饭也没吃。
过了几天，接着发生了第二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