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是左宗棠，清朝末年的一位封疆大吏，洋务运动的著名将领之一。1866年（清同治五年），他任陕甘总督时，在兰州兴办了通用机器厂和毛纺厂，成为甘肃最早的近代工业；他还在古丝绸之路上留下了闻名遐迩的‘左公柳’。1875年他代办新疆军务时，率兵讨平了阿古柏勾结英俄帝国主义分裂祖国的活动，收复了迪化、和阗等地，功不可没。但他也有不光彩的一面，他曾经勾结法国入侵者镇压太平天国、北方捻军起义，在临夏地区遭到可耻的失败，那次失败就发生在宁定那时叫太子寺城南的新路坡……“另一位是冯玉祥，著名的爱国将领，我们共产党人的朋友。他所统率的‘国民军’，可谓能征惯战之旅，同样在临夏没有站住脚，其原因是他的政策有问题：横征暴敛，一时地靠武力镇压，结果引起民众造反，殃及甘、青、宁、新四省区的许多地方……“我党我军的一位高级领导同志曾对进人西南藏区的指导员们讲：‘我们要靠政策吃饭’，他这话讲得正确，讲得好。以上两起发生在临夏的历史事件，虽然各有各的具体条件，其本身的是非曲直都很复杂，但有一个共同点看得很清楚，单靠动武解决不了问题而终致站不住脚。那么我们有什么高明的办法呢？只有靠我们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实实在在地尊重少数民族同胞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真心实意地团结各族、各界人士，帮助广大群众翻身解放，过上好日子。就目前而言，对这个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和执行中的严格要求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对于民族宗教政策的学习已经不少了，时间也不短了，然而学生们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同样的问题今天听师长一番深人浅出地开导，确有茅塞顿开，豁然贯通之感。
《社会发展史》中封建社会一章是一出重头戏。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2余年，占去了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历史的一大半。不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就不可能深刻了解中国的国情，也就不可能深刻理解我们党关于中国革命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
封建社会一章的学习，由师政宣传科孙科长作辅导。这位河北籍，年约二十七八岁的文化人，本是延安“抗大”的高才生，文化素养、理论功底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又善于思考，勤于调査研究，善于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讲清问题一一用理论透析现实，又用现实印证理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孙科长简要概述了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一般特征后，重点揭示和剖析封建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一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代表的腐朽生产关系下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压迫，“穷人头上两把刀，租税重，利钱高”，便是这种惨景的真实写照。它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导致农民阶级一次又一次地反抗。所以说中国民主革命的本质就是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民。
孙科长向大家引述了他从地委政策研究室获得的部分现实资料幅幅地主剥削农民的惨景：
全专区占总人口2.46的地主，却占有总耕地的64.8。西藏的8多农户，竟无一亩耕地，全做了地主的佃户。在回民聚居的八坊王寺街，占人口37。的官僚地主、资本家，占有总耕地的9112。
临夏全区的油坊、水磨、山林、牧场、牲畜、车辆等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及集市店铺的绝大多数都被“三马”家族所垄断。马步芳叔父马麟一家占有耕地二万二千一百余亩，森林两千余亩。马步芳霸占水地一万六千余亩，森林3处，水磨46盘，豪华别墅两座，店栈2处，铺面五百余间。
每亩地租平均高达实际产量的一半以上，狠心的地方还要用“加二”、“加三”的“卧牛升”恣意盘剥。每年庄稼成熟，地主门下的管家、师爷们骑骡跨马，成群结队地串庄走户收租，每到一家都要佃户宰鸡、煎油饼，纳钱送礼，否则，就会遭到百般刁难，直至收回租地，逐出家门，倾家荡产。
临夏一带的高利贷名目繁多，十分苛刻，主要有“驴打滚”、“集集账”、“死守活要”、“加一先扣”、“狗撵兔”、“鸡上架”、“黑到明”等借贷周期短，巧立名目，增高利息的野蛮剥削。韩家集一农民借地主6块银元，三年中付利18块。和政县一农民借地主28块银元，不到一年本利翻到25元，他们全部家产作抵押，仍未能还清。许多贫苦农民因还不起债务，其于女尽数沦为地主家的长工、丫环，备受折磨。
些官僚地主家私设公堂、滥施酷刑，令人不寒而栗，有所谓“鸭子浮水”、“揭背花”、“砸骨拐”、“抢火筒”、“点天灯”以及“油锅捞针”、“钉蹶子”、“插萝卜”、“灌屎尿”、“挂秤砣”等灭绝人性、骇人听闻的野蛮酷刑来残害穷人，使许多无辜百姓死于非命。马莲滩一地主诬陷自家的一个丫环偷东西，将一根绣花针放进滚油中，逼她赤手去捞，被烫得皮焦肉烂。一地主诬陷房客勾引他家丫环，将其严刑拷打后，割掉鼻子，投入河中淹死。
一方面是广大贫苦农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在死亡线上挣扎；一方面是极少数地方豪强巧取豪夺，聚敛财富，过着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参观蝴蝶楼，将这种阶级反差和阶级对抗推向了极致。
蝴蝶楼的前主人马步青系马步芳的胞兄，曾任骑五师（后扩编为骑五军）师长（军长1936年，他与其弟马步芳率重兵围剿红西路军，极其猖狂、残忍，欠下了一大笔血债。骑五军驻河西走廊近1年时间，马步青吞噬大量军费和建设甘新公路的资金，又依仗权势低价收购河西所产优质大烟、沙金和名贵药材，将其运抵天津，交其亲信们出售，再从天津购买绸缎、布匹、西药等运返西北高价出售，辗转获取巨额利润，仅1937年至1942年，这笔收入竟高达8万银元。后来他从武威转到临夏时，除大量鸦片、银元、珠宝、贵重药材等外，仅装黄金的保险柜就有24个。
蝴蝶楼里的每一件用品，摆设和家藏’园内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无不浸透着贫苦百姓的血和泪。有一首临夏花儿唱道蝴蝶楼修了个九里三，修在了河州的西川，害下的百姓万千千，穷人的眼泪哭干！”的确是唱出了穷人的愤怒和心酸！
参观蝴蝶楼的所见所闻，使“青干班”的学员们感慨万千，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曾源读过不少小说，相比之下，蝴蝶楼的气势、豪华，不比书中所讲古代那些达官显贵的豪宅、别墅逊色；比之古时候那些富甲一方的员外们的庄园有过之而无不及！连日来理论与现实的对照，穷人与富人的反差，使他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1943年的“甘南民变”产生的社会根源，进而对人民解放军的使命和做一名人民战士的神圣职责的认识似乎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大概就叫政治觉悟的提高。
近乎相同的“觉悟”，在另一名更为标准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头脑里生发着，他就是远在古城西安西北人民大学接受“思想改造”的曲健一曾源的恩师和忘年交。近曰接曲老师写来回信，着重谈了他的学习收获、体会，读来甚是亲切而具有说服力。
“……读了《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和一些重要文件、文章，听江隆基、胡绳等党内著名学者讲课，再通过集体讨论和独立思考，我写了一篇学习心得，被校刊冠以‘一个旧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过程’刊出。我将我的学习体会概括为以下四点：一、我们家是靠收租、做官发起来的，理所当然属于剥削阶级的一个细胞，作为一个阶级应当被消灭一不劳动者不得食是合理的也是公平的；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对真理的反动是劳动创造了人类的历史，劳动创造了世界。三、国民党代表剥削阶级利益。国民党的失败之所以不可避免，不是由于他的军队少和枪炮不好，而是由于政治腐败，官兵对立，寅吃卯粮，失掉了人心。四、党的政策英明正确，老百姓拥护，令我心服口服……”
两地同志，殊途同归。思想这东西就是厉害，同一个人，一旦被真理，被一种正确理念所武装，他的立场、观点、价值取向，必然会获得新的飞跃。
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师部宣传队为了配合减租、反霸和即将到来的土地改革，在临夏城关连续演出《白毛女》、《穷人恨》、《赤叶河》等那个年代最著名的歌剧。常常是：台上字字血，声声泪，含悲饮恨；台下，人人恨，个个泪，义愤填膺。实践产生理论，艺术来源于生活。理论的说服力，艺术的感染力与参观蝴蝶楼的目睹耳闻，互相呼应，互相渗透，使“青干班”学员们这一段的学习收获生动、深刻，永志难忘！
遗憾的事情常常会在意料之外发生。就在这一时期的“重头戏”告一段落之际，原先被借调到师部篮球队的田发科被正式办理手续调去球队服役；颇有几分音乐天赋的汪继丰奉调师宣传队报到；那位姓杨的同学也被调到师后勤灶上掌勺。四个一起来的同乡，只剩下曾源一人继续在“青干班”学习。好在都在师直单位，见面容易，星期天已经聚过两次了。
转眼又过了一个来月，到了5月中旬，“青干班”正式结业，学员们被分配到各团和师直一些基层单位，多数任文化教员，少数做文书工作。分手时，曾源与留在师直的三位同乡同学来到南关八坊最繁华之地，凑份子品尝河州风味小吃酿皮子、八宝醪糟、三鲜包子、牛肉粉汤。还去照相馆合拍了一张纪念照片，便各奔前程了。
曾源等十多名学员被分配到韩家集的三十二团。从此结束学生时代，成为一名革命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