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二年四月，省内爆发了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又称“甘南民变”。渭河、洮河、大夏河三河流域，被称做“陇右地区的汉、回、藏十万农民大暴动”，组成“抗日救国义勇军”，提出“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和“团结抗战”等口号，波及二十余县，血战十个月之久，震惊大后方。这一重大事件，也是曾源一辈人少年时代所经历的最现实、最贴近的一场阶级抗争，虽然当时他们并不知其所以然。
抗战中期以来，退避大西南的国民政府，在国际绥靖势力的诱惑下，背弃了当初实行“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诺言，代之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治的腐败，官僚资本的膨胀，大大加剧了国统区的经济萧条，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愈演愈烈。四大家族中饱私囊，自不用说，仅当时国民政府委派坐镇西安的军政长官蒋鼎文，发国难财不下一亿元，讨了九个小老婆。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小小的南安县城，早已听不到慷慨激昂的抗战歌声，代之以醉生梦死，酒地花天。衙门里贪污受贿，司空见惯，官员中讨“抗战夫人”，嫖妓宿娼，大有人在。城里有几户寄生于这个社会层面的人家，以其大姑娘、小媳妇有几分姿色作诱馆，暗地里卖淫、招赌，供吸鸦片，荒淫无耻，毒化社会良知。
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生活不堪重负。官府征粮、派款、抓壮丁，没完没了，“打下粮食是保长的，养下儿子是老蒋的”，老百姓还有什么活头？这年全省四分之三的县遭受旱灾和冰雹，兵连祸接，生灵涂炭，愈来愈多的破产农民加人到流民行列。
民国三十二年是羊年，“羊马年，广种田”的农谚变得不灵了一这年既不风调雨顺，又不像绵羊那般温顺，而是一个多灾的动荡年代。
正月初一打春，这个兆头就来得不祥，当那带着寒意的春风刮过辽阔的陇右平原的时候，一堆堆积蓄已久的“干柴”，终于燃起了向苛政宣战的熊熊烈火。
这年新春伊始，临洮县农民王仲甲和他的朋友肖焕章（靖远县人），串连了一百多名贫苦农民准备插旗造反，原想选择个适当的时机一起暴动，农民马福善、马继祖父子率众于近日在宁定排子坪伏击官府接兵部队，夺取枪支，打响了起义第一枪。王、肖二首领为了答应与配合马氏父子的义举，在衙下集发动起义，起义军高竖“官逼民反”的大旗，手执大刀、长矛、马刀、利剑以及锄刀、菜刀、斧头等原始武器，向地主老财、官府衙门、反动军警开战，杀富济贫，开仓放粮。最初参加暴动的只有百余人，不到一个月时间，临近各县农民在各自的领袖率领下相继发动起义，渐成气候。
汉、回、藏及东乡等各族农民起义军联合起来，组成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十万大军，骤成燎原之势，激荡陇右，震撼全省。
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多是抓兵或被迫卖壮丁而来的农民和城市贫民，他们同情暴动的起义军，不少士兵一碰到起义军就投降或哗变，致使相当一部分起义军用缴获的步枪和机关枪把自己武装起来，战斗力大为增强。
“民变”兴起之时，正是省中共地下组织受到国民党政府第二次大破坏时期，各级党组织基本上不复存在；白色恐怖下大大锐减了的地下党员，大部分转移到陇东和陕北根据地，陇右地区几乎一片空白。因此，这次农民大暴动，中共党员无人参加，它自始至终是群众自发的义举，但从其发生的思想和社会历史根源上讲，是与六年前红军三大主力长征途经陇右地区的革命宣传和播种的“红色种子”有关，也同当时的八路军在省城的“办事处”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有关。有的起义军首领举义前还曾受到“办事处”负责人的教诲和鼓励。
农民起义军与国民党军警和地主武装血战月余，终因敌强我弱而失败。起义军留下来的星星火种隐没在大地深处，等待着严冬过后的浩荡春风。
国民党军委会“战时新闻检查局”致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不准任何报刊登载陇右民变的消息。这大概是由于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已转人反攻，国内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浴血奋战，前仆后继为民族解放而战之际，在国统区大后方竟发生十万农民大暴动和被国军血腥镇压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如若宣传出去，于国府，于委员长脸上无光，又怕蔓延之势难以遏制，于是便来了个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基于上述原因，城外人闭目塞听，对此事知之甚少。然而陇右地区的广大民众，对于发生在身边的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岂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大人们自不待言，连儿童少年也因其身临其境而倍加关注。
民变发生的这一年，曾源、鲁强国、汪继丰三个同窗好友长到了十一二岁，成了稚气未脱的“小大人”。他们对于眼前发生的十万农民造反，虽不知其来龙去脉与是非曲直，但从城内军警增多，城门迟开早关以及大人们的窃窃私语和紧张的神情中感到“来头不小”。孩子们富于幻想和好奇心，听到义军在西乡、北乡一带打败官兵，攻破地主、劣绅的庄院、堡子和劫富济贫的传闻轶事，各人的脑子里浮现着想象中的一个个武艺高强的绿林好汉和飞檐走壁的侠客。
这天下午上完课，三个孩子在操场里玩“毛蛋”玩累了，坐在地上又谈论起起义军。
“他们的所做所为，挺像当年的瓦岗军，但不知他们的‘混世魔王’是谁？”曾源近来听评书加上自己阅读《隋唐演义》，对瓦岗寨的好汉们十分钦佩。他认为目前的民变义军有如当年的瓦岗军。
“什么混世魔王？”汪继丰问。
“就是那个卖私场、劫王纲出身的程咬金呀，他不是被推举为瓦岗军的首领，号称‘混世魔王’嘛。”曾源解释说。
“你说的那个只会迎门三斧的程咬金？他没啥本事。”汪继丰直摇头。
“你别小看他，他为人憨厚、耿直、幽默，又是一员福将，书上说他后来活了一百岁，最后薛刚反唐，给薛家报了冤仇，程咬金高兴地在两军阵前笑死了。”
“那只能说他命大，不是本事大，瓦岗军里最厉害的要说秦琼和罗成。”汪继丰跟着曾源听过几次评书，知道不少瓦岗军的故事，他最佩服罗成，人长得漂亮，武艺又高强。
“你们别争了，听俺说。”鲁强国插话说，“从单个儿上讲，当然各有所长，脾气性格也不一样，咱们且不去管他；最要紧的是古今两支起义军讲的是一的理，掌的是一样的旗。”鲁强国逻辑思维能力从小就不错。
“何以见得？”曾源借用了章回小说中常用的一句疑问句。
“都是官逼民反、杀富济贫。”鲁强国说，“梁山好汉就在俺老家那边儿，多数都是被官府逼上梁山的。”
“听我叔前天说，起义军到过我们镇子上，不迫害普通百姓，专门跟官府和财东家作对。我叔还说，我大和我新妈都搬到堡子里躲起来了。要是起义军再来，攻开堡子咋办呢？”他心里很矛盾，希望起义军攻开堡子，把他新妈杀掉才好哩，又不愿殃及他父亲，生怕再见不上他的阿大了，说着说着泪水涟涟，哭了起来。
曾源和鲁强国劝慰汪继丰莫伤心，反正还不是最后的消息，哭也没用。
正说着，忽然听到操场大门口人声嘈杂，操扬上的同学们都停止了活动，一窝蜂似的，跑到高处眺望，有人尖着嗓子惊叫：“看到了，看到了！”“起义军的队伍多得很呀，已经过了旗杆山”同学们呼喊着，跑动着，惊呀与兴奋并存，激动与恐惧同在。
曾源等三人跑过去加人“阅兵”行列，手搭凉棚向北望去，阳光下泛着亮光的渭河蜿蜒东去；河的北岸，旗杆山上，大队人马密密麻麻犹如蚂蚁搬家，由西向东蠕动着、伸延着。山上，巴巴峰豁口处，在蓝天的衬映下，看到有红旗飘展和首领们跃马扬鞭疾驰而过……
天哪！起义军真的来了，他们今晚会不会进城呀？城里人心惶惶，忐忑不安，官宦人家和地主老财们更是魂不守舍，坐卧不宁、方寸大乱……
幸运的是起义军未进县城，只是过境人马，都朝东北方向开过去了。
义军举事半年即惨遭镇压，陇右陷人白色恐怖。
轰轰烈烈的“甘南民变”失败以后，溃散了的几位义军首领，相继潜来南安县的西乡和北乡，重新聚集在一起，形成新的领导核心。他们因为保有长短枪数十条，可以随时集合数十名身强力壮的青年农民，组织起一支精干的游击队，有选择地去袭击当地的土豪劣绅，并从他们手中缴获一些武器和财物充当自己的活动经费。
当地政府对于这支神出鬼没的地下武装，对多次扑而不灭的“火种”恨之人骨，除不断派自卫队进行“清剿”、“搜捕”外，对他们认为可疑的村庄和人家进行突然包围、袭击，妄图赶尽杀绝，一网打尽，但由于当地群众与游击队同仇敌忾，全力掩护，加之游击队机动灵活，及时流动转移，敌人的阴谋多以失败而告终。
不灭的“火种”在陇右大地上燃烧着，闪亮着，滚动着，像蛰伏于野草中的流萤，在这死一般的寒夜闪烁着生命之光。
这是深秋的一个夜晚，上弦月已落，繁星闪烁，神秘莫测，街上偶尔传来急促的犬吹声。
曾源家中，一盏油灯下，曾祥福心不在焉地随便翻了翻手头的一本书，随又噗噜噜抽起了水烟；曾源妈仍是坐在炕头摇车纺线；小曾源伏在炕桌上正聚精会神地做算术作业，他正为一道四则混合应用题列不出算式而发怔，他也知道“先乘除后加减”的要领，列不出式子来白搭。所有的课程他都不在乎，唯有这“四则应用”，怎么这样难缠？不像是打算盘，不懂了可以问父亲，这样的算术题他也不懂，真是气人！
“咚咚咚！”突然而来的敲门声，急切而又短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