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股势力角逐，使形势更加复杂化。就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当时“红司”的主要领导人卜本礼由于调査研究不够，感情用事，政策观念不强，一时头脑发热，于3月1日以“红司”名义签发了“第三号通令”，宣布“三项决定”：
一、解散“捍卫真理联合总部”。
二、拘留“捍卫真理联合总部”成员吉子实。
三、停止“捍卫真理联合总部”、“红卫战斗队”成员曾源、肖玉玲的一切串连活动。
这一举措使形势又发生逆转。
3月11日，又以“第四号通令”的形式发布“为什么要解散‘桿卫真理联合总部’？”的“红司文告”，罗列了“不服从‘红司’领导”闹独立性”，“纵容和支持吉子实起草、印发攻击‘红司’的传单”和“把矛头指向‘红司’的某秘书长”等要员的“罪名”，其实质是对“桿卫真理联合总部”3月5日传单《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革命大联合，决不要这个大杂烩》的批驳，借以向“捍卫真理联合总部”兴师问罪。
3月16日，在团部会议室门前召开了“斗争反革命分子吉子实”的群众大会，责令“曾源和肖玉玲务必到会”。会议开始由“红司”的一位负责人重新宣布了“红司三号通令”的三项决定：“解散‘捍卫真理联合总部’”；“拘捕吉子实”；“停止曾源、肖玉玲的一切串连活动”。当场给吉子实戴上手铐，由警卫班押送到“禁闭室”。接着由“红司”的另一位负责人向大会宣讲了在家养病的“红司总司令”卜本礼题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分清敌我，划清界限，坚决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猛烈开火》的书面讲话。“讲话”的内容主要是：一、为“红司”夺权评功摆好；二、揭露吉子实解放前在旧军队中工作的历史，联系其现行活动（主要是其3月5日的传单戳到了“红司”的痛处给其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三是号召全团职工努力学毛选，抓革命，促生产。
“讲话”稿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某秘书长等人对吉子实及其所在组织“捍卫真理联合总部”的愤恨。
曾源看过吉子实起草的传单，文中所针对的投机者们的恶劣行径，事出有因，査有实据且文笔犀利，不留情面。文如其人，吉子实向来疾恶如仇，不平则鸣，义无反顾，唯其太直露，不留余地，易于授人以柄，陷自己于被动。文革初期“跳出两斤棉花圈子”的“54号大字报”，是在不失原意的前提下，经曾源一番修改，才被一些群众认可的。这次重犯错误，让别人钻了空子。至于这次被人拿来兴师问罪的吉子实的历史问题，曾源最清楚不过：早在1955年部队“审干”中，组织上做了很大的投人，内查外调，彻底査清了他的历史问题，做出正式结论：其性质属于一般政治历史问题。1959年“反左倾”运动中，又曾翻出他的这些历史问题，最后仍以“维持原审干结论”了之。这回又一次抖搂出这些陈年老账，并将其作为给吉子实定性为“反革命”和进而否定“捍卫真理联合总部”的“重炮”，这听起来怪吓人，却经不起事实的核对和政策的检验。吉子实本人对此心里有底，并未被镇住，被吓倒。
“红司”的“第三号通令”对曾源、肖玉玲的“处罚”仅仅是“停止串连”，既无“罪状”，又无违者将做何惩戒的硬话，也还未达到“限制自由”的程度。从这一颇带“折衷主义”味道的举措中可以看出，卜本礼“司令”既对曾、肖为“捍卫真理”效劳心怀不满，又怯于曾、肖在群众中的“能量”，施加压力过大，将会落个与李士奎等同流合污之嫌，任其“放飞”，又会乱了他的阵线，所以便来个“停止串连”你俩老老实实呆着吧。曾源观察到始作俑者的良苦用心，不禁暗中冷笑。
让曾源始料不及的是伴随着“三号通令”的发出，几字谣言不胫而走，大意是：曾、肖参与了“捍卫真理联合总部”的“秘密会议”；曾、肖与吉子实勾结起草、印发了把矛头指向“红司”的传单；曾、肖与被“红司”罢了官的杨光远暗中往来；曾、肖近期到一营所属各连队串连等等。有无上述其事，作为当事人的曾源心里最清楚：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蓄意陷害，如不予以澄清，任其流传，不唯个人蒙冤，且会被仇者利用，亲者误解。
曾源想来想去，此事必须由曾、肖出头说明真相，澄清是非，揭穿谣言，才最为妥当。按以往约定的默契，遇事两人先沟通思想，然后由曾源负责起草成文，肖负责写成大字报或刻印传单。还有一层原因是曾源出手快，但字迹潦草，缺胳膊少腿的，许多字别人不认识，肖玉玲由于与他的字打交道多了，倒是驾轻就熟。他忽然想到从师部回来肖玉玲一直病着，好几天没见到她的面了，不知道近况如何，心情如何？还能不能刻印蜡版，自己应当不避嫌，不畏流言飞语，去看望这位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
肖玉玲住在卫生队北面的一处地窝子。与家属区的地窝子所不同的是没有盘炕，住三人，每人一张单人床，冬天生一只烤炉，开春后拆除，室内倒还宽敞。
这天赶巧是“大礼拜”，9时左右，曾源来到肖玉玲她们的集体宿舍。
“有人吗？”曾源轻轻叩门。
“谁呀？”是肖玉玲轻柔的声音。
“可以进来吗？”曾源挺有礼貌地问。
“曾秘书，是您？请进。”肖玉玲听出是曾源的声音，又惊又喜。
曾源进了屋，看到肖玉玲手拿一只小镜对着梳头，见他进来急忙放下梳子和镜子，转身端过一只方発，说曾秘书，您坐。”
肖玉玲面容憔悴，眼窝深陷，一幅病恹恹的样子。他关爱地问：“怎么样，是不是病情有些加重了？”
肖玉玲点了点头，苦笑着说原先以为是胃病发作，昨天到卫生队做检査，医生说可能是胆囊炎。他们让我到城里医院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她强打精神，不无揶揄地说你怎么违反‘三号通令’，出来串连？”
曾源说：“这叫明知故犯，他们的告示上又没限制曾、肖之间的‘串连’嘛，倒是你要快些进城未检查，别把病耽误了。”他只顾关照对方，找她刻印传单之事不便开口了。
“有啥事你就说吧！”肖玉玲断定曾源此来必有急事、要事。
“也没啥要紧事，再说你又重病在身一—”曾源意欲放弃初衷。
“到底是什么事？你快说吧，把人都急死了！”肖玉玲娇嗔地说。
“刻印一份‘曾、肖声明’的传单，让您带病出征，太苛刻了。”曾源处于两难之中。
“嘛事儿？”忽然床上传来一个清脆的天津口音，“刻印传单的事交给我得了。”
“你是呀，小不点儿，你怎么……”曾源进门后只顾跟肖玉玲说话，没发现床上还睡了一个人，而且是小不点儿贺小露。此刻，贺小露已掀开蒙头的被子，露出半个身子。她穿了一件很可身的橘黄色的棉袄，勾勒出已显丰满的躯体，胸脯微微隆起，粉红的笑脸上闪着一对好看的大眼睛，更显得清纯、甜美，聪明而又调皮，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不禁令曾源评然心动。他暗自思忖：没有发现小不点儿近来变得如此美丽动人，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她今年17周岁了，真是花季年华，美当其时呀！
肖玉玲看到曾源怔怔地瞅着贺小露，只当是他对贺小露何以睡在这里有点困惑，连忙解释说：“昨天晚上没有开会，小不点儿跑到我这里聊天，自然是说‘三号通令’的那些事情，两人说话说得很晚，她再没回去，就跟我一起睡了。”
“噢……”曾源知道，贺小露与肖玉玲胜似亲姐妹，她们之间这种亲密往来，凝结着战友之情和诚挚的信任。
直到这时，曾源才将此番来意详加说明，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拟好的初稿递给肖玉玲征求她的意见。“初稿”题为《曾源、肖玉玲联合声明》，据实、据理逐条批驳了强加于人的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肖玉玲看后表示同意，只在个别字迹不清楚的地方略加修订。
曾源说原想把咱们这个‘声明’的后期工作交给你完成，你病了，小贺要为你代劳，能行吗？”
“小看人，”贺小露已穿好衣服下了床，她噘起小嘴说，“你的字我现在差不多都认识了，咋会不行呢？万一碰到拦路虎我会找玉玲姐帮忙的。”
“小不点行哩。”肖玉玲说，“她说得没错我们在一起校对你的大作次数多了，难认的字差不多都认下了。实话实说吧，您那笔潦草的字，在团机关能认下来的，恐怕是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曾源不好意思地摇摇头，算是默认了。
三日后，题为《曾源、肖玉玲联合声明》的传单，便在团里各个角落出现。曾源为小战友贺小露的机敏和尽责感到莫大的欣慰。出乎意料的是贺小露给他送来的传单中还夹了一封信，是肖玉玲写给他的，信上说我兄来团为我办好了在外地就医的手续，离去匆匆，未及面辞，甚憾。贺妹还小，望多关照。期待着我们后会有期。战友肖玉玲即日”。
贺小露擦着泪眼，曾源怅然若失。作为几度风雨同舟的亲密战友，别情依依，忧心忡忡。曾源此后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成为终身遗憾！
正当“红司”的“三号通令”的颁发使全团文化大革命偏离轨道，正当春耕生产迫在眉睫而部队思想混乱，人员大量回流之际，1967年全师实行了“军事管制简称“军管”），驻当地的人民解放军某部根据军区党委的决定，在师“军管会”的统一部署下，组派了“军管小组”进驻四团。从此四团遵照中央《十二条规定》，在“军管组”的领导下揭开了新的一页。
“军管组”进驻四团后，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央有关政策、法规和文件，积极贯彻执行“抓革命，捉生产”的方针，以《十二条规定》为准则，对新任团长、“红司总司令”卜本礼做了深人细微化思想工作，促其回到正确轨道上来，使全团形势日趋好转。
3月29日，“红司”发布《关于解散“红色革命总司令部”的通知》，公开地来了个“自我否定。”“通知”中明确表示：“根据形势的发展，通过反复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的《十二条规定》，使我们认识到‘红色革命总司令部’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应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逐步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因此，我们建议立即解散‘红色革命总司令部’，从即日起“红司”印章作废，望同志们在‘军事管制小组’的领导下，积极、认真贯彻执行《十二条规定》，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服从‘军管小组’的指挥，争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夺取1967年革命、生产的双胜利。”
4月12日，卜本礼又以他个人的名义签发了“关于作废‘第三号通令’的决定”，其要点如下：
原“红色革命总司令部”，于3月1日发出“关于解散‘捍卫真理联合总部’、停止曾源、肖玉玲的串连活动，停止吉子实会计职务，依法拘留，以及为什么要解散‘捍卫真理联合总部’的‘第二号通告’宣布作废。”
自3月18日我团实行“军管”以来，通过反复学习中央的《十二条规定》及“中央八条”、”公安六条”和“省军区公告”等有关政策、法规，加之“军管组”领导同志的帮助，真正认识到过去自己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不够，政策观念不强’缺乏深人调查研究，因此混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今天认识到上述问题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特宣布作废“第三号通令”和“第二号通告”，恢复吉子实同志的会计职务。
一石击起千层浪，卜本礼同志的上述决定和自我批评，像一股强烈的冲击波在全团回荡，促使各营、连基层单位类似问题获得程度不同的解决，混乱局面得到有效地遏制，革命和生产形势日趋好转。
团军管组成员，大多数留驻机关，掌握全局；另派少量精兵强将分驻各营，负责跑面，收集情报，传递信息，上下联络，并帮助基层领导动员、组织职工“抓革命，促生产”。
军管组带领全团职工，为促进新生的红色权力机构一“文化革命委员会”的诞生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努力。
5月初，趁团长卜本礼在军管组和革命群众的帮助下，检査错误，改正错误之机，李士奎伙同左德恒、贾成龙等人在全团范围内煽风点火，挑动不明真相的干部和群众把斗争的目标集中指向卜本礼身上。李士奎公开讲夺我的权夺错了，谁夺我的权，谁给我平反。”还说他们夺我的权，是看我工资高，好吧，我每月只拿18元生活费，剩下的都给他们。”左德恒和贾成龙于5月某日公开跳出来贴大字报，夸张地说：“他（指卜本礼）执行反动路线更系统，更全面，流毒更深。”李、左、贾等人把他们自己所推行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罪行强加到卜本礼身上。当时曾在全团范围内掀起一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逆流。
面对这种局面，军管组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疏通思想，化解矛盾，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使混乱得到遏制，全团的革命和生产程序重又得到恢复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