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你过去看看，如果赞成我们的观点，就请签上你的大名，有缺点毛病，你就不客气地斧正斧正，就算是我们四人的合作。”吉子实知道曾源看问题尖锐，笔杆子又硬，拉他人伙只会提高大字报的水平。
曾源心想，李书记动员我写大字报，我正愁无从下手，这里做好了“现成饭”，我何不吃个“便饭”，遂道凑个伙有什么不好，走，咱们过去看看你们的大作。”
四人匆匆吃完饭，夹着饭碗来到工商科办公室。
映人眼帘的是一份连接四大张纸、墨迹未干的大字报横躺在地上，那一笔潇洒、流畅的毛笔字，正是吉子实的手笔。大字报的标题上书《打破僵局，扫清阻力》八个大字，扼要而又醒目。
曾源蹲下来仔细阅读这份大字报。他时而点头，时而摇头，点头多于摇头，总的印象是主题鲜明，击中要害，但行文有失。摆事实、讲道理的地方，有几处用谩骂代替说理，又有“打击面过宽”之嫌。讽刺、挖苦之语甚多。
曾源谈了自己的看法’得到了老盛和老齐的称赞，吉子实表示认同’他说：“看来我是有点儿乱放炮，你给咱们好好校正一下。”
最后的结局是改由曾源重新起草，在保留原意的前提下予以规范化，写完仍由吉子实写成大字报，四人分别亲笔签名。
曾源对原稿动了一番“大手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剔除讽刺、谩骂、误伤好人的词句，突出相互联系的几层意思：一是这次运动的目的应是动员全团团结一致，扭转本团连年粮食减产和经营亏损的局面，彻底改变落后面貌；二是再不要在“两斤棉花问题”上纠缠不休，让运动健康发展；三是找出团党委领导班子中存在的问题和差距，真正实现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大字报最后更换了标题，改为《大声疾呼：跳出“两斤棉花”的圈子，使运动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敲明点亮，理直气壮。
老团部距离新团部约两公里，赶巧曾源当天下午要去团部办事，顺便将这份大字报带过去。路经二连营房时，特请该连景连长对大字报“提提意见”。景连长看罢大加赞赏，他说这份大字报“旗帜鲜明，一针见血”。谁会想到’事过之后，未隔多久，此人竟成为反其道而行之的急先锋！
曾源由此而介人机关文革，可算“被动”参加“文化大革命”。
曾源将四人大字报送交团政治处文革办公室，经手人当场登记大字报序号为“54号”一一机关已有5份以上的大字报亮相，他们四人的这份大字报，当属“迟到之物”。
曾源趁便回家看望妻儿，全家人一起吃了一顿晚饭，便连夜赶回保养间。
过了几天，日历上展示那天是1966年7月8日，团文革办公室通知：曾源等四人（“54号”大字报的署名者）于晚8时来团部开会。会议的内容未说明，曾源预感到此举凶多吉少。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机关职工一个不落，昏暗的电灯光下，会场气氛肃穆而神秘。
会议由团文革办公室主任、机关文革运动小组组长左德恒主持。
会议开始，首先由政治处干部干事、团文革办公室成员贾成龙宣布团党委的两项决定：
一、高强同志因“思想右倾，工作不力”，现做“停职检査”处理，以观后效；其所任机关党支部书记职务改由副书记左德恒同志接替。
二、撤销原定派田友龙（天津知青）去省团校学习、深造的决定，令其重回连队劳动。
机关职工不难明白，招致此举是因田写大字报批评团党委不关心知青和复员军人生活，不合当局口味。
接下来左德恒又宣布了两条消息：
一、团机关财务科、生产科的几名团员（都是知青）以“团党委压制群众运动”之名，联名写信“要求毛主席派人来”。他们的“上告信”已经转到团里。左德恒抖动着手中的信，恶狠狠地说：“毛主席不会派人来的，我们的党委还没有烂掉嘛，这些人是不是在开黑店？要把他们的后台老板挖出来。”
二、有人派出两名代表到城里给北京挂长途电话，要告团党委的状，无政府主义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这两个人都被我们挡回来了。
会议的序幕已经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展示给人们的“警讯”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今晚的会肯定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围剿”。
会议转入“正题”，左德恒宣布：“54号大字报贴出来以后，在机关职工中反响很大，大字报的内容大家都看了，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出来，真理愈辩愈明嘛。我们这个会叫讨论会、辩论会都可以，现在开始发言。”
“我发言。”说话的是一位二十五六岁的瘦高个儿，说一口天水一带的语言腔调，他叫李彦文，是“点上社教”结束后留团里的大学生，现任政治处宣传干事、文革办公室成员，已被支部列人党员发展对象。他的发言起着划框框，定调子的作用。他说：“我们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的阶级论者，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两斤棉花问题’是社教的遗留，涉及‘四清与四不清’问题，也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54号’大字报迫不及待地喊叫要跳出‘两斤棉花问题’的圈子的实质是回避现实，是转移斗争的目标，是别有用心……”声讨之语滔滔不绝，能找来的“政治帽子”一古脑儿扣下。
“我来说两句。”接着发言的是学校教员冯健，他是叶曼玲手下的得力干将，机关党支部又一名党员发展对象，他说：“‘54号’大字报的要害是形左实右，否定社教成果，为‘四不清’大开绿灯……”
“两斤棉花派”今晚采用的是先发制人的战术，企图一开始就把对方置于被告地位，然而拥护“54号”大字报观点的群众真理在手，有恃无恐，他们开始反击了首当其冲是文志国，年约三十五岁，中共党员，生产科机务参谋，陕西长安人氏，他说：“无论怎么说，‘两斤棉花问题’不是运动的大方向。全场职工最关心的问题，是尽快改变全场长期落后的面貌，早日为国家做出贡献……”
接下来发言的是计财科会计周克明，年纪同文志国差不多，四川人，当过志愿军，曾在上甘岭上挖过坑道，为人耿真，疾恶如仇。他说有人抓住‘两斤棉花问题’不放，是偷梁换柱，谁有不同意见就压谁，哪个晓得要达到啥子目的哟……”
才貌双全的青岛知青，打字员肖玉玲如今也是“两斤棉花问题”的拥护派，她说：“为什么一触及‘两斤棉花问题’有人就掩盖，就护着，这不正好说明他们心里有鬼，怕揭开盖子，露出更大的问题。”自从“小报”停刊她被留在机关，与政治处的人往来频繁，受其影响，已成为“两斤棉花”问题派的新成员，她说：“‘54号’大字报要我们从两条道路的斗争中跳出去，去搞那种笼而统之，没有具体目标的革命，这难道不是放空炮、说空话，自欺欺人吗？”
“我说……”“小报”停刊后留在机关做收发员的贺小露迫不及待地插话说，“我不赞成肖姐的话，跳过来跳过去有嘛意思，跳出来不对就跳进去，再跳进去就不怕棉花缠住脚，别说是前进，恐怕是站也站不稳呢……”
她的发言引起满堂哄笑，会场气氛变得轻松多了。
曾源的发言自然是最为引人关注，他说：“我们要问，既然‘两斤棉花’是‘大是大非’问题，是涉及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那就应当：第一，揭露事实真相，让广大群众去鉴别，去分析，做出结论；第二，党委本身拿起共产党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澄清是非。否则，必然造成方向不明，思想不清，阵线混乱，然而这两个方面人们都没有看到，究其根源是私心杂念在作怪。我们认为‘两斤棉花’如果确实是一个‘不清问题’，在4文化大革命’中是可以提出来的，如果真的‘不清’，应该进行补课，但是一味地把它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主题，把精力全部放在‘两斤棉花问题’的辩论上，那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有害的，运动至今进展迟缓就是证明。某些人把运动朝‘两斤棉花问题’上引，说穿了就是企图让‘两斤棉花问题’做挡箭牌，转移人们的视线，避免人们去触及关系本团前途和命运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为机关的政治生活增添了新的后遗症……”
会议后期，两派各有几名代表发言，都没多少新意。“两斤棉花问题”跳出跳进互不相让，“54号”大字报是“香花”还是“毒草”各执己见。会议没有达到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的目的。会议的倾向性却是明明白白，谁要与“两斤棉花问题”唱反调，谁就要吃不了兜着走。
“两斤棉花问题”的要害是叶曼玲对石敏的威信超过她而心理不平衡，她的丈夫作为党委一把手内心里护着老婆，文革运动办公室的几员干将唯李士奎的马首是瞻，说到底也是各怀私心，互相利用。就是这样一出勾心斗角的闹剧，却借“文革”这个政治背景，兴风作浪，把一些人拖进了政治旋涡。
会议结束时宣布：由于夏收来临，党委决定全团的“文化大革命”暂缓进行。
新一届文革小组成员共五人：由曾源任组长，文志国任副组长，其余三人均为女知青，她们是气象员刘莉，小学教师马春华和打字员肖玉玲。
选举结果测量出人心的向背，验证出倾向性：当选的五人中除肖玉玲似持中立态度外，其余四人都是在各自的大字报和会上会下的言论中公开反对“两斤棉花派”的观点。
文革小组以“红旗战斗小组”的署名写出了《叶曼玲的人党问题揭开李士奎书记的灵魂深处》等“有分量”的大字报，说出了机关广大群众的心里话。揭党委的问题，从“一把手”开始势所难免，对于“二把手”、团长杨光远的问题，文革小组将于近期揭出杨光远推行“定额管理，物质刺激”和“贪大求洋”的修正主义路线，然而政治处则认为杨光远的主要问题是“没有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和“用人不问政治”（主要指在五花农场时期）等问题，一开始就站在了文革小组的对立面。
9月4日至6日，北京红卫兵来团串连，连续开了几天全团性的大会，辩论的中心是师、团党委该不该将当前的“文化大革命”停下来。
受此大集会的影响，机关文革小组在此期间所进行的主要活动是：一、参加全团性的大集会；二、即发《紧急呼吁》，号召全团职工以《十六条》为武器，抓革命，促生产，抢季节种好冬麦；三、在4日晚的大会上派代表质问来团视察工作的师金副政委和团李士奎政委：为什么要把“文化大革命”停下来放到今冬明春去？四、组织机关群众维护大会秩序，保卫首长安全。
9月7日，机关党支部召开支委扩大会，吸收各科室负责人和文革组长参加。会上学习了《十六条》，并根据文革组的建议，确定机关文革活动的时间为每周二、四、六上午，早、晚时间的学习活动按原规定不变。还初步安排了对毛主席有关著作《十六条》和《人民日报》有关社论、文章的学习。
9月8日，文革组向机关群众汇报，检査了这一时期的工作情况；民主选举了资料、宣传和大字报三个小组。下午司令部召开行政办公会议，吸收文革组长参加，研究、安排了“文化革命”、业务工作和机关生产的有关事宜。
当时，党、政、文三方面的关系都是积极而又正常的。
9月9日至13日，本着“抓革命，促生产”和不误农时的原则，机关职工在文革组的带领下完成了渠道清游等备耕工作，接着又突击完成了播种冬小麦的任务，群众劳动积极性之高和劳动工效之好，都是前所未有的。
9月14日，先小组后大会讨论“当前机关‘文化大革命’有无阻力？”“阻力来自何方？今后应当怎么办？”讨论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