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番二次去培训，
屡教不改有原因。
放着问题不解决，
中央领导找上门。
前两次发生在去年开春和秋天，分别是12天和3天。据刘玉的妻子谢凤回忆，每次回来之后丈夫都一脸胡子，看上去又脏又瘦，话很少吃不下睡不着，根本不像以前那个注重仪表的乡村教师。
调查获知，至少10人曾参加过类似的法制培训。若以次数论，至少两位老师已被培训了三次，两次和一次更易寻见，其中不乏深夜单独带走一人单独培训的事例。
国务院发文明确，资格齐备的民办老师，都应妥善安置，并下发了具体名额。县内上百名教师都是国家相关政策意义上的合格教师，然而其中大部分却被挡在了门外。
被清退的教师们尤为愤怒地发现，不少不具资质但大有来头的人却出现在转正名单中。河水县多位老师长久的调查触目惊心：集中在去年前后，共有13名教育系统官员的亲属，从商场、汽配厂、铅笔厂和印刷厂等单位被安插到县实验小学、县幼儿园等学校。一些科员甚至司机的亲属都名列其中。希望曾经距离这些民办教师如此之近，工资从1970年代的4块钱，涨过1990年代的每月110元。也是这一年，刘玉抱回了小学高级教师职称和县级年度优秀教师的奖状，可以免试转正的。
河水县教育系统内一位在职老师说，刘玉和其他的一百多名持证上岗的民办教师一样合格，一样先人后己。但长达30年的持久期待下，等待中的结果并未如约而至。去年秋，全县统考，年底红色榜单就贴在了县城和各镇学校的门口，刘玉未能上榜。
河水县171人中，“民办转公办教师35个，民办教师办理离岗退养22人”。被清退的114名民师就此与讲台绝缘。对未能上榜的教师来说，打击是空前的。56岁的小学一级教师龙顺落榜后一年没出屋也睡不好，站在人前她觉得抬不起头。而冯敏老师不久之后积郁成疾颅内出血，尽管负债累累，她都始终没去领400元的清退费。
谢凤回忆，落榜后丈夫追着对她说，“我这辈子对不起你啊”。也曾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擦干眼泪，他收藏好所有的教案、奖状、证件，重新走入已些许陌生的水田旱地，准备接受残酷的清退，“不给国家添乱”。
据一位熟识他的老师说，因为没钱，他一对儿女都在14岁辍学，而今家里装钱的破塑料袋经常都是一角的纸币和钢镚，“连买玉米种都买不起”。在过去的年月中，这些大山中的教师们拿出仅有的积蓄，开始“找裁判”讨说法。对政策的理解渐渐明晰，直到他们怀疑自己的名额被占用了的那一刻，他们更加认定自己理应是转正的一批。
面对老师们要求彻查的呼声，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在水电宾馆“私下劝慰”教师们：教育局领导职工的亲戚进入教育系统很正常，领导们对教育的贡献挺大，“他们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仍有权这样做”。听到这，一位女民办教师大声问了句“到底谁的贡献大？”一抹眼泪，拍案离去。
参加过法制班的民师们大多为终身从教，除少数教师工龄不足30年外，其余都在讲台上站了30年，年龄大多超过半百，他们中的许多都是小学一级乃至高级教师。他们的档案各装一袋仔细保管着，好像他们仍属于一个组织。
进入法制班前一天凌晨5点，7个被清退的民办教师，结伴来到陌生的济南咨询政策，正赶上个雨天。怀抱着对转为公办教师尚有的一丝念想，他们坐错了公交车，索性又饿又冷步行了几个小时，刚好经过省委门口站了几分钟。说明情况后迅速做出安排，专人上前提供咨询。老师们抢着发问，但得到的答案是一样的：民转公已经不可能了。此前，他们在县里得到了同样的答案。
从中午开始，他们又开始跋涉找旅馆，最便宜的也要100元，直到晚上，一堆泥腿子终于找到一家每人10块的小旅馆住下了。第二天，告别省教育厅那个和善的年轻人，他们就被塞上了面包车。老师们多次要求下车，但都被严厉拒绝了。离开法制班的前一刻，刘华真心问培训她的人，“这里条件挺好，我能要两间吗？”
结束法制培训当晚，刘华心酸地发现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憋在租来的房子里，已经三天没吃饭了，一直喊饿。对苦无门路的民办教师来说，“谁愈培训就愈接近解决自己的问题。”一位女老师说这话时马上打住了。面对刘华的古怪问题，培训人员是这样回答她的：您得赶紧出去，下一批正等着进来呢。
张国栋他们进来了，据他们自己说，在学习期间，每天伙食费30元，政府每人都派了一个陪读干部，除开导之外主要是防不测。起初那些陪读的干部对他们还很客气，后来可能知道了他们都没有什么背景，也就渐渐严肃起来。三天的时间，他们耳闻目睹。这个接待站还有另外的一些人和他们一样，“民转公”被清退，在“训练基地”接受“法制培训”。
张国栋他们一心想了解一下那些人的情况，只可惜陪读的人员盯得紧，彼此很难有机会接近。一个饭后，张国栋上厕所，无意中遇到了邢义。三言两语，便得知民办教师转公办的名额可以顶替。他马上会意自己的名额是不是也被人顶替了呢？
报入是非者就是是非人，如果能顶替的话，这事钱敬标最摸底。最起码，是脱不了他的干系。张国栋开始后悔没有先找钱敬标算账，现如今还被领导批评说是越级上访。唉，真正是老鼠钻进了风箱里——两头都受气！
这一天，训练基地的空气突然变了。一场大雨过后，蓝天白云，艳阳高照。上着锁的大门突然被打开，接着，一辆白色的中型面包车驶了进来。第一个从车上走出来的是王学奎，然后是李春桃，另外还有几个陌生人。
一行人来到小白楼下，其中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向楼上打了个招呼。楼上那个有礼貌的年轻人便快步下楼，像一根树桩一样站在了有年纪的陌生人面前听从吩咐。有年纪的陌生人吩咐有礼貌的年轻人说：“快去把泉河乡的那八个人集合过来。”
有礼貌的年轻人没有怠慢，急匆匆转身，快步跑着去集合人去了。
不难看出，他们一个是领导，一个是被领导。这有年纪的陌生人不是别人，就是河水县的最高权威——河水县的县委书记李鸿德，李书记。
不过，在这个场合，他这个权力就显得有点小了。因为站在他身后的那两个中年人，他们的权力都比他大。一个是从教育部来的，一个是从公安部来的。刚开始，教育部接到了王学奎的电话，说是泉河乡有社办教师转上公办以后又被辞退了。前几天，又收到了王学奎寄给的九份儿材料，是九位民办教师的求助信。
于是，教育部联系了公安部，到河水县来看看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先
找到王学奎，又带上李春桃，陈玉梅呆在家里不放心，也跟随一同前往。路上教育部的领导与李鸿德取得了联系，然后到县委找到了李书记，大家共同乘车，一并前来这里接这八个当事人。
张国栋他们很快被那个有礼貌的年轻人约了出来，他们一看见王学奎、李春桃，简直有一种白日做梦的感觉。久别重逢，心情格外激动，泪水顿时充满了眼睛。男同志一个个争相与王学奎握手，李金娟和李春桃的手久久握在一起，一直不能松开。握着哭，握着笑，握着谈论这些日子是怎么过来的，今后的日子怎么过。陈玉梅站在众人之间，除了王学奎和李春桃，没有人知道她的存在。此时此刻，他似乎成了一个局外人。
当他们得知中央领导前来接他们出去作调查，准备处理上诉的问题时，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移到了两个中年人身上。他们把两个中年人围在了正中央，争先恐后地诉说自己的身世，并且要询问自己迫切想要知道的问题。教育部的中年人摆了一下手，意思是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接着示意大家上车。
大家先让领导上了车，王学奎他们才依次上得车来。车子开得很快，但是很平稳。不一会儿就进了城，来到了教育局。马局长临时听到了李书记的通知，手脚忙乱地跑下办公楼来迎接，然后毕恭毕敬地站在了办公楼门口挺胸抬头，表情矜持，垂手侍立。
面包车开进了教育局大院儿，徐徐地来到了办公楼门口，在马局长的面前停下来。车门一打开，马局长的手就伸进去了。坐在车门口座位上的是李金娟和李春桃两个女同志，她们都是农村人，思想传统，谁都不好意思去握一个男人的两只大手。
结语：
一直站讲台，坚守第一线。
含冤被清退，求助无人管。
大路在脚下，人做天在看。
神仙一显灵，光明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