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期间，我作出了三个和妻子及女儿有关的重要决定。第一个重要决定是在1986年1月份作出的。是让妻子和女儿到美国陪读。妻子名义上是陪读，实际上是打工，养家糊口；女儿到美国学习英文和看看世界。事实上，这第一个重要决定主要收益者是女儿。
第二个重要决定是事关妻子的。即我暗暗发誓，我要一辈子待我妻子好，用我的劳动换得的收入让妻子过上舒适的日子。
第三个重要决定是事关女儿的。即在回国前做的，即便是砸锅卖铁也要培养女儿成材。
在1986年1月，我做出和女儿有关的第一个重要决定，女儿到美国学习英文和看看世界
由于在SH交通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和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财务系留学时期的近六年时间里，先后两次遇到语言障碍。痛定思痛后，我开始考虑是否我已经过了学习语言的最佳年龄？
我得感谢这两次关于语言学习的思索，使我顿悟到心理学家关于语言学习的最佳时期是幼小时期，和自己在虚岁七岁时从乡下到SH也经历过的语言问题。加上中国友人慷慨出手相助和美国友人的赤诚帮助。在我到美国仅仅三个多月时，我作出了第一个关于妻子和女儿的重要决定，即让妻子和女儿到美国陪读于我。利用我奋斗成功在美国读书的机会，让女儿到美国学习英文和看看世界。让女儿用自己的眼睛和亲身感受感觉美国是否适合于她将来的发展？
在美国，我作出和妻子有关的第二个重要决定
经过近两年的拚博，家庭已略有盈余。另外，我的计划也只是留学三年。
一天晚上，妻子回来，满面血迹。一问是打工太累，走路摔跤了。此时你可以猜想到我的百感交集。尽管这婚姻是我妈妈安排的，但我是同意的。妻子竭尽全力支持我读书，还要全力以赴地养育女儿。今天这一跤有为了钱的想法。（因为美国一天的收入高于中国一个月的工资，按一美元换成8元人民币的汇率计算，妻子一天挣近400人民币。）但说白了，最终还是为了这个家。
我那天暗暗发誓，要一辈子待我妻子好，要用我的劳动换得的收入让老婆过上舒适的日子。我加倍努力学习，因为我答应在出国三年后回国效劳。
在美国，我作(做)出了和女儿有关的第三个重要的决定，即砸锅卖铁也要培养女儿成材
在测智商的那天晚上，在家里，女儿还在絮絮叨叨地诉说，学区和学校的老师是怎样测试她的智商的。我的思绪已经在别的地方了。我认真地在考虑谁留学的问题。最后，我有意识地看了一下女儿的智商测试报告，测试的总体结果是135。属于高智商范围。（学区测智商的老师的评语是：Functionaryinverysuperlorrange.意思是测试结果是智商在很高的区域。）
我心里想，测试的老师还没有计入英文生词量呢？因为我们才来美国两年多一些，英文生词肯定没有美国五年级学生掌握得那么多。
刹那间，我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我要竭尽全力地、即使砸锅卖铁也要培养女儿成材。这是以前我和女儿说过的，我信守我说过的话。女儿的前途比我自己的重要，这是我在美国读书时作出的第三个重要决定。第一个是关于她和我妻子的。第二个是关于我妻子的。
妻子和女儿的讨论
一天晚上，我听见妻子在和女儿商量，让爸爸一个人先回去，她带着女儿在美国拼搏。女儿说不，我们一起回去。我不知道女儿的具体想法，可能是，她认为妈妈连英文都不会说，怎么在美国拼搏。也可能，她认为妈妈和她商量的目的是，如果让爸爸一个人回国，今后妈妈要依靠她了，她担负不起这份重担。也可能，她想一家人应当团聚在一起。也可能，……那天，我真的认为女儿长大了。她懂得我的价值。
妻子没有和我商量这事。这以后，她也再没有提过这事。这事情就算过去了。因为，她认为，我回国报效祖国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知道，可能是Tina小姐，一个和她一起打工的SH人（1949年SH解放前她的妈妈可能是一个姨太太。SH解放后，她妈妈把她留在SH自己先到香港，后可能到美国。改革开放后，她妈妈把她接到美国，让她自食其力。她因此是一个在美国有合法身份的人。她嫁了个从SH偷渡到美国并当了厨师的人。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它不关心你是怎样进入美国的。它关心的是你的合法纳税。经和她结婚，其丈夫也取得了在美国合法生存的地位。他们俩人在美国因此生根发芽。）告诉了我妻子她自己的经历。
只要能生存下去，我妻子和女儿就能留在美国。而我妻子能够很好地在美国自力更生。另外，在1986年，我和我妻子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即那个制度好，是美国的制度好，还是中囯的制度好。可能，这是每个在美国的访问学者的家庭都会有的争论。尽管，我们没有定论。尽管，妻子说过，她生是中国的人，死是中国的鬼。但，肯定对那天我妻子和女儿的讨论是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