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宋帝国三百年:文功武治宋太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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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讨平北汉(5)

“卿能保一方以归于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爱卿你能保留一方土地归于我大宋,以至于没有血刃相加,真是太值得嘉赏啦!

随后封赏刘继元为大宋右卫上将军,封彭城郡公。又以其臣李恽为殿中监,马峰为少府监,郭万超为磁州团练使,李勋为右卫将军。

太宗派出性格纯谨的转运使刘保勋知并州。河东,史称并州,太原是其治所。刘保勋待人和气,但又精于吏事,军政事务很繁杂,但他处理起来往往有条有理。此人也廉洁。曾对人说:“吾受君命未尝辞避,接同僚未尝失意,居家积赀未尝至千钱。”我接受君王的差遣任命从未有过推辞逃避,结交同僚与之来往从未有过争执不和,居家过日子储蓄金钱从未超过一千钱。

刘继元是一个性情残忍的人。在太原,只要臣下有人稍稍违逆他的意愿,他就会动用“灭族”的手段。但太宗还是在他投降后,保全了他。他曾对他人说:“晋司马昭回应刘禅‘此地乐,不思蜀’,调戏他说:‘你这话说得很像法正之言啊。’这件事,很是不仁。

亡国之君都是因为昏妄不明、懦弱不正所致。如果他们有远识,哪里会亡国呢!这都是很可怜悯的人,干吗还要戏弄侮辱他啊?刘继元是朕的俘虏,但我待他如宾客,还担心不能安慰他,实在不忍再去像司马昭那样,戏弄侮辱他。”

名将杨老令公

北汉有个刘继业。

此人就是传说中的杨老令公杨业。

宋师攻取太原城时,刘继业也即杨业在守城。

他现在在哪里?

史上记录于此出现了歧异。

《宋史》的说法是:太宗征太原前,很早就听说过刘继业也即杨业的大名,曾经花重金招降他,没有达到目的。太原快要被攻破时,刘继业也即杨业曾经劝谏北汉主投降,以此保护士庶免遭屠戮。北汉主于是投降,太宗乃使人去召刘继业,一见之下大喜,封他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北伐军回到京师后,又授给他郑州刺史。更因为他“老于边事”,洞悉北边军政大事,再升迁他兼任代州兼三交(地名,在晋北)驻泊兵马都部署,成为山西北部边帅。

按这个说法,是刘继业也即杨业劝谏北汉主归降了大宋。

《续资治通鉴》的说法是:北汉将刘继业,向来骁勇,等到北汉主投降了,刘继业也即杨业还在“据城苦战”,盘踞在所守卫的城楼上,与宋师苦战不已。但是太宗想活捉这人,不想在战斗中伤害到他,于是就让北汉主去劝降刘继业也即杨业。等到刘继业也即杨业得到北汉主的劝降书,就冲着北面再拜,大恸,涕泣一场,脱下盔甲来见太宗。太宗大喜,抚慰后,赏赐很多,又令他恢复原来姓氏。并授领军卫大将军。不久任命他为郑州防御使。

按这个说法,不是刘继业劝降北汉主,乃是北汉主劝降刘继业。

《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说法与《续资治通鉴》相同,文字略异。但在行文中,又引用五代史资料《九国志》等,推断说:流泪劝谏北汉主投降的人是马峰,因为如果是杨业劝降,那么应该跟着北汉主一道来见宋太宗,哪里还用得着再派人去召他?不过《续资治通鉴长编》对这一番推断也不自信,甚至还留下了太宗封赏杨业的一篇“制词”,略云:“百战尽力,一心无渝,疾风靡摇,迅雷罔变。知金汤之不保,虑玉石以俱焚,定策乞降,委质请命,忠于所事,善自为谋。”意思是:杨业将军身经百战,每次大战都能尽力向前,一心一意,从未有过不忠,即使是动荡变乱之际,也不动摇,惊险危急之时,也不变节。但将军知道河东城池难于自保,忧虑战火中玉石俱焚,于是制定战略,请求归附,谦恭卑辞向大宋请命。可谓忠诚于事奉的君国,善于规划自身。

按这个说法,刘继业有劝降北汉主的可能。

歧说俱在,这事今天已经很难“真实复原”。

但不要紧,要紧的是:如果刘继业也即杨业劝谏北汉主归附大宋,是个人污点吗?如果君主已降,臣子不降,是个人荣誉吗?现在看,都不是。我想把这个问题用最简洁的话语说清楚,当我说完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我能“重行推断”出史上这个记录之所以“歧说”并存的原因何在,逻辑在哪里。

先说第一个问题:刘继业也即杨业为何劝降北汉主?

北汉,是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最后一个被收复的割据政权。它必须被收复。理由之一就是“大一统”。

“大一统”,是三千年中国之规律性存在。“大”在这里是动词,有“尊崇”“重视”之意。中国幅员辽阔,需要一种足够规模的国家疆域以完成有效治理。历来圣贤所以尊崇河山一统,不仅是民心所向,也是族群生存的政治哲学所在。按照东周以来的经验事实可知,那种割裂华夏的地方政权,是从负面影响共同体生存质量和生命质量的权力形态。“民生”凋敝,在割据政权下是至为常见的共同体生态。所以孙文先生认为真正的政治核心是民生。

按照“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讲述,之所以有“大一统”国家理论,是因为农耕时代灌溉系统的需要。中国之黄河、长江、淮河,不能想象如多瑙河一般,可以由割据政权分段管理。于是,统一,成为规律性的政治诉求大义。

就这个意义上说,大宋是当之无愧的统一力量,因此也是健康力量。北汉在天命所归之际,犹自顽梗,就是逆天而动,所以,大宋称其为“逆命”自有道理。当此之际,杨业劝降,就是“知命”。他所挽救的是更多士庶生命,使之不再继续无谓的流血。北汉抗命,不是正义事业。就像当年轴心国士子多投奔盟国一样,杨业拟投奔大宋,也是正义选择。

杨业劝谏君主投降,符合邦国演绎趋势,政治正确;符合士庶民生要求,伦理正确。

但太原城已下,杨业犹自苦斗,这第二道理怎么算?

说起来,两个方向可以解释清楚。

第一,刘继业乃是军人,军人就有军人之职业道德。守城,敌我力量悬殊之际,更是彰显军人荣誉之时;敌军破城之际,尤其是军人本色呈现之时。老将军到了这个时刻,已经不再是为北汉而战,是在为自己而战。这是五代十国那些“跳槽”“换单位”般的武夫难以望其项背的道义精神。当着大宋雄师鼓噪入城,城内烽火四起,故国大势已去的凶险局面终于来临时,将军背靠老城,据守街巷,利用地形地物,镇静地等待最后时刻,冷静地指挥亲信辗转于刀头剑锋时,那一时,天地为之低昂,风云为之变色。那是末路尊崇的高大群雕。老将军完成的是历史性悲剧,一种由人间生发,但气冲斗牛的艺术。他在自我形塑,成为五代十国迥然不同于杜重威、杨光远、符彦卿等“名将”的“异类”。他在刀光血影中扼守孤独。

第二,他不知道北汉主投降的信息。将军期待更多沙场立功机会,更明了天下大势,因此,他向往大宋。期待在大宋王朝更有作为,所谓“策功茂实,勒碑刻铭”,跟着宋太宗与契丹征战,“宣威沙漠,驰誉丹青”,如此戎马一生就太完美了。所以他要向北汉主劝降。但现在,他在没有得到北汉主投降的命令之前,他就是军人,是将军。他没有资格决定自己投降。很可能,宋师已经告诉他北汉主已经归附啦,但他没有得到北汉主的“诏令”时,还是不能轻易相信宋师的通知,兵不厌诈,这个将军懂。

现在可以做一个“复原历史现场”的推断了——

刘继业也即杨业,确实曾经向北汉主劝降;当时北汉主没有降;城破之后,乱阵中,老将军没有得到北汉主已经投降的消息,所以,他要“据城苦斗”。宋太宗于是让北汉主亲自去劝降老将军,因为他知道,任何人都不可能说动这个职业军人。作为军人,死亡威胁不能让他匍匐,但是君主命令必须遵守。

史上有一种记录也常见,说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平北汉,八月才招降刘继业,我唯独不信这个记录。逻辑不合。

赢得起,也输得起。尊崇荣誉,不怕死;服从命令,不求名。这就是军魂。这才是军人。

杨业,就是太原人氏。他的父亲曾经做过刺史。少时,杨业就有“倜傥任侠”,风流仗义的性情。他善于骑射,经常去打猎。跟着他人一起打猎时,他的收获总是多于他人数倍。为此,将军也很得意,他对从者说:“有一天,我要是能够带兵打仗,也就像现在这样,用鹰犬追逐禽鸟野兔一般。”

年轻时,他投奔到北汉第一任君主刘崇麾下,作战骁勇,有战功,一些战役中,都是胜仗。国人给他外号“杨无敌”。但杨业本名杨崇贵,为了避讳北汉主刘崇的名字,改名为重贵;后来刘崇又将其收留为“义孙”也即刘钧的“义子”,改名刘继业。与北汉最后一个君主刘继元是“义兄义弟”。所以他必须忠于刘氏北汉。

杨业降。北汉平。

大宋得到10个州,1个军,41个县,35220户人家,士卒3万。这个数据可以概见北汉支撑国力的艰难,几乎是每户要出一个士兵。不算女子、儿童、老人,北汉几乎就是“全民皆兵”。但它能支撑到五代十国最后一个亡国,也算是奇迹了。

从此,西北、西南的“羁縻之地”不算,大宋帝国已经得到了唐代末年,中原王朝所拥有的基本版图,除了燕云十六州——但太宗赵炅,在行营大帐中,在北汉宫禁中,暇时浏览天下形势图时,眼光已经瞄向了这一片绵亘数百里的“汉唐旧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