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偁乃是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一个人物，又总想着“致君尧舜”，于是，开始了“抗疏雪铉，请论道安罪”的司法历程。他坚决不同意太宗的“勿治”主张，坚决要为徐铉雪冤，坚决要求治道安的诬告罪。终于有了结果……
磨面为生要致君尧舜
王禹偁，就是《建隆遗事》传说中的作者，如此，他似乎是一个史学家。但《建隆遗事》伪书的可能性很大，所以不足以评价他的“文人成就”，他主要的成就在政治和文学。
政治上，他提出了一些建议性意见；文学上，他是宋代著名散文家、诗人，他的诗自成一派，史称“白体诗人”，白居易风格的诗人。这些，都是推演大宋“文治”的个人成果，但更有意味的是他的行为方式。
宋太祖出生于927年，宋太宗出生于939年，王禹偁出生于954年。他是在太祖太宗之后出生的人。他出生六年后，大宋建国，他是生在大宋前，长在大宋后，耳闻目睹的都是大宋气象。
他出身贫寒，世代都是种田人，据说他家“以磨面为生”，可能有个小磨坊。但他很聪明，九岁时，居然能写文章。太平兴国八年（983），他在而立之年，登进士第，“释褐”即被授予成武县（在山东）主簿，县秘书，后来又迁大理评事，大理寺的干事，参与司法审讯。第二年就正式做了长洲（今江苏苏州）的知县。这对正处于青壮年，又是苦出身的读书人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激励。他于是对仕途有了自期于圣贤的志向。
杜甫曾有诗“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做官就要“致君尧舜”，要辅佐君王，让他成为可以与历史上的尧舜相媲美的圣君，让天下风俗回归三代时期的淳朴样子，男耕女织，各自当位；老有所养，幼有所爱，鳏寡孤独都有邦国照应，残疾人能有合理安排，等等，这种境界，就是“天下大同”，致力于这种事业，就是“天下为公”。史称“以道事君”的大义在此。杜甫的这几句诗，很精确地概括了古来士大夫出仕的目的性和价值观。
年轻的王禹偁，熟读唐诗，也读圣贤书，有了与杜甫同样的志向。
他写诗道：“吾生非不辰，吾志复不卑，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我出生在了一个好时候，我的志向并不卑下，我要做到辅佐君王成为尧舜那样的人，我的学业，之所以辅佐君王的思想资源，根基在孔子和周公。周公名姬旦。
他志向“不卑”，因此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道义担当。于是在做朝官之后，敢于在陈述意见时直言，讽谏很大胆。他知道自己的直言富有道义价值，甚至在诗中自诩“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我还要磨一把斩断奸佞的宝剑，打算自我开始树立一面直言的旗帜。为此，他甚至多次得罪太宗。
《端拱箴》与《御戎十策》
端拱元年（988），王禹偁被提拔为右拾遗，并直史馆。拾遗，还是谏官，太宗内心其实还是想听到他的直言。史馆是文职的荣誉所在，文臣在史馆工作，都有一种自豪感。王禹偁还是坚持初衷，不改直言之习。恢复朝官不久，他就写了《端拱箴》，文中很多犀利言辞，继续批评朝廷，批评太宗。他说：
天生蒸民，树之司牧。开物成务，膺图授籙。爲君实难，惟辟作福。在以欲而从人，不以人而从欲。位既尊大，时惟开泰。渐忘焦劳，或生懈怠。乃有谏诤，乃陈箴诫，箴诫惟艰，斥君之过；谏诤惟艰，救君之祸……
天生黎民这么多人，要为之树立一个管理者。通晓各种事物者可以接受天命，成为君王。为君不容易，因为只有君王才能作威作福。所以君王要以自己的欲望服从他人，而不能以他人的欲望服从自己。但是在君王这个位置上久了，年景也好了，君王就会渐渐忘了过去的焦劳，有时就会生出懈怠之心来。于是，有我们这些谏官的谏诤，陈述古往今来的道义；谏诤的艰难在于指斥君王的过错，谏诤的艰难也在于救护君王的灾祸……
他的意思是君王生活过于奢靡，其实这个指斥并不真实。宋太宗在历代君王中，生活可能是相当平衡的。他不奢侈，也不作态故求简朴。后宫连粗人宦官都算在内，不过三百人。但太宗对这类批评，心里有数，所以一般也不苛求。收到他的《端拱箴》之后，还给他加官，做左司谏，知制诰。
王禹偁过了一段风光的日子，还给皇上献了《御戎十策》，讨论边庭战略。大意说“外任人，内修德”，边防线上要多布置间谍，离间西北外患之敌。
又赶上一个灾年，冬旱，王禹偁上疏，认为这种天象意味着“君臣之间，政教有缺”，他要求，对外，停止每年要购买物资，对内，则停止工巧之技。近来城外掘土，往往破毁人家的坟墓，要重新礼葬填埋。外州有些发配的罪犯，如果不是贪赃之罪，可以释放。他还要皇上下诏，从皇上开始，下至百官，再到不担任宿卫的军士，边庭将帅，都要减少俸禄，以此来上答“天谴”，下服“人心”，每个月递减，一直到雨足而后停止。还说他自己在朝臣中，虽然家最贫，俸禄也最薄，但愿意带头减少俸禄。他认为用这个办法，“但感人心，必召和气”，那样就会解除冬季干旱问题。
带头减少薪俸，这个新鲜。但太宗并未采纳。
道安尼姑案
几年之后，庐州有个尼姑叫道安，千里迢迢来到开封府，状告一个人：她的弟媳妇。具体案由，今天已经很难复原，但知道的结果是：所告不实。也即诬告。恰好这个道安的弟媳妇是名流徐铉的妻子的外甥女。当时徐铉知道此事后，可能给开封府判官张去华递了条子，于是张去华没有判道安弟媳妇的罪，反而把道安从开封府“械送本州”，作为诬告犯罪分子，戴了刑具，遣返回庐州了。道安不服判决，又再次千里迢迢来到开封府，击登闻鼓，状告“徐铉以尺牍求情，去华故不为之”，徐铉给开封府写信为他太太的外甥女求情，所以开封府判官张去华故意不治理此案。
这事惹恼了太宗。他痛恨冤案。于是交大理寺“推问”。王禹偁恰好刚刚提升为这里的主管。但王禹偁审理的结果是：维持原判，此案就是道安这个尼姑诬告，没有影子的事；徐铉、张去华是干净的。太宗不放心，又经过刑部宋湜等人复审，结果是继续维持原判。递上来的结果是：张去华审判正确。
很奇怪，太宗不想给道安治“诬告”罪，猜想他的心思可能是：这一伙子人，徐铉、宋湜、王禹偁、张去华，难免不勾结一气，欺负人家一个女尼。于是“有诏勿治”。别人听了这个结果也倒罢了，但王禹偁乃是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一个人物，又总想着“致君尧舜”，于是，开始了“抗疏雪铉，请论道安罪”的司法历程。他坚决不同意太宗的“勿治”主张，坚决要为徐铉雪冤，坚决要求治道安的诬告罪。终于有了结果：他再次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而且连宋湜、徐铉、张去华一道贬。徐铉已经很老了，遭贬不久病死。
太宗对王禹偁是又烦又爱。他知道这个文人性格刚正不容他物，就告诉宰相要告诫他。然后重新提拔他做了朝官，并直弘文馆。
但王禹偁做官久了，俸禄确实不高，感到了生活的压力，于是要求补一个郡官，多一点收入，以便于奉养老人。于是皇上又命他知单州，并赐钱三十万。他到单州才十五天，又被召回为礼部员外郎，再知制诰。
但王禹偁“直言”的性情一直不改。
太祖夫人皇后病故，葬礼不够规格，群臣的丧服不像给一位皇后下葬，怠慢了这个开国皇帝的皇后。王禹偁认为不公，于是与宾友说：“皇后曾经母仪天下，应该用旧礼，隆重下葬。”这不算“劝谏”，应该是背后的牢骚话，但有人将这话汇报给太宗时，他不想收回，也不“悔改”，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这位做着翰林学士兼知审官院的朝官，拜罢为工部郎中，知滁州。太宗给他的罪名是“轻肆”，轻薄、放肆。
为了证明罢黜王禹偁的正当性，太宗还对宰相解释：“人之性分固不可移，朕尝戒勖禹偁，令自修饬。近观举措，终焉不改，禁署之地，岂可复处乎。”人的性格真是不可移易。朕曾经告诫过王禹偁，让他自我修饬，不要太过轻肆。但看他近来的行为举措，始终没有改变。宫禁翰林之中，这么重要的地方，哪里还能让他继续待下去呢。
太宗也确实曾经当面告诫过他，对他说：“卿聪明文章，在有唐不下韩、柳之列。但刚不容物，人多沮卿，使朕难庇。”爱卿你的文章成就，如果在大唐，不会在韩愈、柳宗元之下。但你这个人太刚硬，不能包容其他人。这样就容易让人阻碍你，如此一来，朕也无法庇护你。
这一番话说得很知心，史称“禹偁泣拜”，王禹偁哭着拜谢了太宗。
以夷制夷
王禹偁在朝廷期间曾经为对付西夏李继迁，贡献过一个战略意见。他认为朝廷多次讨伐李继迁，而李继迁依旧今天投契丹，明天归大宋，摇摆不定，此人可以不必劳动大宋力量去征讨他，只需要公开声明并列举他的罪状，晓谕边庭番汉各部，设立赏赐，给予高官，只要这样做，用不了多久，李继迁不是被擒获，就是被枭首，边庭诸部落人自会立功。这也是“以夷制夷”的一种韬略。对付李继迁，似乎也只有这一招最好使。而后来的结果也确实如王禹偁所料：李继迁在内部被人所杀，西夏曾经一度归附大宋。
到了真宗朝，王禹偁成为宿臣，得到真宗的敬重。
咸平四年（1001），王禹偁知黄州（今湖北黄冈），在任期间，州境之内有两只老虎搏斗，其中一只死，被吃掉一半。这一期间，还有群鸡夜鸣，一个多月了都不停止。冬天时，天上打雷。这类现象，弄得朝野不安。王禹偁上疏，引用传统经典《洪范》关于天人感应的说法，自己检讨，认为此事当应在我王禹偁身上。真宗当时正有泰山封禅的大典安排，他在百忙中赶紧派遣使者乘坐驿马到黄州去安慰他，并为他做法事消灾。法事期间，使者问道教主持人，主持人说：这事应在守土者。真宗惜才，听说后，觉得不能让王禹偁“当其咎”，就给他转移州郡，让他到蕲州去做知州，这样也许就能偏离开所谓的天上惩罚。王禹偁很感动，给真宗上了一份感谢信，内中有“宣室鬼神之问，不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止期身后”这样的字样。这都是不吉祥的文字。“宣室”，是汉代未央宫的宣室殿，汉孝文帝曾在这里向贾谊请教鬼神之事；“茂陵”，是汉武帝的陵寝，汉武帝曾有封禅大典的故实。王禹偁的意思是：有天人感应这类鬼神之事，我并不奢望还能活着；至于陛下您一直要效法汉武帝，准备泰山封禅的大事，我只期待能在我身后施行。这些话说得就像“谶语”一般，史称“上异之”，真宗很惊异。果然，王禹偁到了蕲州，不出一个月就死了，只有四十八岁。
“谶诗”与“势利”
王禹偁故实多。
《宋史》对他的评价是“词学敏赡，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写诗填词有功夫，很机敏，很丰富。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敢于言说，喜欢评价人物，直身行道是他的基本品质。他常常跟人说一句话：“吾若生元和时，从事于李绛、崔群间，斯无愧矣。”元和，是唐宪宗时期的年号，宪宗时，大唐出现短时间的兴旺发达局面，史称“元和中兴”，而李绛、崔群，则是元和年间敢于直言的大臣。王禹偁这个说法，大有“恨古人不见我”的自诩。
他小的时候，当时已经是名流的毕士安，正在他所在济州做事，听说这个小孩子有才，就去看他。王禹偁正在推碾子磨面，毕士安就让他以《磨面》为题，作一首诗。王禹偁当即对道：“但存心里正，无愁眼下迟。若人轻著力，便是转身时。”毕士安一听，很惊奇，就将他留在子弟间读书。有一天聚会，济州太守出了一个诗句：“鹦鹉能言争似凤。”坐客一时对答不上。毕士安就将这个诗句写在屏风上。王禹偁见了，写了一句在下面：“蜘蛛虽巧不如蚕。”毕士安一见，叹息道：“经纶之才也！”治理国家的栋梁之才啊！于是给他穿上士大夫的衣冠，呼他为“小友”。等到毕士安做宰辅时，王禹偁也开始入朝掌制诰。
古来大见识有二，一为识英雄于微时，一为料结局于事先。毕士安有慧眼，王禹偁有天才。此事，成为一段文坛佳话。
史上记录的“谶诗”“谶语”很多，王禹偁这里就有几个案例。他有《病鹤》诗，内中两句道：“埋瘗肯同鹦鹉冢，飞鸣不到凤凰池。”大意说仙鹤即使死了，也不会跟鹦鹉在一起同葬；尽管仙鹤飞鸣高蹈不会到凤凰池。凤凰池是朝廷政事堂、中书省的譬喻。这诗一语成谶，王禹偁这么高的才华，这么高的志向，最后却没有做到宰辅，谶语成真。
淳化年间，他做梦写诗，梦里念给太宗听，还记得其中一句是：“九日山间见菊花。”醒来不知道啥意思，第二天，就被贬，到商州去做团练副使。到了官邸之后，满眼都是菊花。
即幻见真。这类“谶诗”故实，可以看作人们对他诗才的肯定。
犹如所有人的丰富性一样，王禹偁也有“势利”的一面。
太宗想周知天下事，因此有规定，即使是很疏远的小臣，有意见，也可以到朝廷来面见直言答对。王禹偁反对这个制度，认为不可。他上疏，奏章中有一句话：“至如三班奉职，其卑贱可知。”三班，是低级武官，当时设东﹑西﹑横三班。做武官入仕，先做“三班借职”，转“三班奉职”，然后，一级级升迁，最后可以做到节度使。“三班借职”是没有品级的。王禹偁这话一出，得罪不少人，而且流传开来，史称天下“盛传其语”。到了他自己被贬商州，有一天是“国忌”之日，他跟着太守到寺庙进香，天还没有亮，朦朦胧胧，也看不清什么。佛殿之前，有一个人仿佛穿着紫袍，端着笏板，王禹偁认为这人可能官阶不低，就想跟他聊聊天。这个人将笏板收起，对他说：“某即‘可知’也。”王禹偁听不懂，这个人解释说：“公曾经上疏言‘三班奉职，卑贱可知’。某今即官为‘三班借职’，是即‘可知’也。”史称王禹偁听后“怃然自失”，很惊讶，若有所失，怅惘了半天。
王禹偁瞧不起“三班”应该是一低级错误。他忘记了他原来也曾在家里“磨面”，连“三班”也不是。各类人皆有时运不济之时，落魄不是本质，何况初入仕途，“三班”不过是一个初阶，前途如何全在未知之间。所以这个故实看似嘲弄王禹偁，实则是对世相的一个讽喻。人性中的“势利”，古今一致，大宋也不例外，王禹偁一代名流，也未能免俗。
贬谪文化
王禹偁曾经谪守齐安郡（今属湖北麻城），此地荒凉，各类供给都很困难。但在聚会时，也有营妓作陪。不过此地的营妓模样不佳，王禹偁就写诗说事：“忆昔西都看牡丹，稍无颜色便心阑，而今寂寞山城里，鼓子花开也喜欢。”回忆过去我在西京洛阳看“牡丹”（暗指洛阳营妓）时，稍稍颜色差一点，就提不起兴趣。到而今，来到这个寂寞的山城里，看到野草一般的鼓子花（暗指此地营妓）也心生喜欢。
营妓，是大宋的一个制度性规定。也称官妓，在各州郡多有，用来“给事”不带家眷的官属。官妓有身价，高低不等，一般都来自“勾栏”，也即风月场所。宋代“勾栏”很“发达”。南宋试图革除这类规定，但还是有零星存在。事实上，营妓，也即随军妓女，是一个世界性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