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兰香》六十四回，题“随缘下士编辑”，“寄旅散人评点”。首有鑛錢子序。存清道光十八年刊本。作者真实姓名，无从查考。成书时代，在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因为小说结尾以一出梨园，一曲弹词，作为“余韵”，显受《桃花扇》影响，因此，其上限不会早于康熙三十八年（化今）。书中描写的北京“灯市”、“金鱼池”，“泡子河”等处繁华景象，据记载至乾隆中叶已衰落或“久废”，可见其下限不会晚于雍正初年叭。全书以明初开国功臣泗国公耿再成之支孙耿朗一家，自洪熙至嘉靖百余年的盛衰隆替为主线，相当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故事写洪熙元年，正当耿朗考校得优等，准备授职时，其未婚妻燕梦卿之父副御史燕玉突遭诬陷，拟议充军。梦卿上书“乞将身没为官奴，以代父远窜之罪”，即蒙允准。耿朗另娶林御史之女云屏为妻。不久，燕玉含冤病死后得到昭雪，梦卿随之获赦。梦卿坚持仍嫁耿朗，甘为侧室。宣爱娘之父宣节亦因科场行贿案的牵连而被革职，气病而死。爱娘无所依靠，下嫁耿朗为妾。任自立是个暴发奸商，因在洪熙皇帝归天的当晚失火，拟判重罪。为求耿家代为疏通关节，将其女香儿送到耿府为婢，香儿亦成耿朗之妾。平彩云本系宦家之女，父死势衰，被恶霸东方巽劫夺，为侠客所救，送往耿家，为耿朗之妾。至是，耿朗一妻四妾，家道兴旺。妻妾之中，梦卿最贤，但因常谏劝耿朗，又因任香儿中伤，以至夫妻反目，梦卿含冤饮恨而死，后任香儿、平彩云倶先耿朗而亡。耿朗立军功，授副御史，但突然病故。梦卿所生幼子耿顺，由侍妾春畹抚养成人，为国立功，袭泗国公爵位，家道有中兴之势。耿顺怀念生母，遂建一楼，贮存遗物，以期传留久远。不料一场大火，焚烧净尽。耿家旧事，仅借戏文与弹词演唱，旋即又遭禁演，耿家故事遂湮没无闻。
《林兰香》是一部流传不广却很重要的作品。它上承《金瓶梅》，下启《红楼梦》。它属人情小说，但不是才子佳人小说。它和《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红楼梦》、《歧路灯》等构成人情小说中家庭小说这一分支。
《林兰香》上承《金瓶梅》，首先表现在它的取材上。如果说《金瓶梅》是以西门庆这个亦官亦商的家庭为题材，《醒世姻缘传》是以晁、狄希陈这两个中小地主家庭为题材，那么，《林兰香》和《红楼梦》一样是以勋宦世家为题材。它们都是以一个家庭为中心，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其次，它的命名完全模仿《金瓶梅》。《金瓶梅》虽以西门庆这个男子为中心，但却以作品中三个女性的名字作书名。《林兰香》也以耿朗这个男子为主角，以林云屏、燕梦卿，任香儿的名字作书名。“林者何？林云屏也”。“兰者何？燕梦卿也，取燕姑梦兰之意。”“香者何？任香儿也。”而且，西门庆妻妾六人，耿朗原是妻妾五人，燕梦卿死后又将丫鬟春畹立为侧室，也凑足六人之数。林云屏与吴月娘，宣爱娘与孟玉楼，任香儿与潘金莲性格上也有对应关系。
《林兰香》写耿朗这样的勋宦之家的兴衰荣枯；燕梦卿这样才德兼备女子的悲剧命运，耿顺建起小楼，珍藏旧物，要永世流传，却被一场大火烧得灰飞烟灭。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很清楚的。他愤恨社会之不平，预感它的灭亡，但又看不到希望，因而表现出梦幻之感。作品以邯郸侯孟征上本起奏开头，寄旅散人评曰：“孟同梦，征同证，以梦为证，乃必无之事。封邑在邯郸，取梦之一字也。”故事收结时，耿顺在邯郸道吕公祠内祈梦。这一头一尾，就要表现耿朗一家的盛衰只是邯郸一梦而已。作品开头就写道：“天地逆旅，光阴过客，后之视今，今之视昔，不过一梨园，一弹词，一梦幻而巳。林耶？兰耶？香耶？”全书结尾时又说：“总皆梨园中人，弹词中人，梦幻中人也！岂独林哉，兰哉！香哉！”寄旅散人指出：“第一回开端数语，及此回收结数语，合为一篇，以为此书之总论也可。”《林兰香》这种创作意图在《金瓶梅》、《红楼梦》中亦有表现，不过有高低轩轾之分。《林兰香》对封建社会的暴露不如《金瓶梅》深广有力，也没能像《红楼梦》那样站在封建阶级叛逆者的立场上进行揭露，缺乏《红楼梦》那样的悲剧力量和诗意的光辉。
《金瓶梅》出色地描写了几个女性，但她们的聪明才智都用于争强固宠，卖俏营奸，用以讨得西门庆的欢心，缺乏独立人格的追求。《林兰香》里的燕梦卿是作者全力塑造的人物。一方面，作者把她写成标准的“淑女”。她代父充军，甘心入宫为奴；她坚贞不二，矢志不改嫁，甘为侧室；甚至为丈夫割发、断指。她被皇帝旌表为“孝女节妇”。作者又极力赞扬她才貌双全。既有管家理财的能力，又有艺术才能，琴棋书画，无所不精，是标准的才女。另一方面，作者又写她是一个有独立性格的女性，她要求和丈夫建立起“名为夫妻，实为朋友”的平等关系，她不献媚邀宠，而是直言不讳，经常批评耿朗的过失。而耿朗这个世家子弟，只把女人当玩物和传宗接代的工具，不能允许妻妾干涉他的生活和思想，所以他说：“妇人最忌有名有才，有才未免自是，有名未免欺人。”于是，他对梦卿加以“裁抑”，故意在感情上伤害她，以至燕卿含冤而死。燕梦卿的悲剧不是外在力量对爱情的破坏造成的，而是在于她的自身，即她所绝对接受的封建道学思想与她追求实现自我价值、追求独立人格的矛盾。燕卿的悲剧不是封建叛逆者的悲剧，而是封建殉道者的悲剧。作者既不愿意把自己的女主人公写成像《金瓶梅》中的李瓶儿那样的人物，只是一味痴情，甘心当西門庆的玩物，而要写她有自己的独立追求，但又不能像《红楼梦》那样，写出青年女子的叛逆与反抗，而又把她写成道学气味很浓的人物。
《金瓶梅》里的人物已开始“多色调”，而避免绝对化。《林兰香》里有些人物也写得较为复杂。如耿朗，他正直却又多疑，多情而不专注；有抱负却才干平平，也是一个“说不得贤，说不得愚”的人物。
《林兰香》继承《金瓶梅》注重描写生活场景和细节的传统。全书主要文字写儿女私情、家庭琐事、饮馔游宴，有不少场面写得色彩斑斓，富有生活气息。
《林兰香》无论思想或艺术成就都不如《金瓶梅》和《红楼梦》，但它是从《金瓶梅》到《红楼梦》发展过程中的一环，值得重视。
三、《歧路灯》
1.作者：
《歧路灯》作者李海观（1707—1790），宇孔堂，号绿园，河南宝丰县人。他出身农村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在三岁时中举人，后来科场并不顺利，去北京应过考，但始终没有中过进士。五十岁以后，宦游二十年，走遍半个中国，晚年在贵州印江县做过一任知县。大约是乾隆十三年（1748）四十二岁时开始撰写长篇小说《歧路灯》，连续写了近十年，完成了全书的主要部分。以出仕的缘故，“辍笔者二十年”，晚年又开始续写，至乾隆四十二年0777）才脱稿，前后共历时三十年。
《歧路灯》完稿后未付梓，以多种抄本流传。到了1924年才出现洛阳清义堂石印本。1927年冯友兰、冯沅君兄妹把抄本与石印本对勘，分段标点，交北京朴社排印，可惜只印行一册（二十六回）就终止了。1980年中州书画社出版的栾星先生校注本，经过仔细的整理校勘，并加注释，是目前最完善的本子。
李海观的著述，除《歧路灯》外，还有《绿园文集》、《绿园诗钞》、《拾捃集》、《家训谆言》等。《绿园文集》和《拾捃集》已佚，《绿园诗钞》存有残本，《家训谆言》被附抄于《歧路灯》卷首，得以保存。他所残存的这些诗文，现都收集在《李绿园诗文辑佚》里。
1.迂腐的说教与逼真的人生图景。
《歧路灯》以书香门第公子谭绍闻的堕落和回头为中心，展示了市井社会的黑暗与官场的窳败，把当时社会的世态人情、风习流俗生动逼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全书一百零八回，分为三大段，首尾呼应，大开大合，脉络贯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第一大段从第一回到十二回，写谭绍闻父亲孝移教子，临终前留下“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的遗言，点出全书主题，为后来谭绍闻的悔过伏笔。笫二大段从+三回到八十二回，用七+回的篇幅真实细腻地描写了谭绍闻在外界诱惑下堕落的过程。第三大段从八十三回到一百零八回，写浪子回头，谭绍闻终于改过从新，中副车，立军功，蒙天子召见，选为知县。其子篑初钦点翰林庶吉士，在家道复兴的喜庆气氛中结束全书。
作者的主观意图是围绕封建家庭子女教育问题，宣扬封建的纲常名教，作为对日益腐败的世道人心的补救。作者认为青年能否走正路，关键在于父母的教育、师长的引导、妻妾的辅佐、朋友的帮助。因此，在书中设置了一系列对立的形象，描写他们对谭绍闻的不同影响。谭孝移的严格教育与王氏的娇惯纵容，娄潜斋的高风亮节与侯冠玉的无德无行，孔慧娘的贤惠规劝与巫翠姐的蛮横撒泼，程嵩淑等人的谆谆善诱与夏逢若等人的勾引诱骗。在这一场青年争夺战中，作者表现了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时时流露出重视门第、轻视妇女、重农抑商、醉心仕途、提倡读经、鄙视市民文化等等传统观念，表现出落后的政治思想与文化思想，与同时代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相比，思想境界是悬殊的。
作者落后保守的思想给作品带来了损害，使它不能像《儒林外史》、《红楼梦》那样对封建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进行深入的剖析与批判，不能表现出封建社会走向衰亡的必然趋势，而是出现了兴旺的征兆；不能敏锐地反映时代的变化，发出启蒙思想的闪光。但是，作者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却使作品超出了他的主观意图而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歧路灯》令人信服地展示了谭绍闻堕落的过程，写出了他前后几次大反复的曲折经历。谭绍闻在父亲死后，也牢记了“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的教诲，循规蹈矩。但是，老师侯冠玉嗜赌成性，给他树立了坏榜样，在外界的诱惑下，他开始玩画眉，狎婢女，下赌场。刚开始时，还“心中发热，脸上起红”，但很快就习以为常，拿起赌具“也不脸红，也不手颤了”。正当他滑向邪路时，父辈及时进行教育，他还能听得进去，认为“三位先生说的是正经话”，决心改过；但是，又经不起夏逢若等人的诱骗，不久又下赌场，玩戏子，正是“冲年一人匪人党，心内明白不自由”。可是，当他输了二百两银子、赌徒们上门逼债时，自己又良心发现，觉得对不起母亲，在仆人王中的劝导下，发誓改过，有几天关在书房里念书，足不出户。可不久夏逢若又设圈套，用妓女红玉作诱饵，谭绍闻经不起女色的诱惑又迈向赌场，被戏班头子诬告，上了公堂。但回家后，妻妾的柔情蜜意又使他感化，悔恨自己不该去嫖妓赌博，下了很大决心改过，夏逢若、张绳祖来勾引他，被拒之门外。但好景不长，过了几天，夏逢若又以替尼姑庵抄募捐单子为由，把他引到尼姑庵，在小尼姑的勾引下又一次下水，赌输了五百两银子，只好到毫州躲债，路上吃尽苦头；回来后割产还债，又被夏逢若请去看戏，用女色勾引，把他卖产业的钱搾个精光，甚至还牵连到人命案子中。到了这样狼狈的境地在义仆王中和父辈的教训下，请了品德端庄、学问渊博的智万周当老师，开始悔改，有几个月拒绝与坏人来往，认真读书。可是，夏逢若等人制造流言蜚语赶走老师，又一次把谭绍闻拉下水，从此变本加厉，因输钱卖掉祖坟上的树木，甚至把自己的院子拿来开赌场，一直发展到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时家产荡尽，奴仆走散，几乎活不下去，在族兄谭绍衣的引导下，在朋友、义仆的规劝下，才开始真正的转变。
谭绍闻的本质并不坏，他的堕落是社会造成的。作者把视线转向官府和市井社会，写出谭绍闻堕落的社会环境。
官场黑暗，贿赂成风。谭孝移被举荐为贤良方正，但为了申报文书，娄潜斋替他贿赂了五十两银子。这真是绝妙的讽刺，所谓“贤良方正”应该是清正廉洁的表率，但却不得不贿赂书办衙役。正像王中所说：“如今银子是会说话的。有了银子，陕西人说话，福建人也省得。”谭孝移进京，到了税亭检验，又送了十六两银子。因为“俗话道：‘硬过船，软过关’，一个软字，成了过关的条规。”没有贿赂“那衙役小班，再也是不验的”。戏班头目茅拔茹讹诈谭绍闻，他想请结拜兄弟夏逢若说句公道话，王中对他说：“如今世上结拜的朋友，官场上不过势利上讲究，民间不过在酒肉上取齐。”对当时世风的批判确是一针见血、人木三分。地痞恶霸之所以敢于盘赌窝娼，“一定要与官长结识。衙署中奸黠的经承书吏，得势的壮快头役，也要联络成莫逆厚交”。这就深刻指出官府是黑社会的靠山。当然，《歧路灯》对官府的揭露是很有限的，它的矛头主要指向书办衙役这些官府的爪牙，而作品里出现了谭绍衣、娄潜斋等一批清官；祥符县四任知县，三位都是清官，只有一个董知县是贪官，不久也被参革了，表现了作者认识上的局限性。
作品里描写得更深刻的是谭绍闻委身的市井社会。谭绍闻的堕落主要因为赌博。作者对赌场和赌徒的描写非常精彩。“从来开场窝赌之家，必养娼妓，必养打手，必养帮闲。娼妓是赌饵，帮闲是赌线，打手是赌卫。所以膏粱子弟一人其岡，定然弄的水尽鹅飞。”谭绍闻就是这样经夏逢若牵线，妓女红玉引诱，而下赌场；赌输之后，打手假李逵就凶神恶煞似的上门逼债，把他搞得倾家荡产。
作者还把视角转向社会的各个角落。高利贷盘剥，尼姑庵卖淫聚赌，途路上行骗抢劫，江湖上庸医草菅人命，风水先生、巫婆神汉迷信活动，道士烧丹银的诈骗行为，制造假钱的犯罪行径等等，都在作品中多色多姿地呈现出来，把所谓“乾隆盛世”的光怪陆离的丑恶现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读者嗅出了花团锦簇下的霉变味。
作品用带有河南地方色彩的语言把18世纪中州的风习图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婚娶丧葬、宾客宴饮、官场仪注、科闱规程以及文化娱乐等方面的风俗习惯，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
《歧路灯》的社会价值还在于它提出了教育青年这个重要课题。虽然时代不同了，但作品丰富的内涵，却值得今天的读者思索与玩味。一方面，作者竭力鼓吹的封建正统教育是一种失败的教育。作者写谭孝移教育子女很严格，不许看戏，不许逛庙会，不许看“杂书”，完全封闭起来，正像王氏所说：“你再休要把一个孩子只想锁在箱子里，有一点缝丝儿，还要用纸条糊一糊。”这种封闭式教育的结果，使谭绍闻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没有抵御坏影响的免疫力，当他一旦走上社会，就很快为黑社会的毒菌所感染，谭绍闻的堕落宣布了封建封闭式教育的失败，这对今天的教育工作仍有启发意义。另一方面，作者对谭绍闻堕落过程的描写，使我们看到青年堕落的原因和复杂的心理过程，这对今天的青年教育工作无疑也具有借鉴的意义。
3.转变中的人物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