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岳全传》以《水浒传》的续书自居。它写水浒英雄呼延灼又驰骋在抗金的战场上；岳飞的师父周侗也是林冲、卢俊义的师父，说明岳飞与林冲、卢俊义是同堂学艺的师兄弟；水浒英雄的后代如阮小二之子阮良，董平之子董芳，张清之子张国祥，关胜之子关铃，也都参加了岳家军，为抗击金兵浴血奋战；岳飞大破连环马，又是使用徐宁传下的钩镰枪。这些都说明作者对水浒英雄的敬仰。小说在描写到岳飞征讨各地农民义军时，并非一味斩杀，而是尽力劝说他们共同抵御外侮。在岳家军将领中有一半以上是绿林好汉。历史上的岳飞曾镇压过农民起义，我们不能要求作者违背史实，“隐恶扬善”，回避这个问题。值得赞赏的是，作者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注意强调民族大义，主张联合对敌，共同打击异族入侵者，这与全书的爱国主义主题是相致的。
《说岳全传》是以《水浒传》为范本进行创作的，它走的是英雄传奇创作的路子。这主要表现在以英雄人物为中心，通过写英雄人物小传，表现作品的主题，反映社会现实；用浓墨重彩的粗线条勾勒与曲折委婉的工笔细描相结合的办法塑造人物形象；人物形象既有真实性又有传奇性；作品语言生动酣畅，运用大量“市语”，通俗易懂，在明清两代同类小说中，语言成就是比较突出的。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0这是抗清英雄张煌言行将就义时写下的著名诗篇，歌颂埋葬在杭州西湖的岳飞与于谦这两位民族英雄。他们的功业与日月同辉，为西湖增色。“赖有于岳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岳飞的故事多见于文艺作品，流传甚广，而于谦的功绩，知道的人不多，古代小说中仅存《于少保萃忠全传》一书。
《于少保萃忠全传》，又名《大明忠肃于公太保演义传》、《旌功萃忠录》，十卷四十回，明孙高亮著，首有林从吾序。明万历刊本，末见。今所见均为清代翻刻本。林从吾序，《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注明为“万历辛巳”，即万历九年，有误。因书中第三十九、四十回，都写到明万历十八年、廿一年之事。万历在位四十八年，逢“辛”有四，万历廿一年之后，有辛丑（万历二十九于谦0398—1457），字廷益，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永乐十九年进士，历任河南、山西、江西等地巡抚，为政清廉，不畏强暴，是明代有名的刚正廉洁的清官。同时，他又是杰出的民族英雄。明英宗时代，宦官王振专权，政治腐败，边防废弛，正统十四年（丨似…，蒙古瓦剌部族的军队在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柔县境）消灭了明军主力五十万人，俘虏了英宗朱祁镇，进逼北京。在这危急存亡之秋，于谦任兵部尚书，拥立景帝，反对南迁，并亲自督战，击败瓦刺的军队，使千百万人民免遭涂炭。但英宗复辟后，却以“大逆不道，迎立外藩”的罪名将他杀害。
《于少保萃忠全传》所叙述的人物、事件基本上与史实相符。但它不是一本演义小说，因为历史演义总是概括一定历史时期的全貌，表现特定历史时期的矛盾与斗争，而《于少保萃忠全传》则是围绕着于谦一个人的命运和遭遇来描写的。小说从他出生写起，写他幼年时代的聪慧，青年时代的抱负与交游，进入仕途之后的刚正清廉，国家危亡时的力挽狂澜，直到他含冤而死以及死后冤案的平反昭雪。它是一部传记体小说，所以我们把它放在本章中叙述。
多数历史题材的作品是根据史书加以演绎而成。《于少保萃忠全传》写于于谦遇难后的一百五十年左右，是产生在《明史》之前的著作，基本上可以算是当代人所写的人物传记小说。
小说作者怀着崇敬的心情，以饱含感情的笔触，塑造了一个爱国恤民、胆识超群的英雄人物。刚正不阿是他性格的突出特点。他在青少年时代就不是传统礼教所要求的那种谦谦君子，而是才华横溢、锋芒毕露的人物；进人仕途之后，他又是清廉正直、敢作敢为的官吏。正因为这样，在土木之变的关键时刻，他“以社稷为重”，冒着“另立新君”的罪名，敢于承担起挽救国家的重任。也正是因为他刚正不阿，敢于坚持原则，不取圆滑敷衍的处世态度，所以就必然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必然在官场的倾轧、陷害中被吞没。作者不仅通过于谦在土木之变等重大事件中的表现来刻画人物，而且通过他救济灾民，公正断案，安抚僮（壮）、瑶同胞以及清苦的生活，多方面地展示他的性格，人物形象比较丰满。
小说中有些反面人物也写得比较深刻，没有简单化、脸谱化的毛病。徐埕博学多才，治水有功，是于谦青年时代的好友；石亨仪表堂堂，武艺出作品写到景泰帝即位后，不愿迎回英宗；急忙废掉英宗的太子，另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英宗回都之后，阴谋发动“夺门之变”，实行复辟。这对暴露帝王为争夺帝位而骨肉相残的丑恶面目是有意义的。可惜的是，作者既要尊重景帝，又要忠于英宗，不能深人展开描写，失之简略草率。
《于少保萃忠全传》是文人的作品，它没有民间文学的色彩；作品纯用文言，语言板滞，不够酣畅；过于拘泥史实，情节不够集中，从这个角度说，它不是英雄传奇小说的体式，而近于正史中的人物传记。
小说还杂有公案小说、神魔小说的写法，如“于公断冬青树叶案”，则与明代《包公案》等小说相似；桂树精现形，乌全真、老和尚的算命卜卦等，显受当时流行的神魔小说的影响。总之，从选材角度来看，为英雄立传，具有英雄传奇小说的性质；从表现手法的角度来考察，这部小说融合了公案小说、神魔小说和传记文学的特点，是具有新的特点的长篇传记体小说。
（第六节）以帝王发迹变泰为题材的小说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有一些是以帝王发迹变泰故事为题材的历史演义小说或英雄传奇小说，我们集中在本节中论述。
在社会大动乱的年代里，一些出身比较寒微，但具有雄才大略、非凡本领的人物，在军阀割据、群雄角逐中，经过艰辛的奋斗，终于称霸天下，成为开国的君主。他们发迹变泰的故事，自然能引起广大群众的兴趣与崇敬。所以以他们为主人公的小说就应运而生了。《飞龙全传》和《英烈传》就是这类题材中较有影响的小说。
宋太祖赵匡胤出身官僚家庭，青年时代浪迹江湖、走南闯北，经历种种磨难，终于夺取天下。他的这种经历本来就富有传奇性，在民间流传中更增加了神异的色彩。他的故事在宋代已经广泛流传，在宋人笔记里就可以看到不少有关的材料。如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太祖皇帝微时，尝被酒冬南京高辛庙，香案有竹杯茭，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俗以一俯一仰为圣茭。自小校而上至节度使，一一掷之，皆不应。忽曰：‘过是，则为天子乎？’一掷而得圣茭。天命岂不素定矣哉！”赵匡胤的故事很快成为说书艺人的热门话题。长篇讲史话本《新编五代史平话》中，就简要叙述了他从降生到陈桥兵变的故事。罗烨《醉翁谈录》也记载了南宋有《飞龙记》的话本。金、元、明代赵匡胤的故事进入小说、戏曲和说唱艺术的领域。《朴通事谚解》中《西游记》条引有元末平话《赵太祖飞龙记》一目，现虽亡佚，但可证明元末存在过一本写赵匡胤故事的平话。明代也有关于赵匡胤故事的说书。如郎瑛《七修类稿》中记载：“元美（王世贞）家有厮养名胡忠者，善说平话。元美酒酣，辄命说解客颐。忠每说明皇、宋太祖、我朝武宗。”在小说方面，流传下来的作品有《赵太祖千里送京娘》（见《警世通言》）和长篇历史演义小说《南北宋志传》。其中《南宋志传》的主要人物和基本情节大多为《飞龙传》所吸收，可以说是《飞龙全传》的蓝本。《北宋志传》和《杨家府演义》虽是演杨家将故事，但开头部分也写到赵匡胤的故事。在戏曲方面，作品更为丰富。作品已佚而剧目尚存者有：金院本无名氏作《陈桥兵变》；元杂剧关汉卿的《甲马营降生赵太祖》、王仲元的《赵太祖夜斩石守信》、赵熊的《太祖夜斩石守信》、武汉臣的《赵太祖天子班》、李好古的《赵太祖镇凶宅》；明传奇有无名氏的《风云会》等七个剧目。完整保留下来的有元明间杂剧：无名氏的《赵匡胤打董达》、无名氏的《穆陵关三打韩通》、罗贯中的《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以上这些作品，都对《飞龙全传》的成书有影响，不少故事为《飞龙全传》所吸收。
现在我们可以见到的《飞龙全传》是清乾隆二十三年（口），吴璿根据旧本修改编撰而成的，全书共六十回。吴璿，字衡章，别署东隅逸士。他在《飞龙全传》序中说，自己早年热衷于“举子业”，然而“屡困场屋，终不得志”，所以到了中年，“不得已，弃名就利，时或与贾竖辈逐锱铢之利”。到了晚年，弃商闲居，改写《飞龙传》，“借稗官野史”，抒发“郁结之思”。
吴璿在序中说，他在己巳年，即清乾隆十四年得到友人赠送的旧本《飞龙传》，而隔了二十年又捡出旧作加以修改，“删其繁文，汰其俚句，布以雅训之格，间以清隽之辞”，写成新本的《飞龙全传》。他所依据的旧本，究竟什么样子，现已无从知道，但我们以为很可能是一本长篇说唱词话体小说。因为在吴璿改写后的《飞龙全传》里还保留着说唱词话的痕迹。例如，十七回赵匡胤与陈搏下棋，双方布局着子全用的语描写；三十回史肇祖被诬陷，押往刑场斩首，临刑前还念了一段类似快板的韵语；四十四回赵匡胤奉命上潼关剿除高行周，其父哭别，竟也念了一段快板。在临行前，在父子生离死别之际，唱了起来，这在一般散文体小说中是不会有的，显然是说唱词话体小说留下的印记。
《飞龙全传》从赵匡胤的青年时代写起，到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当了皇帝为止。作品描写了这样一个从“潜龙”到“飞龙”的发迹变泰过程。作品以赵匡胤为英雄传奇故事的中心，以郑恩和柴荣为陪衬，交织进众多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全书“七虚三实”，主要人物、重大史迹大体上有史实依据，但具体的故事情节又多虚构。它是一本赵匡胤发迹变泰的记传体小说，是典型的英雄传奇小说。
小说所描写的英雄人物赵匡胤，是个市民阶层的理想人物，把皇帝市民化了；同时，又在这个市民理想人物的头上加上了“天授神权”的灵圣光圈，把他神圣化了。小说一方面多次强调：“‘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自从盘古至今，何曾见这皇帝是一家做的？”“即如当今朝代去世的皇帝，他是养马的火头军出身，怎么后来立了许多事业，建立了许多功绩，一朝发迹，便做起皇帝来？”这表现了日益壮大的市民阶层的自信心和进取心，他们不甘于卑微的地位而追求政治上的权力，要求发迹发泰。另一方面，作品又反复强调赵匡胤是“真命天子”，是天上赤须龙降世。每当他遇到危难时，不是“真龙出窍”加以保护，就是城隍、土地赶来“护驾”，使他“逢凶化吉”。这正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脆弱性，反映了他们不能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心理状态，反映了他们要掌握统治权的欲望还停留在幻想的阶段，还不能变为实际的行动。小说正是在这样矛盾的心态中展开的。
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虽然给赵匡胤套上了“真命天子”的神圣光圈，但它主要的却是展示了一个市井豪侠的有血有肉的形象。
赵匡胤也和其他市井豪侠一样，对黑暗势力具有大胆的反抗精神。当他因骑泥马被诬陷，发配充军时，“只气得三尸暴跳，七窍烟腾”，骂道：“无道昏君！我又不谋反叛逆，又不作歹为非，怎么把我充军起来？我断断不去，怕他怎的？”当他听到其父赵弘殷因进谏而受责时，就想：“如今想将起来，一不做二不休，等待夜静更深，再到勾栏院走一遭，天幸撞着昏君，一齐了命。撞不着时，先把这班女乐结果了他，且与我父亲出气。”后来果然潜入御花园，奔上玩花楼，杀了女乐后逃走。
重信义，也是赵匡胤的性格特点。作品里写赵匡胤结义有三次，就是第六回的“赤须龙山庄结义”，第九回“黄土坡义结芝兰”，第三十八回的“龙虎聚禅州结义”。作品着重描写他与郑恩、柴荣、张光远、罗彦威等人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友情。
抱打不平，也是市井豪侠的重要特点。作品虚构出“三打韩通”的故事，突出地体现了赵匡胤诛强扶弱、抱打不平的性格。大名府一打韩通，是因为韩通肆意凌辱妓院中的弱女子；平阳镇二打韩通，是因为韩通霸占民宅，欺凌百姓；百铃关三打韩通，是因为韩通依恃官势，为非作歹。赵匡胤对太行山“抹谷大王”，则在惩罚的同时，劝他改过从新，“替天行道”。“抹谷大王”在他的感召下，“将平日号令改换一新，凡过往客商，秋毫无犯，贤良方正，资助盘缠；若遇污吏贪官、土豪势要，劫上山去，尽行诛戮。”这些写法，表明赵匡胤的豪侠行为与水浒英雄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赵匡胤千里送京娘，更体现了他“救人须救彻”，的豪侠行为。当京娘感激之余，要以身相许时，赵匡胤正色道：“今日若有私情，与那两个强人何异？把从前一片真情，化为假意，岂不惹天下的豪杰耻笑？”这种扶危救困、临义不苟的精神正是市井豪侠的本色。
作者在写赵匡胤的豪侠行为的同时，展开了对市井生活的描写，富有生活气息。如柴荣推车贩伞，寻些薄利，权为糊口。他路过销金桥，坐地虎董达设立关卡，重税盘剥，写出当时小商人经商的艰难；连年灾荒，民不聊生，一些人被迫铤而走险，偷贩私盐，写出平民百姓生活之惨状；禄哥为养活母亲，市井博鱼，寻些钱钞，也写出市井小民的生活情景，描绘了一幅宋代市井酒楼的风俗画。
作者并没有因为赵匡胤是“潜龙”，就把他写得高大无比，而是在描写他的豪侠行为的同时，还写出了他的“劣迹”。他上妓院，下赌场，争风殴打，输钱赖账，一副无赖相。所以汴梁城百姓说：“三年不见赵大舍，地方恁般无事；今日回来，只怕又要不宁了。”
围绕着赵匡胤，还塑造了柴荣、郑恩、陶三春几个人物的鲜明形象。小说中的柴荣虽与历史上的柴荣性格上不一致，但真实地表现了小商人胆小怕事、吝啬小气的特点，以衬托赵匡胤的雄才大略。郑恩是个李逵式的人物，流浪江湖，卖油度日，性格粗鲁爽直，与赵匡胤的恢弘气度形成鲜明对照，相得益彰。
陶三春相貌奇丑，力大无穷，豪爽奔放，一改过去小说中闺秀淑女的形象，反映了下层市民的审美观，成为《飞龙全传》中对后世戏曲舞台影响最大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