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沙窝，进攻此地的是第16师团筱原次郎旅团。此时在富金山经历了苦战的71军只剩下了88师——主力36师在该战后只剩下了800人，但是88师是不是块软骨头呢？在沙窝的第一个山头，筱原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前后狂攻三次，均被中国守军顺利击退。战事不利，也逼得筱原开动脑筋，他意识到日军原有的炮击-冲锋的战法已经为中国军队所适应，因此中国军队才能守得得心应手，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这个套路——炮击依然还是炮击，但是炮击完了之后并不冲锋，而是等待中国守军爬出掩体准备迎接冲锋后继续炮击。中国守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筱原次郎总算是拿下了这个山头，但是山窝一线岂止是这一个山头？更要命的是，由于天空下雨，后方补给不力，筱原旅团已经很久没有接到后方补给了，饿疯了的士兵甚至还把他的坐骑给宰了，照此以往，何日才能突破防线？好不容易撑到天晴，第16师团长官藤江惠辅也知道前线作战艰苦，命令赶紧开通补给线，给前方将士送温暖。结果我军在公路两侧设伏，汽车一开动就挨打，日军被搞得鸡飞狗跳，补给干脆也时灵时不灵了。
新店日军也不比沙窝日军好哪去，该部日军是第13师团沼田重德旅团，遇到的问题跟筱原旅团并无二致——下雨。该部连日酷暑行军已经颇是疲惫，按说下场雨凉快凉快解解暑也挺好，但问题是，除了凉快之外，下雨就都是坏处了。补给线出了问题，中国的公路都是土路，一下雨就坑坑洼洼，汽车根本开不了，然后，重武器在雨战发挥不出优势，这就相当于老虎没了牙齿，发不上威。进攻受制，后勤不敷，更要命的是，还老被我西北军大刀队骚扰，一到晚上，日军就胆战心惊，睡不着，大刀队神出鬼没，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到日军阵地砍上一阵，而黑灯瞎火的，日军又不辨敌友，想还击又不知道能不能打准，好不容易等天亮了，熟悉地形的大刀队就往山里一钻，日军想打也不知道打哪去。如此这般，沼田旅团自然是被折磨得够呛。
原想立个头功的国丈大人这下总算明白为什么他最好将重心放在西路了，但是晚了，所部两个师团已经陷在小界岭一线，从9月18日一直到10月下旬，足足打了一个多月，日军才突破小界岭，于10月25日占领麻城——可悲的是，他们取得突破的原因仅仅是中国守军放弃了阵地。而中国守军为什么会放弃阵地呢？国丈大人恨不能抽自己耳光——答案是西路军终于取得了突破！
天下第一军
国丈大人一开始或许不太理解为什么他要舍近求远，将重心放在迂回武汉，但现在他已经明白了，负责作战计划拟定的日军参谋们当然不是吃干饭的，他们怎么可能连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样最基本的几何公理都不知道？问题的关键在于行军打仗不是观光旅游，是远还是近，衡量标准自然不是几何距离，而是军事距离——而此前101师团在短短30公里的德星公路上的挣扎其实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商城到武汉，只是看似接近，事实上，如果考虑到作战地形的因素，将重心投入此地，实在难称是上善之策，而与之相对，西路军迂回武汉的路线，看似绕了一圈，但实际上作战难度远不如大别山北麓——当然也不会太轻松。
自六安向西挺进，实施迂回武汉的战略任务的是大名鼎鼎的第10师团。如今的师团长已经从矶谷廉介换成了筱冢义男，原因是半年前那一战矶谷廉介打得实在出彩，以至于日军高层都不忍让其继续担任师团长职务了。第10师团如今自然是声名在外，当然，对于荣誉感极强的日本军人而言，获得这样的名声比杀了他们还痛苦，因此此次作战他们自然是希望一雪前耻。第10师团的路线是，从六安到固始——9月6日已经完成，接下来就是从固始到潢川。
潢川守将就是张自忠将军，经过临沂一战，张将军已经完全洗清了先日卢沟桥事变中所获的汉奸恶名，而对于日军而言，张自忠将军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似乎他每战之前都怀抱必死决心，而这在中国将领身上，自然是极为罕见。第10师团在潢川自然是好好喝了一壶，原先指挥部给张自忠的指令是坚守一周后可撤退，结果张将军守了10天才放弃阵地。张将军是非典型的中国将领，根据中国特色，一般而言都会是提前完成任务，说要守7天，能守个两天意思意思也就差不多了，而像张将军这样超额完成指标的，自然是珍稀动物。张将军战必报玉碎决心，顽强坚韧，一丝不苟的特质，其实倒是日本军人最欣赏的，所以日后张将军殉国之后日本军人对他致以那么高的敬意。
第10师团在潢川花了10天才突破张自忠将军所设的防线，接下来想必也知道日子不会好过了，而剧情原本也应该朝着这个方向进展，因为在信阳等待第10师团的正是国军中不可一世的所谓天下第一军，军长则是黄埔生中最为得宠的胡宗南。胡宗南获宠于蒋介石，这在民国史中堪称一件不可思议的奇事，奇就奇在胡宗南从头数到脚也看不出有什么惊世绝伦的地方，但蒋介石却愣对他青睐有加，算来算去，大概也就是胡宗南察言观色的能耐确实独步青云，号准了老蒋的脉，做什么都得老蒋的意。不过是骡子是马总是要拉出来遛遛，胡宗南手里头握着国军装备第一的天下第一军，所面对的对手又是在台儿庄吃过鳖的第10师团，他要是不能打出点样子，对得起他这天下第一的名号吗？
跟天下第一军一块负责信阳战事的是川军45军，而显然目空一切的胡宗南没将川军放眼里，看到这群杂牌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让他们滚蛋，别污了他的眼，于是，他也确实就让45军滚蛋了——去罗山当炮灰去。这里不是说胡宗南不能让45军去罗山当炮灰，他有这个权力，但是问题在于，胡宗南那副老子就是看不上你们这群乡巴佬的架势着实令人生厌。
当然，必须得说，45军将士毕竟还是深明大义，虽然心里很不爽，但在战场上也不含糊。在罗山东面的竹竿桥阵地，125师将士就让第10师团冈田资旅团吃足了鳖，虽然双方武器差了很远，日军有坦克，而我军只有手榴弹，但事在人为，在师长王仕俊严令下，居然顶住了日军的正面攻击，而日军为了攻下该阵地，居然还被迫实施迂回方才得手。当然，由于实力悬殊，125师最终还是不免丢失了阵地，而罗山守将124师师长曾苏元见友军退往罗山以北，生怕困守孤城被围，也就撤出了罗山。有人说曾苏元该死？当时第一军已经抵达了罗山以西的栏杆铺，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根本没想要增援友军，就等着曾苏元自生自灭呢。况且，曾苏元也没有说逃得不见影踪，而是撤向栏杆铺，准备协助第一军防守罢了。有人说曾苏元就不能像王铭章一样？就胡宗南这副德行，谁愿为他卖命？
当然了，其实曾苏元弃守罗山也算不得什么大问题，因为进攻罗山的只是冈田资一个旅团，有孤军深入之嫌。胡宗南倒是也看到了这点，于9月22日指挥部队从西、北、南三个方向反攻罗山，意图将冈田旅团合围——结果打得也不能说差，但也谈不上好，冈田旅团损失惨重不假，但我军也未能收复罗山，等到9月28日筱冢义男率第10师团主力驰援罗山，我军只好无奈撤围，退至栏杆铺一线。接下来两军在信阳形成对峙，但局面对我军已然不利，原因是东久迩宫稔彦王已经从合肥调来了第3师团。
当然，以胡宗南所部国军王牌的实力，本也可抵挡一阵，但胡宗南实在是守得一塌糊涂，只会在正面死守，而忽略了日军两翼迂回的战术，结果在日军放弃了正面强攻的战法，朝南北两个方面迂回之后，居然胡宗南部就被日军突成了筛子。第10师团率先突破胡宗南部的右翼，于10月6日占领柳林车站，切断了平汉线，而第3师团也在不久后突破了胡宗南部的左翼，也于10月11日切断信阳以北的平汉线，事已至此，信阳就成了一座孤城。而胡宗南见大势已去，也就决定放弃信阳，当然，弃守孤城也说不上什么太大的罪过，真正的罪过是，胡宗南在弃守信阳之后居然放弃了在平汉线一带阻击日军，而是直接引军远遁。杂牌曾苏元虽然放弃了罗山，但好歹还知道退往下一道防线，而我们的中央军翘楚胡宗南要撤就撤了个干净，直接跑得无影无踪，将京汉线全面让给了日军，以至于李宗仁在回忆录里大发牢骚，极言胡氏此举之恶。
为什么李宗仁要发这么大脾气呢？原因是胡宗南这么不负责任地一撤，非但是将武汉直接让给了日军，更要命的是，他让第五战区在江北抵抗第6师团和在大别山北麓抵抗第13师团和第16师团的各股部队没了活路。第九战区的兄弟部队倒是不妨，随便往西面北面一撤就脱身了，但第五战区怎么办？他们算是遇上了十面埋伏。日军当然也明白这是天赐良机，甚至冈村宁次为了让被打残了的第6师团尽速进兵，还纡尊降贵亲自造访，其目的无非是将我第五战区平汉线以西、长江以北的部队一网打尽。幸运的是，日军虽欲将我军做大包围，但包围圈越大，漏洞就越多，第五战区的部队也并非全无机会。最典型的无疑是宋希濂71军，他们最惨，但逃得也最漂亮，宋希濂几乎是最大限度利用了日军包围圈的漏洞，在日军眼皮底下逃出生天，以至于成功退往后方后，欣喜若狂的蒋介石还致电嘉奖，言称“极为嘉慰”——话说回来，要不是同僚胡宗南表现得如此突出，宋希濂又何至于逃得如此惊险？
武汉会战至此，算是基本落下了帷幕。负责长江南岸防守的第九战区打得着实漂亮，尤其以创造了万家岭大捷的薛岳第一兵团为最，而防守长江北岸的第五战区也算中规中矩，尤其是大别山北麓孙连仲和宋希濂部的表现颇值得称道，表现最惨的当然就是胡宗南这天下第一军，防得好不好还在其次，关键是那种不管友军死活的态度。武汉会战是抗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会战，打了4个半月之后，日军终于彻底被打残了，而这就预示着抗战的新阶段业已来临。
从强盗到骗子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日军终于拿下了梦寐以求的武汉，但是又有什么意义呢？将国内所有能战的部队全面投入战场，甚至一度还准备将御林军近卫师团也投入战斗的日军已经打到了极限，武汉会战伤亡高达14万——中共公布的数据，其余如日本和国民党公布的数据或低或高，不足为信，国内已几无可战之兵，再加上已占领区也需要大量兵力驻守，日军已经没有兵力再去组织一次大规模会战了。然而，此时付出了重大牺牲的中国并未亡国，虽然丢失了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武汉会战后期日军还忙里偷闲占领了广州，但是，我们有四川盆地为依托，不论在第五战区、第九战区还是在第二战区，都有一定的反击能力。李宗仁所在的第五战区依然保有较强的战斗力，拥有大洪山和桐柏山两大重要据点，在敌后还有廖磊的大别山游击区，遥相呼应，对武汉构成直接威胁；而在第九战区，日军也无法清除薛岳所率部队在赣西南和湘鄂一带的威胁；至于第二战区，虽然阎锡山所率晋绥军不过尔尔，但在敌后活动的八路军却给日军造成了很大麻烦。抗战至此，中日已经陷入了军事相持的局面。
军事僵持还只是一方面，对于日军而言更大的麻烦则来自经济层面。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奉行的就是军事强国战略，经济实力相较一般豪强远为逊色，国土面积狭窄，战略资源匮乏，黄金储量贫乏，以至于在中国战场连续发动多场会战之后，日本已经入不敷出，陷入了极端的经济困境。在发动卢沟桥事变之前，日本的黄金储量，包括纸币准备金，仅有13.5亿日元，然而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已经支出了61.56亿日元，远远超出其战略储备，换句话说，日本国内已经有些山穷水尽的意味了，也无力充分供应军队所需。经济困境迫使日军暂停军事行动，将重心放在对已占领区的经济掠夺之上，实施“以战养战”的战略。
兵力不敷，经济困境，军事胶着，如此三端，日本当然不得不改变自卢沟桥以来的中国战略，打是打不动了，接下来日军的战略重心无非是两点，一是巩固已占领区的统治，二是改军事进攻为政治诱降，软化主战派，吸收主和派。日军对华策略的调整可由三次近卫声明来体现：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首度对国府发表声明，声称蒋介石如不接受议和条件，日本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另建“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11月3日，近卫发表第二次声明称：如国民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12月22日，近卫又发表第三次声明，提出所谓“中日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诱胁蒋接受条件。
这三次声明颇有趣味。在1938年年初，当时日本自卢沟桥事变之后，接连在平津战场、华北战场、华东战场取得胜利，并于1937年年底攻取民国首都南京，此时正是志得意满，气焰自是颇为嚣张，因此，此次近卫声明语气极为强硬，一副要么你就范，要么我废了你的态势，完全没把蒋介石放眼里。而等到11月3日，此时武汉会战刚刚结束，虽然日本打得狼狈不堪，到最后也仅仅得了座空城，但毕竟在名义上取得了胜利，此时的声明表面看起来依然强硬，尤其是最后一句“打到崩溃为止”，听着挺吓人，但是前面还有个前提——坚持抗日容共。这是什么意思呢？前次声明近卫还说要坚决废掉不听话的蒋政府，此次声明居然留了活口，言下之意是，只要你跟中共撇清关系，就一切有得谈，从坚决干挺到分化离间，显然日本政府已经从老虎蜕化成了纸老虎，外强中干了。而到年底的第三次声明，则干脆也不玩强硬那一套了，直接开始套近乎，要与蒋介石展开全方位多角度合作了，要撇开敌对关系，发展友谊了。三次近卫声明语气一次比一次弱，其姿态也从“令”变成了“逼”而后终于转成了“诱”，这说明在我军的节节抵抗下，日本终于玩不动了，玩不动就只能骗了。从不可一世的强盗变成肥饵钓鱼的骗子，日本显见是一年不如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