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西南军阀这四个派系中早年最出风头的滇系讲起。
情人眼里出西施
说到滇系，首先要提的人物就是蔡锷。蔡锷其人，用两个字就能概括：人杰。蔡锷打小家里面穷，但是天资聪颖，当地有个名士看他非池中之物，就资助他念了书，当然也是四书五经之类，蔡锷也不含糊，12岁就中了秀才。当然，如果老在八股文章里面打转，弄得酸腐不堪，蔡锷也就被糟蹋了，好在16岁那年，他遇上了名师——那年他考上了长沙时务学堂，顾名思义，就是办新学的，而这位名师，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梁启超启蒙了蔡锷，让他从孔孟之道抽身开来，更冷静理智地看待中国的局势。而蔡锷也确实是有志青年，深感国家孱弱，民族危亡，于是便有了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17岁那年，蔡锷去了日本，同时也换了行当，要救国，方式多种多样，但是最速效的，自然还是军事。20岁那年，蔡锷考入了日本士官学堂，他学习刻苦，思想深透，才气纵横，与同学蒋方震（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张孝准并称“士官三杰”，由是声名日盛。回国后，各省对其争相延揽，蔡锷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地教习军事，深得官兵敬重，在南方军界声望日隆，人称“马中赤兔、人中吕布”。1911年，蔡锷受云南都督李经羲盛情相邀，入滇任职。
蔡锷来云南的这年，很不巧，正是清朝末年，不久便爆发了武昌起义，各省革命党人争相发难——当然，云南也不例外。蔡锷不是革命党，但是他跟革命党一样，对清廷已经丧失了信心。因此，他同情革命党，平时也时常跟同盟会的人秘密来往，允诺一旦有事，就给予“绝对同情和支持”。革命党我们是知道的，能闹腾，但是闹腾之后却没个定算。就拿武昌起义来说，闹完之后觉得党众大抵人微言轻，怕镇不住场子，最后免不了还要搬时任湖北都统的黎元洪出来压阵。云南也大抵如此，只不过此人比黎元洪那是强多了，黎元洪对革命这个概念那叫两眼一抹黑，但是蔡锷那是实打实地理解革命。同时，也指挥了革命。
云南新军里头不少基层军官都来自云南讲武堂——朱德的母校。这些人学了新军事，干脆政治观念也新了。在革命党的熏陶之下，很多人也成了革命党，有了革命基础，再有了蔡锷这样的人物坐镇，那革命自然是手到擒来。1911年11月3日，云南革命成功，而蔡锷，当然也是顺理成章地当上了都督，一切都是波澜不惊。
云南的革命进行得轻松得意，但是临近省份就没那么惬意了——四川的一众袍哥搅和是搅和了，却是越搅越乱。军政府一看，自己吃喝还得倚仗四川呢，帮帮忙吧，就派了两个团去援川；贵州也革命了，但是革命完了之后，革命党外强中干的本性就暴露了，遗老们一看革命党不过如此，就想反革命——反过来革命，革革命党的命。于是派了戴勘来向蔡锷说情，要求滇军出兵理乱，蔡锷一看老同学来求情，自然不能怠慢，派了唐继尧过去。
也是该唐继尧发达，而今他不过是一营管带，名不显声不扬，不够出挑，但是蔡锷让他去贵州，那就是一笔好买卖。唐继尧是有雄心的，一心想闻达于乱世，因此，逮到了这个机会还肯放松？即便最后贵州革命党也派人来游说蔡锷，让蔡锷别多管闲事，蔡锷也确实想不管闲事了，命令唐继尧转道去湖北了，但是，唐继尧不管那个，接茬大踏步朝贵州前进。虽然唐继尧只不过有一个营，但俗话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贵州一个小省、穷省，历来唯云南马首是瞻，更何况唐继尧还是应邀前来，又有蔡锷的面子挂着，这趟去贵州这帮官老爷能亏了他吗？果不其然，唐继尧去贵州稀里哗啦清理了革命党之后，就被推举为都督。
一营管带，出了趟差，摆平了些没权没势的革命党，然后居然混上了都督——这就是命啊。不过，机遇固然可贵，但能把握住机遇也同样可贵，唐继尧能那么轻松就搞定贵州的乱局，自然不是等闲之辈——唐继尧虽然不比蔡锷，但也着实是个人物，无法治世，但起码也能乱世。
南北和谈之后，清廷最终覆灭，袁世凯借着革命党举事的东风，凭靠手中的铁拳和满肚子的心眼，混上了民国大总统。蔡锷跟革命党，说实话交情有限，参与指挥革命，更多还是因为看不上清廷——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但是共同的敌人倒了，这点交情自然也靠不住了。蔡锷是个有见识的人物，不比一些个愤青，就知道要打、要闹，其实打闹不是目的，兴国安邦才是目的——他看不上革命党可能就源于此。革命党能打不能定，社会基础薄弱，孙中山也不是能立马带领民国走向富强安康的强人。蔡锷看上的强人是袁世凯，他认为中国要发展，要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希望就在袁世凯身上。
不光蔡锷对袁世凯寄予厚望，他的恩师梁启超也一样如此。可能有人要奇怪了，袁世凯跟维新派那是深仇大恨、不共戴天啊，当年谭嗣同不就是被他给卖了的？怎么梁启超现如今却成了拥袁派了？其实也不用奇怪，梁启超当年搞维新，是为了救国，现如今拥袁，同样也是为了救国——而在民国，最符合梁启超救国要求的，也就是袁世凯了。
这袁世凯是什么玩意儿，怎么梁启超这等人物能看上他呢？史书不说了吗？袁世凯其人无信无义，篡夺革命，卖国求荣，帝制遗丑，整个一渣滓败类啊！其实，袁世凯在民国早年那也是形象气质颇佳的，还被誉为中国的华盛顿，好些个社会名流、爱国志士都认为袁世凯这样的政治强人将是中国迎来新生的关键，梁启超看上袁世凯，当然再正常不过。
当然了，袁世凯这位被寄予厚望的政治强人也没有把兴国安邦放在第一位，他放在第一位的是争权。蔡锷一开始是支持袁世凯争权的——要救国可不得先有权吗？蔡锷既然看上了袁世凯，自然就一切往好的方面想：袁世凯要争权，蔡锷就认为他是不想有掣肘，想大张旗鼓地干。袁世凯说要定都北京，蔡锷认为袁世凯说的有道理，蒙古成天闹腾说要独立，北方又不消停，可不得定都北京吗？孙中山、黄兴之流为一己私利，罔顾国计民生，实不可取。接着又是组阁，袁世凯得了便宜，革命党愤愤不平，陈其美和黄兴甚至不愿履任，蔡锷又觉得革命党全无为国为公之念，一心只想升官发财。革命党搬出了个《临时约法》，要搞责任内阁——就是总理掌实权，大总统当摆设，蔡锷又觉得革命党太事儿。
毫无疑问，蔡锷将他救国救民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袁世凯身上。当然，与此同时，拥袁派蔡锷也不免用尽一切手段为袁世凯助臂——他借助自己的威望，握紧云南权柄，大力支持唐继尧督黔，广泛联络西南各省。所有一切，目的只有一个——看好西南这个场子，让袁宫保省心。好些地方军阀拥袁是在搞投机，其目的是讨好袁世凯，能顺带捞点政治实惠。但是，不得不说，蔡锷不是这号人，他之所以拥护袁世凯，是真心实意地希望袁世凯能让苦难的中国走出泥淖，在摧毁清朝的旧世界后，造出一个新世界。
情人眼里出西施，蔡锷既然看上了袁世凯，自然认为袁世凯所做的一切都理所当然的，所有举动蔡锷都能为其找出合理性。但是，合理不合理，并不是蔡锷想出来的——而能不能造出一个新世界，同样也不是蔡锷所能决定的。
我本将心向明月
蔡锷是真正的爱国者，而他支持袁世凯，也正是爱国的表现。中国历史上，但凡王朝更替，政权交接，都少不了一段漫长的乱世，运气好的时候，还能从统一迈向统一，而一旦运气不好，那就是从统一走向分裂。所谓革命，主旨是摧毁一个矛盾积累到无法调和的旧秩序。但是，有破也得有立，把旧房子拆了，就得建个新房子。而在中国历史的大多数阶段，这个新房子的图纸是现成的，略加休整就能重新再用。但是，凡事总有例外，清廷被革命了之后，就没有现成新秩序的图纸了。民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在革命的同时，还有一个以前从未遇到的新问题——现代化。中国再也不是天朝大国了，而今只不过是个随便哪个小破国开艘军舰耀武扬威一番就能捞一笔回去的鱼腩。蔡锷留过学，见过世面，最明白这里面的苦楚，所以，他的一腔抱负不在于革命，而在于建设。
清廷腐朽，固然是必须革命的，但是革命党的能耐也不过就是如此了，甚至，这场革命到底是谁革了谁的命，还有可探讨的余地——没有袁世凯居中折冲，以革命党的实力，真能武昌首难之后天下就传檄而定？蔡锷对革命党当然了解得很，也明白这帮人能耐也有限，要把中国的复兴任务压在这帮人肩上，那是水中捞月，除了看个景儿，啥都摸不着。蔡锷希望清廷被推翻之后，中国能马上步入正轨，开始强国之路——而在当时的局面下，除了袁世凯，根本没有第二人选。袁世凯是个强人，有实力，有资历，各方面都买他几分面子，也只有他才有希望在这样的局面下引领中国前进。
蔡锷自然是希望民国太太平平的，各方面团结一致听袁宫保发号施令，所谓家和万事兴，只要有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那何事不可为？何事不能为？可惜的是，南北和谈以来形成的政治局面离稳定还差了十万八千里，革命党人革了那么多年的命，到头来好处让袁世凯一个人拿了，心里面当然是十二分的不爽。刚成立的民国在一派和谐之下，却是暗流涌动，只要有一丝风吹草动，立刻就能演变成惊涛骇浪。宋教仁遇刺之后，民国潜伏着的矛盾就如喷流一样激射而出。
蔡锷当然是不希望乱，局面越乱，离他的政治理想就越远——大家伙都忙着争权夺利了，谁还把民族复兴放在心上？但是，事件的发展并不以蔡锷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尽管当时甚至包括黄兴在内都说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刺宋案，但是早就按捺不住的孙中山哪管舆情如何。其实宋教仁跟孙中山的交情也就是平平，二人之间还时常有政见分歧，但是刺宋案不过是个由头，孙中山也不过是想借题发挥，有了刺宋的题目，就有了孙中山的发挥，而在孙中山发挥之下，刺宋案就成了民国短暂和平的安魂曲，民国终于还是不可避免地乱了。
蔡锷对刺宋案谁是谁非没有任何兴趣，他感兴趣的只不过是兴国安邦，因此，对于孙中山挑起争端，发动所谓二次革命，蔡锷是一肚子的不满，理所当然地，他也不可能给革命党人什么好脸子看。蔡锷依然坚定地认为，袁世凯就是那位能给中国带来根本性改变的政治强人，任何跟袁世凯唱反调的声音，都是一些失意政客试图引发混乱的阴谋。袁世凯这个名字对于如今的蔡锷来讲是一个虚化的政治符号，是个寄托了他所有政治理想的图腾，他对袁世凯没有直观认识，但既然自己最敬重的老师梁启超都看好袁世凯，那袁世凯能不是英雄豪杰吗？
一个人一旦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有了先入为主的判断，那么不管这个人或者这件事如何发展，他总能找到一些理由来佐证他的判断，因为这个时候的人，是在为自己的判断寻找有利的证据，而不是通过证据来作出判断。很多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之所以争议很多，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很多人是带着观点来找证据的。当然，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没有哪个人或者哪件事是独立存在的，人们总能找到符合他们要求的证据，随之而来的就是永无止境的争吵。蔡锷如今就陷入了这样一个思维陷阱，他一厢情愿地将袁世凯当成能让中国摆脱困境的救世主，于是，任何事情的发展在他眼里只不过是进一步佐证这个判断的有力证据罢了。当然，要让一个人改变其固有的看法，虽然难度很大，但并不是绝无可能，要让蔡锷改变对袁世凯的看法，可能性还是有的，而且是袁世凯自己给的。
袁世凯一世枭雄，对任何人都不会有绝对的信任，对于蔡锷这样在西南军界享有盛誉的人物，当然更是心存疑忌。政客的行事法则永远是趋利避害，将危机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蔡锷并不是袁世凯的亲信，眼下能支持袁世凯，更多是受了梁启超的影响，但是梁启超也并不是袁世凯的铁杆。所以，袁世凯思来想去，认为将蔡锷留在云南，实在是后患无穷。为防后患，只能将蔡锷调入京城，就近监视。袁世凯的做法从权谋的角度来讲，当然无可厚非，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袁世凯此举虽然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蔡锷，但也同时给蔡锷一个擦亮眼睛、从直观上来判断袁世凯其人的机会。制人却不能制心，袁世凯老谋深算，但他一定想不到正是此举敲响了他的丧钟。
二次革命后，蔡锷被袁世凯调入京师，任职经界局督办。蔡锷对经济当然是所知有限，他平生所学，最得意的就是军事，平时他也时常跟蒋方震等人泡在一起，研究军事理论，甚至还满腔热情地上书袁世凯，讲述他对军队建设的建议。袁世凯当然忙得很，临时大总统当得不过瘾，就要当正式大总统，正式大总统掣肘太多，就要废掉临时约法，解散国会，控制内阁，甚至，慢慢地，袁世凯连终身制的大总统也当得不过瘾了，他有了当皇帝的念头。至于蔡锷的那些个建议，袁世凯哪有那个闲情逸致来理睬？不过是敷衍两句罢了。
对于袁世凯的争权，蔡锷初时也很淡然，他也认为一个政治人物手里头没有权，定然也是办不成事的。为了办事，袁世凯要争权，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不过，蔡锷在京城待了将近两年，袁世凯所做的似乎除了争权，还是争权，而且是永无止境地争权，似乎除了争权，他并没有别的什么兴趣。蔡锷越瞧越不是味儿，原本他心目中袁世凯“宏才伟略，众望所归”的形象正在逐渐崩塌，直至袁世凯手底下杨度、梁士诒之流居然搞起了筹安会、请愿团，袁世凯甚至也明里暗里要求各地上折子劝进了，蔡锷才终于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
蔡锷并不反对袁世凯伸手要权，但是他所希望的是，袁世凯有了权之后兴邦定国，复兴民族。但是袁世凯呢？民国建立以来，袁世凯所做的、所想的，无一不是权，而且看起来袁世凯争权，只不过是为了满足其个人的欲望罢了，又何曾将民族兴亡放在心上？袁世凯本质上终究是个旧式人物，他的政治理想并不是像蔡锷那样要振兴国家。当然，我们不能说他没有这样的想法，但即便有想法，也必定不如他享受万人朝拜的虚荣感那么强烈。蔡锷从灰心，到失望，再到寒心，最后变成了愤怒，他无法理解一个见识过晚清屈辱的政治强人会一心追求个人利益，他无法理解一个政治人物不想通过建万世之功来光宗耀祖、留名青史，而却想剑走偏锋，通过称帝来实现，他想不通！蔡锷此刻的心境可以用句诗来概括：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呜呼哀哉！
壮士一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