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白琪大队找我帮忙修理烧坏的打米电机，在连夜嵌绕线圈时，陪我到深夜的杨支书告诉我，这活是要付我报酬的。我急忙说：“新来的县知青办袁主任正是你们大队工作组组长，他知道了，会给我带来麻烦。”谁知杨支书却说：“就是他说的，一定要给你报酬。”这时，一股热流涌上了我的心头。多少年了，这种关心和爱护，实在难得。第二天天刚亮，我正在给绕好的线圈浇绝缘漆，袁主任就给我送来一杯泡好的热茶，我不禁热泪盈眶，偏过头抹了一大把泪。
在那些艰辛、难忘又难堪的岁月里，各级组织里总还是有些关心和爱抚知青的好人，我至今仍然怀念着他们。
那年，我下乡已经11个春秋了。
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华盛顿和国会就颁布了一条法律：凡在战争中服役一年以上的奴隶，就可以获准为自由人。每个月还有五先令的津贴。我好想200年前的华盛顿！
一直到了1978年，下乡整整14个寒暑之后，我才顶替退休的母亲转回了安顺城。
次年，我妻子和两个女儿也随全国最后一批抽调的知青返回了县城。
作者简介
王安生，男，1946年生。1964年在贵州省安顺地区一中初中毕业，同年下乡在安顺县白坟公社林场。1968年转点在普定县余官公社张官大队。1978年回城在安顺市毛巾厂工作，1985年调安顺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工作，助理工程师。由于所在单位属集体企业已倒闭，本人尚靠打工为生。
烙印
赵明和
那是1970年的11月。田里庄稼早已收割干净，深秋的阳光洒满了那赤裸的土地。
扛了几趟谷草，大家便坐下歇气。农妇们掏出随身携带的针线，就在田埂上边做边聊。
往日，我也是这架势，尽量向贫下中农靠拢。而近来，悄然坐在她们身边，弥漫心间的是焦躁、恐慌，还伴着沉甸甸的忧虑。
不久前，一些厂矿招工，对知青敞开了门，回城工作的憧憬激荡着每个知青的心。然而，对于我，回城之路在何方？此时，我的父亲既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还是“反动学术权威”，而且还有海外关系（有亲戚在美国和台湾），我是黑得不能再黑的“黑五类”子女。
我所在公社地处边远，可父亲的“罪行”越过山山岭岭一直传到了这里。也许有一天，他会被从城里押到我们这里来批斗，对此，我忧心忡忡。预感招工绝不会轮到我，最后的结局必然是别人都走了，只剩下我留在这偏远的小山村，如同秋后留在田里的谷桩……风，在田野上轻轻地吹，耳边，田埂上絮絮的家常话仍在继续。安静、闭塞的山乡啊，你接纳了我，我也曾与你融为一体，成为你怀抱中一个地地道道的农人。可是，面对那最后的结局，一个22岁的女孩无论如何不能，也不该接受。
骨子里蛰伏的叛逆逐渐苏醒了：人家既然不招我，那就自己走吧，单枪匹马去闯天下-尽管这非常渺茫而冒险。犹豫了半年，决心终于下定了。1971年5月的一个早晨，我背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寨子。转身望望逐渐隐没在树林背后的茅屋，我在心里说：“别了，山乡！别了，6年的农村生活！我要进工厂当工人，去追寻我的梦境。”尽管前方必经的那条山峡中的小路罩在浓雾里，阴森可怕，似乎在阻止一个处于十八层地狱又没有任何门路的“黑五类”子女进城去闯荡，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踏进了浓雾之中……离开生产队时，我行李中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贫下中农给我的一纸鉴定。这鉴定历数我的优良表现，与灰暗的家庭背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我身高1.68米，社员们总说我“个大力不亏”，其实不是力大，是干起活来舍得吃苦，舍得拼命。我一个人背过挞谷子的挞斗，一个人扛过扬糠的风簸，插秧割谷堪称能手，还尝试过像男子汉那样赶着耕牛犁田和耙田。夜晚，就着用墨水瓶做成的小煤油灯，我和女伴为全寨男女老少不知织过多少双线袜子。
在农村入了团，被选为优秀青年，每年都被评为五好社员。一次火灾中，冒着危险主动跑去救火，为抢救贫下中农的财产而负伤。
1969年，赴山西的安顺县学大寨参观团中仅有两名知青代表，我是其中之一。
这便是与自卑同时存在的我的自信。当时有“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之说，年轻单纯的我对此奉若神明，虔信通过劳动和与贫下中农结合能够脱胎换骨，能从那无可更改的“不由己”中走出一条“可选择”的路。
我设法在安顺郊区一所小学找到了落脚点，利用每天下课回城的时间打听，奔走，成了在招工组面前时不时冒出的文静而顽强的不速之客。
第一次遭遇便让我领略了现实的冷酷。
“父亲有没有什么问题？”“有历史问题。”“嗯？参加过国民党吗？”“参加过。”问话人的神经绷得更紧：“哪年参加的？集体加入还是个别加入？担任过何种职务？其他还有什么？”
我据实一一交代。对方的脸越来越阴沉，我的声音越来越小。
“我们已招满了，你去别处看看。”这是我得到的最后一句话。
所有招工组都是一开始便盘查家庭，我走到哪里都得翻来覆去交代父亲的历史问题，有时只要说出父亲的名字，就会给我带来厄运。
塑料厂招工组。见进来一高个女孩，组长很高兴，正打算谈话，旁边有人神秘兮兮地捅了他一把，小声说：“这是××的女儿。”组长一惊，立即冷冷地说：“我们这里不招了。”
我还未开口就被碰了回来。
几经失败后，我想只有改换方式，若能在招工组多待、多跑，让人家了解我本人，看看我的鉴定，或许会有希望。然而这毫无用处，只要知道了我的家庭情况，一切努力就都化成了泡影。
一次次伤害后，欲哭无泪地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家，真不想再出门。然而为了前途，我仍顽强地奔波在各招工组之间。那天，又去登一个招工组的门。
打着酒嗝的组长望着我，面露喜色。“先谈谈家庭情况。”他吩咐我。我的心紧缩了，但不想谈也得谈。满屋的人静下来注视着我。
他的胖脸先是惊骇，继而鄙夷，然后突然把身子转了过去，和别人闲聊起来。我极其难堪地望着他的背影，咬紧嘴唇，站起身来，像在噩梦中那样一步步走出房门。这时，传来故意提高了的声音：“这样的人也想进城来工作？谁敢要？进厂来搞阶级报复，炸毁了工厂我负不起责！”屋里爆发出怪声怪气的哄笑。我强忍住在眼眶中打转的泪水。被人公然这样嘲弄和歧视让我感到空前的愤怒与羞辱，蒙受冤枉，满心委屈，面对狰狞的现实却又无能为力的痛苦深深地刺着我的心。
我发誓再也不去任何招工组，省得去受这份刺心戳面的折磨。然而，只要有新的招工消息，便有一股力量把我拉起来，再次捂上那仍在滴血的自尊心，用力去敲响那对我是如此森严的厂门。
树叶开始发黄了，我的前途依然渺茫。眼见一次次招工无望，母亲让我去试试马车社。可这里的头说：“我们专管分派马车，现在正缺人手，不过你父亲有问题，我们不敢收你。”
管马车也要父亲没有问题？父亲，父亲，走到哪里都是“父亲”。可时时刻刻在影响着我命运和前途的父亲，已经很久音讯全无了。我决定不顾一切去探望他。
步行二十多里到了荒凉简陋的农场，不敢找人询问，只知道几年来父亲一直在独自放牛，就往山坡上寻找。终于，对面坡上过来一群牛，后来跟着个驼背的、瑟缩的身影，两手围在胸前抱着一根长长的赶牛鞭。当放牛人终于来到我面前，我已几乎认不出他就是两年多不见的父亲了。他的胡子约有一尺长，在颏下杂乱地飘动，花白的头发很长很乱。
身上衣服破旧，背上披件蓑衣，外加一个斗笠。脸庞十分消瘦，眼睛，最触痛我的是那双眼睛-那里装满了深深的孤寂、屈辱、痛苦和对这一切的默默隐忍。这哪像一个20世纪30年代就从名牌大学毕业的科技人员，分明不如街头的老乞丐！“爹……”我刚喊出一个爹字，喉头突然一哽，眼泪便像开了闸门的水夺眶而出。在一次次求职的失望中，我没有哭；在一次次直面社会对我的歧视和打击中，我强咽下眼泪。而此时，面对如此受磨难的父亲，目睹荒山上、牛群中父女相见的惨景，几年来，尤其是进城找工作以来饱受的一切委屈、悲愤、辛酸，突然一齐向我袭来，我没法承受而放声恸哭，记忆中这种恸哭至今只有这一次。
探父归来，我的心更沉重了，只感到夜漫漫，路迢迢。
白天，我仍去郊区小学。放了早学，草草吃点东西，又等下午上课。这时，我唯一的去处是村边山垭口。那里有棵大树，坐在树下可以清楚地望见山下仅一路之隔的一个大工厂。我每天中午就那样坐在树底下，两手抱着膝盖长时间地深思默想，朝工厂凝望。
虽可望而不可即也总要去望。厂里的工人何曾知道，山垭口上有双忧郁的眼睛，天天在窥视他们，那凄凉的眼睛里充满羡慕，更充满渴望……没有退路的事实逼迫着我，心中的自信依然鼓舞着我，连血管里流动的血液也变成了挡不住的激流，让我浑身只燃烧一个字：闯。继续闯。因此，我连那个时代最让人向往的011、083等“秘密厂矿”招工组都去过。自然没有结果。同伴善意地笑道，算了，你连管马车的地方都进不去还想进造飞机的工厂？那时我一笑了之。因为我意识到，我已经不是在寻找一份工作，我是在寻找一个答案，那就是：出身不由己，道路究竟能不能由自己选择？
这年8月，被称为“九化九化，贵州老大”的燃化部第九化建公司到本城招工。我又跃跃欲试了。
踏进这个由东北迁来的九化公司招工组，便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他们随和，平易近人，没有趾高气扬的救世主作风，更不同的是无论对谁，开口问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家庭情况，而是“有没有推荐证明”？
我拿出那几张从来无人过问的写满字的纸。没想到他们忙不迭地打开，说：“来，来，看看贫下中农怎样鉴定你的。”那纯正的北方口音分外悦耳。姓丛的师傅和姓张的师傅埋头看着，不时抬起头端详我，并不掩饰脸上的惊异和赞许：“你去参观过大寨？还为救火负过伤？”“难怪你进门我就看见你脚上有块疤，正寻思那是怎么回事呢。”
热血涌上了我的脸庞。他们是这样地在意我用6年汗水写成的这一纸鉴定啊。而且，我穿着塑料凉鞋的赤脚上那块伤疤，竟一进门就在他们的视线中。脸红了，是因为腼腆，更是因为朦胧感觉到了这世界上“我”、“我自身”的真切存在，而不仅仅只有父亲的历史。
我觉得总算闯对了地方。
10月初，受到一场虚惊。下着大雨的一天上午，丛师傅突然冒雨来家告诉我将在本地招收六名工人，其中一名是我，要我等着。
既然准备招收我，就得到父亲单位搞政治审查。能到政审这一步，是我朝思暮想的一关，也是我最担忧害怕的鬼门关。果然，推开招工组的门，立即看到一张张严峻的阴沉沉的脸。我瞬时感到浑身发软，这里，我以为是讲政策的，是重政治表现的，是我唯一能找到出路的地方，而现在这里也“这样”了。“没想到问题会这么严重，你希望不大了……”
他们说。顿时我觉得仿佛有座大山在眼前横空一挡，我和他们之间突然隔得如此遥远。
泪水猛地冲出眼眶，我再也无法抑制，第一次当着外人的面无声地痛哭了。
然而有幸的是，我碰到的是几位不怕背黑锅不怕受牵连的正直而善良的人。最终，丛、张二位师傅主张不管家庭情况怎样，实事求是地依本人的条件来决定取舍，录用我。
这在当时，需要多么大的气魄与胆量啊。
然而，这仅仅是叩开了进厂的第一关，在我迈进厂门之前，竟差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为能通过公司审批，他们让我交出了保存多年的所有奖状和证明，放进我的档案带回公司。还让我也到九化公司去，住在他们的同事毕姨家中，以便审批中要见本人时好随叫随到。
第一次住进刚刚认识的北方人家中，仅这点就很令人不安。最不安的是每天都有人来“提审”我。那是热心的毕姨到处托人游说，这些人又总要找我亲自细问父亲的历史，于是我每天都得不断地重复叙说发生在几十年前，我根本不在场，也根本与我无关，而现在却要来决定我命运的那些事。
在这么多热心人的努力下，眼看审批就要通过了，没料到正在这节骨眼上，一个出身据称是工人而未被九化公司录取的女知青由其泼悍的母亲带着，抢在审批前赶到九化公司兴师问罪来了。她们斥责公司没有阶级立场，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这下如同晴天炸雷，公司有关方面立即作出反应：“马上把赵明和退回去。少收一个不要紧，别引来无穷的后患。”
从毕姨口里听说了这些。我只记住了张师傅留给她的字条上的那句话：“一切都完了。请转告小赵。”
“一切都完了。”我头脑里，不，整个世界里都只剩下这句话，一切都完了！有生以来没体验过这么透骨的绝望，它几乎让人窒息。夜深了，躺在床上，在昏暗中我大大地睁着双眼。没有眼泪，甚至没想到哭，疼痛的头脑在思索：怎么办？今后到底怎么办？我能做的都做了，能尽的努力都尽了，但现实冷酷地告诉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根本就没有什么“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有的只是唯成分论，道路不可选择！信仰和决心全线崩溃，自信和勇气丧失殆尽，我眼前的世界漆黑一团。天将亮时，闭了一会眼睛，即使在短暂的迷糊中，也清清楚楚地感受到那种浸透骨髓的绝望！
天亮了，坐起身来，不禁吃惊，白色的枕头上竟有一层浓浓的黑发！仅一夜，我掉下了如此浓黑的一层头发！我的心战栗了……告别毕姨，走上正下着小雨的滇黔公路，没有车，只能往回家的方向一边走一边等。
衣服穿得不多，身上冷得发抖，但更冷的是我的心。
我不会忘记这绝望的一夜，也不会忘记这个早晨。群山隐在雨雾里，寂静的公路上没有第二个行人。当听见不远处火车的鸣笛声时，我想到了《安娜·卡列尼娜》，我冲动地想去卧轨自杀，想用结束自己年轻生命的方式给那些唯成分论者一记耳光。在凄风苦雨的旷野中，我哭喊着冲上一条草坎，想奔到对面的铁轨上去，却又猛然趴在一棵树身上，用双手抱住了自己的头……母亲已在家门前守望了很久。此去九化，家人都认为会成功，哪料到又是如此彻底地惨败回来。为不让母亲难过，进门之前我尽量装得平静，坦然，但那压抑不住的空虚眼神、彻夜未眠的倦容，一望便知结果。
在致命打击面前，亲情以特有的方式安慰了我。母亲不再多问，步履沉重而若有所思地走进里屋坐下，哥哥则以轻松的口吻说：“不要去想这件事了，我给你讲个笑话……”
“哈哈哈哈……”面孔木然的我陡然爆发了长时间的大笑，笑得前俯后仰，使原本是想替我转移情绪的哥哥担心地盯住我的眼睛，生怕我一下子疯了！刚刚经过一场灾难，为什么就能如此地大笑？连我自己都不理解。是神经质吗？是因为哭得太多流干了眼泪，以致本该大哭却变成了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