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一部分城市知识青年因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而人生命运的这次分流，是特定时代铸就。
我生于南京，长于上海，一岁的时候，被全托在上海的中国福利会幼儿院。听我奶奶说，那是新中国最好的幼儿院。宋庆龄是我们的名誉院长，宋奶奶还抱着我合过影。
我父母在上海是国立剧专剧团的演员。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我爸参军解放大西南，后来就留在了重庆。几年后，父母因感情不合离异，我和二姐晓慧随奶奶乘船抵渝，跟了爸爸。
爸爸那会儿春风得意，是西南文工团、市歌舞剧团的艺术权威-艺委会主任，我和二姐自然成了全团的宠儿。
始料不及的是，命运会在顷刻改变，前途会在霎时断送。
1959年7月，我爸被划为“右派分子”，我们一下子成了“右派家属”。
本来，“反右运动”在1958年夏已经结束，他原本没事儿。1959年6月他带团去北京参加全国歌剧调演，获了奖还评了全团标兵。但谁料想人缘特好的他忽然间就被定为“右派分子”。
这年我11岁，我亲眼见到对我父亲“组织处分”时的张榜情形。
一天深夜醒来，身边的奶奶不见了，忽听单层木板相隔的爸爸房里传来压低的哭泣声。二姐猜测说，家里肯定出了事。
第二天清早，我拎着饭锅去市歌舞剧团食堂打早饭，路过公布栏时，见二人正将一张“……撤销副团长职务，戴上右派帽子，降薪三级处分”的白榜，换下了那张“……因导演歌剧《小二黑结婚》在全国调演中获奖，被评为全团标兵”的红榜。
我当时脑海轰然一下成了空白：我爸的“标兵”怎么顷刻就换成了“右派”？“红的”怎么立马就变成了“黑的”？
这个疑问涉及的层面实在太多，当时没人能回答我。
之后，我爸被送到百里之遥的长寿湖渔场“劳教”3年，“戴帽”洗厕所拉板车达22年。
事后，听说我爸是被补划的，原因是在审看剧目时他顶撞了文化局局长，说了句“不懂不要装懂！”当然，在中国的官场，公然顶撞上级领导是要吃大亏的。但我爸最大的悲剧还在于：22年后获得平反，而在各类档案里竟然找不到任何一纸有关对他“定性右派”
的组织文件。后来平反的工作组说，很多迹象表明这是个奇冤，因为全国在1958年夏就已经结束划右派，当年秋天中央内部提出开始给部分右派分子摘帽，而这“摘帽”同1959年十年国庆特赦战犯一起是作为当局的重要形象工程的，那么在1959年7月也就是十年大庆前还来“补划”给我爸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就绝对是局长泄私愤的个人行为而非组织意见了。由于没有组织处分文件，因此，平反落实政策也无从谈起，22年的不白之冤（从38岁到60岁的整个人生的黄金壮年被耗掉）就不了了之。
而我呢，从早先在上海中国福利会幼儿院被宋庆龄奶奶时时搂抱的幸福记忆中，一下子跌落到“右派分子狗崽子”的惊怵里，天堂地狱，翻覆于顷刻之间。
两年后小学毕业，我没能进入公办中学，而是被分配到官井巷民办中学。
1964年初三的下学期，除了备考，就是为升学作准备。
准备之一，就是报考前填写履历表，其中，“直系亲属的政历”、“个人的态度”等栏，每次填写，都需要杜撰。为一个小小的报考志愿去“痛说革命家史”，这是最让我难受的。
我填写的所有文字内容，都是我奶奶口述的。
我奶奶从小在兵工厂捡煤炭花，15岁出嫁，没文化。让人敬佩的是，她在新中国妇女扫盲运动中，硬是靠刻苦努力，仅用半年的时间，达到了小学四年级的识字水平，创造了新中国妇女学文化的奇迹。她因此被《中国妇女》杂志选作1952年2月号封底人物，后又因此被选作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长安兵工厂和市歌舞剧团的家属主任委员，因此练就了她的口才和文才。
我爸被打入另册，我奶奶也入了另类，她的口才和文才，仅仅体现在指导我填写履历表上。
她说，我们家现在是“右派家属”，没法抬头，但说话填表，要站在批判“右派”的立场上，用“批判”把你和你爸隔离开，因为你的前程还没有开始啊！在填写你爸解放前接触过的单位时，必得加上一个“伪”字，如：伪金陵兵工厂、伪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伪剧专校友剧团……在谈及你爸的“错误性质”时，要用“忘本”、“资产阶级思想”、“反党反人民”、“与人民为敌”……在谈及组织对你爸的处分时，要说“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奶奶的话语在我的笔下慢慢变成了文字。我填着填着，忽然听不到奶奶说话了，抬头一看，只见长长的泪水在她老人家怆然的脸上流淌……我轻轻问，真是“罪有应得”吗？
奶奶一下子抱住我的头，哭出声来。可是，三两声后，她又断然打住，惊诧的眼神四下探视，唯恐被人发现“不满的情绪”（不敢哭啊）……她轻声抽泣说，几千年了，一人有罪，满门抄斩……我奶奶是一个小脚的旧式妇女，一肚子封建时代的故事，她特别担心我会因我爸的“株连”而断了前程。
正是因为奶奶的思绪，我每每在履历表的填写上，总是把她的过激的批判、尖刻的断语统统纳入其中，俨然一篇向我爸声讨的檄文。
奶奶说，只有这样，才能向组织证明你与你爸划清了界限，你才可能得到组织信任，你才可能有前途。
但是，每次填写，都是一次心灵的颤栗。我不敢让我爸看见我填写的内容，老远听见他的脚步声，我会慌忙藏起履历表，当他离开后我再次提笔时，我会发现我的手抖个不停-心在战栗啊！我感觉我在出卖父亲，像叛徒出卖灵魂保命那样保全自己的前程，我心虚呀！可久而久之，填写多了，形成定式，心灵也就麻木了。到后来，我已经分不清哪些是奶奶的、哪些是我的，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违心的了。
可是，尽管经历了这样痛苦的心灵炼狱，1964年，我收到的依然是《不录取通知书》。
其实，我早有预感，因为早一年的1963年，我二姐就收到《不录取通知书》。
二姐晓慧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重庆十九中学广播站站长（广播站就她一人），那会儿学校没有唱片，一部《洪湖赤卫队》歌剧，是她每天三遍亲口清唱让师生一饱耳福，至今她母校的老师提起她，谁不是啧啧赞誉？她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打击？于是她索性当月就向街道申请，到云南省最边远的个旧市“支边”去了。全校高中部就她一人远走高飞，可以想见她心灵的痛楚。
而现在，动员我上山下乡的居民代表就坐在家里等待我们的表态。
“去吧，跟你姐一样，没法子的事儿！”劳教后已回歌舞剧团扫了两年厕所的爸爸说这话时，我第一次见他在我面前揉擦湿润的眼眶，他甚至弯下腰佝偻着身子，让我猛然觉得他仿佛要给我跪下，弄得我热血冲顶，跳荡的心像要堵住嗓门了。
我心底清楚，我是“五类分子子女”-“没有继续上学的权利”，“必须上山下乡离开城市”。
这样的安排对“五类分子”家庭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当局正在贯彻强硬的阶级路线。
阶级？我们家以前祖祖辈辈可都是光荣的无产阶级啊！
只是，一顶“右派”的帽子改变了这一切。
实在说，我下乡时没有那么多的愤愤然，我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二姐在我头里也上不了学，我能不一样吗？况且，二姐走得那么远，而我只到大巴山，算幸运的。
再说，还有那么多“同类”-龚可，他爸与我爸同是市歌舞剧团的“右派”，周大同、回光时都是我的同学，一大拨人。这是“黑五类”子女的命，我认。
1964年9月，命运把我们33个城市青少年抛掷在大竹县张家公社的马家山上一个小院落，这里本叫陈家湾，这会儿改称“张家公社马家山林场”。
公社武装部邓部长在安顿好我们后开了一个大会，表示欢迎。
末了，他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们在三大革命中好好改造自己，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吧！
我渴望“进步”。我下定决心拿出实际行动，吃大苦，耐大劳，让组织考验我。
二姐从遥远的云南边疆给我买了一套乌密风的水粉花卉小辑寄来，勉励我画山画水，争取进步（我至今将此画珍藏）。
林场知青们伐林开荒，垒石造田，热情似火，干劲冲天。年轻人对一个新鲜的环境总是充满新鲜感，那个“战天斗地”时代的基调因此而显得昂扬乐观。
我在心底说：在三大革命中把自己改造成红色接班人！
同时，我下定决心，过好“三关”，发誓三年内不回重庆探亲。
我们规划了林场的蓝图，并努力付诸实施。
我们在马家山陈家湾平整了一块水田，挖泥挑土，夯筑土墙，盖起了一幢两层小楼。
我们又在马家山林场五里外的田岔子荒坡上，清理出一块老宅地基（有下脚石），夯筑起了一长排平房，开发了田岔子分场。
听人说，老地宅的主人是80年前的一个老地主。
我们开玩笑说，将来林场垮了，新房毁了，若干年后又有人来掏地基，会有人说，老地宅的主人是若干年前的一群老知青。
两处林场共开垦出100亩土地和水田，足够四十来号林场男女生产自足。
1965年深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政治空气浓郁，我和周大同当了劳动标兵，都写了入团申请书，积极向组织靠拢。没多久周大同被委任为林场新场长，取代了本地的老场长。
始料不及的是，几月后，忽然有一天，林场的当权派不问青红皂白地被宣布统统靠边站，周大同场长、邹孝琼会计在马家山林场“下楼”，张正清场长在田岔子分场“下楼”。我懵了，因为在我心中，这几个当权派表现很好，况且他们正领导着我们建设家园，怎么能靠边站呢？
这其间发生了多少让我心灵震颤、不知所措的幕幕闹剧。
一天，周大同正在大会上“下楼”，检查自己的“四不清”。忽然，工作组组长振臂一呼：“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被吓了一大跳，惊得心口咚咚直响。
见知青们一下子没有反应，工作组组长又领呼了一遍。
于是，知青们莫名其妙地呼应了一下，都举了举拳头，只有几声稀疏的言不由衷的声音附和。
尽管这样，我就已经觉得胆战心惊了。我在电影里看到土改时斗地主有这一幕，周大同怎么也不可能等同于地主吧？
这时，我看到周大同在瑟瑟发抖，样子非常可怜。忽然我想哭，心很疼。我一下子想起了我爸爸，他一定也经历过这种突如其来的心灵打击……又有一天，田岔子分场的张正清场长被叫到前锋大队“下楼”（他原是该大队干部），通知林场知青参加。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张正清弯下了腰。我远远看见工作组组长把林场一个最漂亮的姑娘叫到身边说了几句，接着就见她上得台去，义愤填膺地说了几句不得要领的批判语，那意思是说“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知识青年绝不答应，你休想把我们带到邪路上去！”
万没想到的是，就在张正清场长抬起身子回答她的问话时，冷不丁地她一扬手，手臂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啪的一声，一记耳巴子重重地扇在张正清的脸上。我几乎是随着那一声响，本能地捂住了自己的脸，我相信我此刻的脸一定因为别人挨这一记重击而变得通红。
我的心开始发抖。一是张正清场长是个好人，我在为他痛心。二是大打出手的她，是我心仪已久的姑娘，我暗恋她，崇拜她，她在我心中是绝对完美的，这一记耳巴子打坏了她的形象，打碎了我的心……事后我老想，工作组组长到底向她说了什么？她出身豪门，资本家的女儿，大家闺秀，美貌出众，工作组组长有意“抬举”她，让她在“风尖浪口”表现一下。而她是一个听话的却又没有多少独立思想的人，也许一句“看你的了”就足以暗示她产生过激的行为，作为“黑五类”子女，她也要做给组织看啊！事隔多年后我拿这事问过她，她矢口否认说我瞎编，可见这于她是没有印象的。而对于我，心中的偶像，暗恋的情人，她手臂那一道美丽的弧线，永远铭刻在我心上了。
这还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政治运动就扭曲了人们的命运，扭曲了人们的灵魂。
1966年2月10日晚上，我接到爸爸的一封紧急信件，说奶奶病了，要我火速赶回重庆。连夜把紧急信件送上山的干部拿出了我爸爸写给公社党组织的信，另有一封云南发给重庆我奶奶的电报。
我一看，顿时天旋地转，瘫软在地-电报说，宋晓慧同志（我二姐）已于2月5日死于云南东川的大地震（她当时在东川小江农场任技术员）。
第二天，我在摇晃的返渝汽车上神情恍惚。车上，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一首诗。今天我又翻看它，真该为当时扭曲的心灵而深深忏悔：
姐姐，你睡吧姐姐，你睡吧！
还有什么事儿心中挂？
只要我当弟弟的力所能及，我一定给你作解答。
是不是穷白没抛掉？
是不是理想未到达？
这个你千万放下心，几辈辈以后保证是个新中华。
……
我失去了最最爱我的胞姐，我恨云南，我恨东川，我恨支边，我恨上山下乡。我心里这么想，可笔下敢写吗？我不能原谅自己的是，什么时候了？什么样的心境下？我居然“化悲痛为力量”，大写特写“革命打油诗”。
奶奶已经因悲伤倒床不起，爸爸不能赴云南奔丧，只能在家里点上两支蜡烛，为姐姐写了一张灵牌，他跪在前边，我跪在后面，重重地向姐姐灵位磕头。爸爸号啕大哭，打头捶胸，不能自已，我知道他在自责，他把自己认作是全家的“罪魁祸首”。
只待了一周，我就急急回到了林场。不少知青为了给我安慰，半道上来接我。可我“坚强”得像没事一样-我心里暗自说“我战胜了自己”，“我成熟了”。
呸！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洪波巨浪席卷全国，金水桥旁的喜泪，宝塔山上的霞光，引起了我们多少遐想。林场工作组根据中央文件撤走了，当权派“楼”没下完也只能靠边站，林场群龙无首，我和朱小容（男）几个“场委”挑起了领导的重担。当时全国就一个声音：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们要革命，但我们敢造反吗？不敢！我们有资格造反吗？没有。
我们是“黑五类”，谁给你造反的资格？
是一次意外的姐弟重逢，是一次红卫兵的“煽风点火”，彻底地改变了这一切。
我二姐晓慧去世后，我大姐晓鹓多次来信安慰我。当年父母离异后，我大姐随母亲到了北京，继父是高干，我大姐后来考进了北京师范学院。
“文革”开始了，大姐成为北京第三司令部的红卫兵，开始了全国的大串联-实则是一次免费的全国旅游。她从南京写信给我说：我又去了雨花台，这是你出生的地方，为了缅怀革命先烈，我已改名“丁烈”。我准备到延安、成都、重庆走一趟，最后到你们林场。
这封信在林场掀起了波澜，焕发了激情。我当即改名“宋红涛”，朱小容改名“朱向东”，林场也改名“红卫林场”，全林场期待着首都红卫兵的到来。
12月7日，大姐终于来了。我去垫江县车站接到她后，立即翻山越岭。30里山路真够受的，但穷乡僻壤的穷山恶水在京城之客看来，道道都是浑然天成的风景线。当天晚上，我们烧起篝火组织联欢，我大姐的才艺表演让大伙儿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第二天，我们原准备陪大姐游山玩水，看看林场全貌的，不想出现了意外-驻场干部从山下回场了。也许是他想在北京红卫兵面前摆摆谱，突然宣布开大会，不准游山玩水。
我们都傻了眼-公社派驻干部的命令谁敢不从？
我们问：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