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指出曹魏的“校事”是一种特别政治侦探机关。此制创于曹操。孙权在江南也曾效行，后来废止了；到孙皓时代，又恢复“校事”制。《吴志》里有许多关于“校事”制的材料，我钞在这里。
《陆凯传》（《吴志》十六）有陆凯谏孙皓二十事，其第十八事云：
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虽有吕壹钱钦，寻皆诛夷，以谢百姓。今复张立校曹，纵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
孙皓时代的“校事”制，《吴》书记载不详，仅有此条明说孙皓恢复孙权的校事制，又明说“校事吏，民之仇也”。故先列此条为孙吴“校事”制的总纲。此条说孙权时代的“校事”有吕壹钱钦两人。钱钦事似无可考。《吴志》记“校事”各条，都是吕壹的事。《顾雍传》又提及秦博，也无可考。
《孙权传》（《吴志》二）于赤乌元年（238年）记着：
初权信任“校事”吕壹。壹性苛惨，用法深刻。太子登数谏，权不纳。大臣由是莫敢言。后壹奸罪发露，伏诛。权引咎责躬，乃使中书郎表礼告谢诸大将，因问时事所当损益。礼还，复有诏责数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曰：
袁礼还，云与子瑜（瑾）子山（骘）义封（然）定公相见，并以时事当有所先后，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陈，悉推之伯言（陆逊）承明（潘浚）。伯言承明见礼，泣涕恳恻，辞旨辛苦，至乃怀执危怖，有不自安之心。闻此怅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圣人能无过行，明者能自见耳。人之举厝，何能悉中？独当己有以伤拒众意，忽不自觉，故诸君有嫌难耳。不尔，何缘乃至于此乎？自孤兴军五十年，所赋役，凡百皆出于民。天下未定，孽类犹存；士民勤苦，诚所贯知。然劳百姓不得已耳。与诸君从事，自少至长，发有二色，以谓表里足以明露，公私分计足用相保，尽言直谏，所望诸君。拾遗补阙，孤亦望之。诸君与孤从事，虽君臣义存，犹谓骨肉不复是过。荣福喜戚相与共之。忠不匿情，智无遗计。事统是非，诸君岂得从容而已哉？同船济水，将谁与易？齐桓，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尝不叹，有过，未尝不谏。谏而不得，终谏不止。今孤自省无桓公之德，而诸君谏诤未出于口，仍执嫌难。以此言之，孤于齐桓良优，未知诸君于管子何如耳！
久不相见，因事当笑，共定大业，整齐天下，当复有谁？凡百事要，所当损益，乐闻异计，匡所不逮。
此段文字可以使我们想像当日“吕壹事件”的严重。吕壹已死，孙权派袁礼去访问各大将，征求他们的意见，而各大将还不敢说话，都向兼掌民事的两位大臣（陆逊、潘浚）身上推托。孙权自己也感觉这情形的可虑，所以写这道恳切悔过的手诏给各大将。孙权肯这样自责，究竟不失为一个豪杰。
孙权手诏自责一件事，陆逊、潘浚、诸葛瑾三人传中都提及，也可见其重要性。今杂采各传所记“校事”吕壹的事迹，记在这里：
吕壹的本官是中书，“校事”是他的兼职。中书是君主的秘书。东汉自光武以后不设丞相，三公的地位虽高，而实权在尚书。曹操作丞相魏公魏王时，置秘书令丞，典尚书奏事，就把汉廷的尚书的实权拿过来，放在丞相之下了。曹丕做了皇帝，改秘书为中书，以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从此以后，中书遂成了要官。孙权虽有丞相，政权也在中书，这也是模仿魏制的一点。中书是君主的秘书省，当然对外面的将相有疑忌的态度。“校事”之制，是采取曹魏的“校事”官，而附属在中书。故《顾雍传》（《吴志》七）说：
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诸官府及州部文书。
《步骘传》（《志》七）也说：
中书吕壹典校文书，多所纠举。
《陆逊传》（《志》十三）也说：
中书典校吕壹窃弄权柄，擅作威福。
《是仪传》（《志》十七）称
典校郎吕壹。
但“校事”本是钞袭魏国的旧制，故吴人也往往省称此官为“校事”。故《孙权传》与《陆凯传》都称“校事”，《潘浚传》（《志》十六）也称：
校事吕壹操弄权柄。
总合以上各传看来，这个官的全名大概叫做“中书典校郎”，或称“典校诸官府及州部文书事”。省称为“校事”。
《诸葛恪传》（《志》十九）说：
孙权死后（252年），太子亮即位，恪更拜太傅。于是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
“校官”即是典校事的官。“视听”即是“校事”的工作，即是现代话的“侦探”。《资治通鉴》卷七十五记此事，“罢视听，息校官”下，胡三省注云：
吴主权置校官，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专任以为耳目。今“息校官”，即所谓“罢视听”也。
胡注是不错的。
《顾雍传》说：
雍代孙邵为丞相……久之，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诸官府及州部文书。壹等因此渐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诋，毁短大臣，排陷无辜。雍等皆见举白，用被谴让。
《潘浚传》（《志》十六）说：
时校事吕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顾雍，左将军朱据等，皆见禁止。
朱据“尚公主”，是孙权的女婿。吕壹可以攀倒顾雍朱据，可见他的威风真是无比的了。
顾雍一案的下落，详见《潘浚传》：
黄门侍郎谢厷语次问壹：“顾公事何如？”壹答：“不能佳。”厷又问：“若此公免退，谁当代之？”壹未答厷，厷曰：“得无潘太常得之乎？”（吴制，丞相之下即为太常。顾雍亦是由太常为丞相。）壹良久曰：“君语近之也。”厷谓曰：“潘太常常切齿于君，但道远无因耳（浚驻武昌）。今日代顾公，恐明日便击君矣。”壹大惧，遂解散雍事。
顾雍是文官作丞相，所以吕壹不怕他。潘浚有兵权，所以吕壹不愿意他来作丞相。浚传又说：
浚求朝，诣建业，欲尽辞极谏，至，闻太子登已数言之，而不见从。浚乃大请百寮，欲因会手刃杀壹，以身当之，为国除患。壹密闻知，称疾不行。浚乃进见，无不陈壹之奸也。由此壹宠渐衰，后遂诛戮。权引咎责躬，因诮让大巨，语在权传。
《陆逊传》（《志》十三）说：
时中书典校吕壹窃弄权柄，擅作威福。逊与太常潘浚同心忧之，言至流涕。后权诛壹，深以自责，语在权传。
这两个握兵权的大将都无法对付吕壹，只能“言至流涕”！
《是仪传》（《志》十七）记刁嘉一案：
典校郎吕壹诬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谤讪国政。权怒，收嘉系狱，悉验问时同坐人。皆怖畏壹，并言闻之。仪独云无闻。于是见穷结累日，诏旨转厉，群臣为之屏息。仪对曰，“今刀锯已在臣颈，臣何敢为嘉隐讳，自取夷灭……顾以闻知当有本末，据实答问。”辞不倾移。权遂舍之，嘉亦得免。
“谤讪国政”正是特别政治侦探的主要目标。
《是仪传》又说：
吕壹白将相大臣，或一人以罪闻者数四，独无以白仪。
这可见“校事”的工作是报告将相大臣的罪过。
《步骘传》（《志》七）说：
中书吕壹典校文书，多所纠举。骘（时为骠骑将军，都督西陵）上疏曰：“伏闻诸典校抉细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诬，趋欲陷人，以成威福。无罪无辜，横受大刑。使民跼天蹐地，谁不战慄……”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宫室百官动法列宿。若施政令钦顺时节，官得其人，则阴阳和平，七曜循度。至于今曰，官寮多阙，虽有大臣，复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无变？故频年枯旱，亢阳之应也。又嘉禾五年（236年）五月十四日，赤乌二年（239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动。地，阴类，臣之象。阴气盛，故动，臣下专政之故也。夫天地见异，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
又曰：“丞相顾雍，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浚，忧深责重，志在竭诚，夙夜兢兢，寝食不宁，念欲安国利民，建长久之计……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监其所司，责其成效，课其负殿。此二臣者，思虑不到则已，岂敢专擅威福欺负所天乎？”又曰：“县赏以显善，设刑以威奸，任贤而使能：审明于法术，则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办？何听而不闻？何视而不睹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经纬，如是，庶政岂不康哉？窃闻诸县，并有备吏，吏多民烦，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缘衔命，不务奉公，而作威福，无益视听，更为民害。愚以为可一切罢去。”权亦觉悟，遂诛吕壹。
步骘的奏疏使我们知道“校事”之制起于不信任将相大臣，所以要派“他官监其所司，责其成效，课其负殿”，内则丞相顾雍，外则陆逊潘浚，都受这种监视。此疏又可使我们知道“校事”的专员分布在各郡县，故说“诸县并有备吏……无益视听，更为民害”。“视听”就是“包打听”。
《孙权传》记吕壹被诛杀及孙权的责己手诏，都在赤乌元年（238年），故《资治通鉴》（卷七十四）记此两事也系在此年（即魏景初二年）但步骘疏中提到赤乌二年正月的两次地震，可见吕壹之死决不在赤乌元年，至早要移在赤乌二年正月以后。孙权诏中有“自孤兴军五十年”的话，孙权生于汉灵帝光和五年（182年）孙坚起兵讨董卓，那时孙权只九岁（190年）。孙策平定江东时，他十五岁（196年），作阳羡长；后来作奉义都尉，从孙策征刘勋，征黄祖，那时他十八岁（199年）。次年，孙策死了，他接他的事，那时他十九岁（200年）。就从他十五岁（196年）计算起，到赤乌二年（239年），也只有四十三年。（那时他五十八岁）。大概他从他父亲孙坚起兵时算起，才有“五十年”的约数。责己诏中提及潘浚，浚死在赤乌二年。故孙权杀吕壹，下诏自责，都在赤乌二年的下半。《孙权传》与《资治通鉴》都错了一年。
吕壹的倒败被杀，是由于朱据一案。《朱据传》（《志》十二）说：
黄龙元年（229年）权迁都建业，征据尚公主，拜左将军，封云阳侯……嘉禾中，始铸大钱，一当五百。后据部曲应受三万缗。工王遂诈而受之。典校吕壹疑据实取，考问主者，死于杖下。据哀其无辜，具棺敛之。壹又表据吏为据隐，故厚其殡。权数责问据，据无以自明，藉草待罪。数月，典军吏刘助觉言王遂所取。权大感寤，曰，“朱据（他的女婿）见枉，况吏民乎？”乃穷治壹罪。赏助百万。
《顾雍传》记吕壹的下场情形如下：
后壹奸罪发露，收系廷尉。雍往断狱，壹以囚见。雍和颜色，问其辞状。临出。又谓壹曰，“君意得无欲有所道？”壹叩头无言。
时尚书郎怀叙面詈辱壹。雍责叙曰，“官有正法，何至于此？”（顾雍死在赤乌六年十一月。）
《阚泽传》（《志》八）说：
初以吕壹奸罪发闻，有司穷治，奏以大辟。或以为宜加焚裂，用彰元恶。权以访泽，泽曰，“盛明之世不宜复有此刑。”权从之。
吕壹死在赤乌二年（239年）。此后十多年中，“校事”制还继续存在。直到孙权死后（252年），诸葛恪当政，才“罢视听，息校官”。废止十二年之后，孙皓即位（264年），又恢复“校事”制。
（原载于1947年2月12日《大公报·文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