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活经验
当1918年左右一个电车司机每月可得五十元薪水，每年有三次赏金，每次大约五十乃至百元。一位少尉的俸给，不过四十余元，还要扣除种种衣服交际费用。而许多暴发户一席小小宴会，可以化到千元以上。旅馆酒食，可以随便五百元一给。军官学校招考学生，从前应试者每超过定额一倍有余，至此乃不足额数。有一位军官学校的教育长真崎他先前抱着旧式的忠君爱国思想，来教导学生，却感觉得学生的风气信仰、与昔时完全不同。他们对于社会财富的不平，已起一种激烈的反抗。使真崎不禁想到当年未开国时代朴质的黄金世界。同时田中陆军大臣时因为大战后官长须与社会多方面接近，所以陆军大学添了社会学的功课，马克思资本论也做了日本青年官长的参考。
2.新兵器
日俄战争时代的青年官长除了五响毛瑟七五轻炮以外没有用过别种武器。每分钟六百发的机关枪，战时只有骑兵才有。这一群青年官长，现在多到了中上级将官职位，欧战以后，新兵器逐渐发展，但种类既繁，除了专门研究者以外，高级官长不能一一的研究。所以新式有效的武器使法，下级官明白，上级官倒糊涂。所以石原在大佐时代，就道“现在将官没有人懂得战术”。这在精神军纪上就发生了不良影响。
3.传统的习惯与教育
陆军创造者山县既是元老，又是军人，又是政治家，他时时汲引军人的后进来做他的继承者，于是有桂——寺内——田中——宇垣这辈军人政治家，而陆军大臣可以不经总理直接上奏天皇，又在政治里立了一个军阀不败的基础。青年军人以先辈为模范者，当然喜谈政治。但他们的根本教育却是德国式的严格的阶级教育，对于社会少所接触——有一群野心家企图利用三百万在乡军人做政治的活动的基础结果失败——可是从田中当陆军大臣时，主张开放教育以还，譬如一个年轻的乡下人猝然到了都市一般。件件都是新奇，种种可以诱惑。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
4.爆发的原动
陆军在征兵制之下所征集的大多数国民为农民，而近代日本农民的困苦不是熟读资本论者所能想象，在都市生活中看见十几个钟点的劳动者，就对他同情，但这个被同情者，还是日本农民认为可羡慕的。这种农民的痛苦也非政党中人所能了解。（民政党的选举在都市，政友会的选举基础在地方，但它的目的在将地方事业化）倒是，由新兵而转入于青年官长的意识中，以1931年间的中级官长而言，正是直接从大战后思想动摇的过程中过来的。当时军官靴上带着马刺去坐电车，有人说讥笑他“坐电车何必带马刺”。
诸如此类的事情，使日本军人深深受了社会的侮辱。所以对于财阀，对于政党，就发生了一种不可解的仇恨。就动机来说，指日本军人是侵略主义者有一半是冤枉的。他们希望的是内政改革。并不一定是对外侵略。不过财阀外交家所主张的和平通商，他们却是反对罢了。凡知道日本内情的事，就知道满洲事变前日本就有两度的武力改革运动。名为十月事件2，与三月事件。1931年9月26日，（满洲事变后七日）所发的关东军，军官秘密通告中间有“以决死态度辅佐长官”之语。“即要挟与威胁之意”用的却是支部名义。无疑的这个秘密结社会的本部，是在东京。28日参谋总长退职，（这尚有许多传说现不录）用真崎为参谋次长，而戴皇族为总长。所以日本军人先是烦闷，后乃诱惑，但几度烦闷的解决法多是失败了。
5.许多煽动家
欧战以后军事上的专门学问已经足够年青官长一生研究。陆军大学的社会学，经济学，当然不过一个大概。而天生性急的日本青年官长，正当烦闷时候，当然只求转变少所判断，这时候，就出了无数的煽动家。按日本政治史上遗传下来的一种产物，即所谓浪人（没有一定职业，而有时可与政治要人发生直接关系）。最不可解的，是有一位浪人，名叫北。主张天皇下戒严令，同时停止宪法三年，却又要召集五十位辅弼大臣。没收一切财阀财产，而私有财产又可以百万元为度。并以在乡军人三百万名组织政党。
这种儿戏的革命办法，竟为日本青年军官，奉为神圣教典。可是这位假英雄，住了人家巨大华奢的住宅。而当五月五日东京暴动时，青年军人在偕行社——即官长俱乐部——召集会议，他避开不敢出面。到二月十六日事件发生后他还打电话鼓励暴动的军人，叫他们不服从劝告。这人现在处刑了。这类煽动家各走各路。正式团结不起来。军人受煽动而表现出来的事实第一次想在议会中投炸弹，藉此实行戒严，解散议会——这是一个高级军官所计划——结果被警察发觉。第二次是假造高贵人的命令，令近卫第一师团出动——这是下级军官计划的——结果被长官所发觉。第三次是青年候补生刺杀总理犬养，袭击警察局。第四次是近卫师团并第一团的第三联队暴动，占领了东京中心的一区。刺杀斋藤、高桥，即所谓二月二十六日的暴动。所以日本军官的思想远不是日俄战争时代那样单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