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立脚在理论和历史两个重要的问题上面的人，我们一切的批评，只有事事根据事实，事事根据理论，我们不晓得有恩怨，不晓得有私交，不晓得有客气。我在日本有不少的挚友，不少的先辈，或者可以说，我之社会生活，在日本还多过在中国罢。但是我们到得立脚在评论国事的时候，我们不能管那些，我们只有说明事实，阐发主义。
田中大将也要算是一个很熟的朋友了，他的幕僚部下当中，更有不少的至交。我在未批评他们之先，我想附带讲一句话，就是希望他们看见了这一篇文字之后，要深刻地反省，要晓得我的叙述和批评，是顾不得世俗之所谓客气的。
民国二年的春天，总理中山先生特地访问日本，那时我随从总理做秘书，在日本六十天的时间中，一切演讲、宴会、访问、交涉，事事参与，那时一切经过，我至今还是很详细记忆着。因为那一回每事都是我做翻译，每一件事都有听两次说两次的机会。以后关于日本的交涉，总理常常命我去办，却是每一件事只有听一回说一回的机会，记忆反而减少了。
那一年在东京四十天的当中，最值得我们记忆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中山先生和桂太郎公爵的会见。桂太郎这一个人，大家都晓得，他是日本军人政治家当中，最有能力而当权最久的一个人。
日本自有内阁制度以来，没有他做总理那样久的。伊藤博文组阁三次，总共不过六年十个月，他也组阁三次，却有了七年十个月之久。他第一次组阁，是明治三十四年六月到三十八年十二月。在这几年当权的当中，他所干的两件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日英同盟和日俄战争。从外交史上看，大家都晓得英国是标榜“荣誉孤立”的，在百年以来，英国没有和任何国家缔结过同盟。这一次把百年政策之一的“荣誉孤立”抛弃了。和日本联盟，这自然是他认为有民族兴衰、国家存亡的大关系，才肯出此的。至于日本，以一个东方新兴的国家，才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面，解放了不过十年，便和世界第一个强大的帝国结成攻守同盟，造成他战败世界第一大陆国家的历史，这真是日本民族最大的奋斗成功。不特此也，这一件大事，可以说把全世界都整个推动了。由日本战胜的结果，打破了东方民族不能战胜西方民族的催眠术。全东方的民族，都活泼地动作起来，世界民族革命的新潮，从此开始。因为俄国战败的结果，才造成英法协商和三国协商，继续五年死亡二千万的世界大战，以及俄、德、奥、土四大帝国的倒塌，都由此而起。无论是非如何，桂太郎这第一次登台四年零七个月当中的成绩，的确要算是世界史上空前的伟观了。
桂太郎的事迹，世间所知者大都如此。而不晓得他在日俄战争之后的计划，更属可惊。他的高识远见和通权达变，的确不是日本现在一切政治当局所能望其项背的。在中国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他特意派人对中山先生表示亲近的意思。及中山先生到了日本之后，那时他正是第三次组阁的时候，他特意约中山先生密谈两次。这两次密谈的当中，他和中山先生都可算是尽倾肺腑的了。而自此以后，桂太郎之佩服中山先生和中山先生之佩服桂太郎，可到了极点。两人之互相期望，也到了极度。桂太郎死后，中山先生叹气说：“日本现在更没有一个足与共天下事的政治家，东方大局的转移，更无可望于现在的日本了。”当桂太郎临死的时候，他对在旁视疾的最亲信的人说：“不能倒袁扶孙，成就东方民族独立的大计，是我平生的遗恨。”由这两个人的感情上，大家总可以了解，桂太郎的心胸和气魄了。何以一个帝国的大军阀领袖，一个民国开国的革命领袖；一个军国主义的权化，一个三民主义的宗师，会如此互相谅解呢？他们两人的互谅和互信，不是在学术思想上，不是在国家思想上，而是在以东方民族复兴为根据的世界政略上。桂太郎和中山先生密谈，前后约计十五六小时，桂太郎的话的要点，我可以记出来：
在清政府的时代，东方的危险，固然到了极点，同时失望也到了极点。那样腐败的朝廷和政府，哪里还可以有存立发展的希望。而西方的努力尤其是军国主义大陆国的俄国，以最强的武力从北方压迫下来，海上霸王的英国，以最大的经济力从南方压迫上来。这个时候的日本，除了努力图自存而外，更无他道。而自存的方法，断不能同时抗拒英俄。幸而英俄两国，在亚洲的地位，立在极端冲突的地位，使我得以利用英俄的冲突，和英国联盟，居然侥幸把俄国打败了。
俄国这一个敌人，不是东方最大的敌人，而是最急的敌人。打败了俄国，急是救了，以后的东方，便会变成英国的独霸。英国的海军力，绝非日本之所能敌，而英国的经济力，绝非日本之所能望其项背。我在日俄未战之先，极力想法造成日英同盟。现在日俄战争的结果既已分明，而日英同盟的效用，完全终了。此后日本绝不能联英，而英国更不用联日。在太平洋上，英日两国，完全立于敌对地位。此后日本唯一之生路，东方民族唯一之生路，唯有极力遮断英俄的联结，而且尽力联德，以日德同盟继日英同盟之后，以对英作战，继对俄作战之后，必须打倒英国的霸权，而后东方乃得安枕，而后日本乃有生命。此生命问题，非独日本，从鞑靼海峡到太平洋，全部东方民族的运命，皆以此计划的成败而决。现今世界只有三个问题，土耳其、印度、中国是也。
此三国皆在英国武力与经济力压迫之下。然而只须解除其武力的压迫，则经济力之压迫，完全不成问题。盖此三国皆真可以成最富的生产国之要素，此三国皆不能为日本助。中国有可以为日本助之道，而此数十年来，内政既不修明，利权复任意放弃，且持其远交近攻之策以临日本。中日之战，中国如强，则绝不会有日俄之战。中国若强，则应为中日俄之战，或中俄之战，而不致以此牺牲，归之日本，我可断言。此两战者，日本不过以人民死生拼国家存亡，岂足以言侵略。若中国不强，而甘受欧洲的侵略，且将陷日本于危亡，是可恨耳。
我有鉴于此，故前年有俄都之行。余之赴俄，世间谓余将作日俄同盟。余诚欲修好于俄，然同盟何能成，成又有何用。我所计划者乃是日德同盟。我因既不能以此事假手于人又不敢往德国，惹人注意，故与德政府约在俄都讨论政策，乃刚到俄都，先帝病驾，速以急电催回，事遂一停至今，真是一个绝大恨事。但我一日握政权，终必做成此举。此为余之最大秘密，亦为日本之最大秘密。倘此事有半点泄漏，日本将立于最不利的境地。在日德同盟未成之时而英国以全力来对付，日本实不能当。我刚才听见先生所论、所劝告日本之策略，不期正为我志。我在日本国内，从不曾得到一个同志，了解我的政策。今日得闻先生之说，真大喜欲狂。中国有一孙先生，今后可以无忧。今后惟望我两人互相信托以达此目的，造成中日土德奥的同盟，以解印度问题。印度问题一解决，则全世界有色人种皆得苏生。日本得成此功绩，决不愁此后无移民贸易地，决不作侵略中国的拙策。对大陆得绝对的保障而以全力发展于美澳，才是日本民族生存发展的正路。大陆的发展，是中国的责任。中日两国联好，可保东半球的和平，中日土德奥联好，可保世界的和平，此惟在吾两人今后的努力如何耳。
现在中国的境遇如此，国力又不堪用，先生的羽翼又未成。刚才所云助袁执政云云，以我所见，袁终非民国忠实的政治家，终为民国之敌，为先生之敌，然今日与之争殊无益而有损。如先生所言，目前以全力造成中国铁道干线，此实最要的企图。铁道干线成，先生便可再起执政权，我必定以全力助先生。现今世界中，足以抗英帝国而倒之者，只有我与先生与德皇三人而已。
这一件事，在政治道德上，中山先生和我始终守着秘密。直到桂太郎死，欧战发生，日本对德宣战，先生才对亲信的同志谈过。我们把桂太郎的话看看，再把欧战前后的事情想一想，假若桂太郎不死，东方的局面，可说绝对不是今天这样的。现在日本这一般政治当局，无论是政府的大臣，是政党的领袖，都是些随波逐流，没气力、没志气、没计划的普通政客。一天到晚，只把如何取得政权、如何保持政权作成唯一的目的。日本民族的将来，东方的将来，世界的将来，他们绝没作过打算。政治人才拂底的日本，前途的确是可危极了。至于中国今天在政治上的人们，或是永不读书，或是读一句书，喊一句口号。政治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业，又岂是这样所能成的，真可叹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