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1891~1949），原名良弼，字选堂，号天仇，后改名传贤、字季陶。籍贯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中国政治家、中国国民党元老之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研究者之一，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
1905年，戴季陶去日本留学，进法政大学，四年后回国。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民权报》，后任孙中山秘书，并受命进行二次革命的军事联络活动。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1916年，戴季陶随孙中山回国。次年由上海去广东任大元帅府秘书长。五四运动时期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并且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的伦理问题，并参加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4年1月，戴季陶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5月，黄埔军校成立，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1924年11月，他随孙中山北上。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他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歪曲和篡改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形成了所谓戴季陶主义，为国民党右派蒋介石等人篡夺革命领导权提供理论根据。1926年，他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后来任司中华民国考试院长达二十年。
戴季陶早年留学日本，并曾长期旅日，曾协助绝对劣势的日本自民党党魁参加首相竞选，几乎成功；他潜心深入研究日本，被日本学者称为中国近代“知日三白眉”之一。“九一八”事变后，戴季陶曾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交委员会主任，斡旋于国联各国之间希图解决中日问题。
戴季陶写《日本论》与自身在日本的经历和整个时代背景有直接关系。戴季陶为孙中山做了十几年的秘书，孙中山访问日本的会见和演说都是由他担任翻译，孙中山与桂太郎等人的密谈，戴季陶也亲自参与，这些都为他研究日本打下基础。戴季陶在日本朝野上下都有朋友，随同孙中山访日期间，他对这些人进行劝导，希望能转变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发生后，孙中山派戴季陶到日本，调查日本政界对此事的态度，他到了日本之后接触到了一些日本陆军和海军将领，并在后来的《日本论》中进行了论述。
当时整个的时代背景是，国内国共合作因为国民党的反共暴行宣告破裂。1926年，国民党军开始北伐，并且把国民政府从广州迁至武汉。北伐在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国民党内部出现问题，蒋介石和汪精卫就革命方针产生了严重的对立。随后，国民党派遣戴季陶去日本，这次他会见了日本政坛元老西园寺公望，表明中国革命的目的。随后，蒋介石率兵从津浦路方向北伐，逼军阀张宗昌、孙传芳败退至山东、江苏省。日本在山东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有经济利益，为保护自己的特殊利益，日本以保护日侨的名义出兵山东。北京政府照会日本驻华使馆，认为“在鲁外侨从未受丝毫影响，殊无派兵保护之必要。此次贵国政府不先征求中国政府同意，突然派兵来青岛，且欲相机赴济南，不能不认为违背条约，侵犯主权之行动”。要求日本迅速中止派兵赴青岛，但是日本却对此置之不理。
中国逐渐落后于日本，日本不断觊觎中国的国土和资源。中日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的屈辱，刺激了戴季陶研究日本振兴中华的愿望。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的不断强盛，以及类似出兵山东事件的不断发生，更加促使了戴季陶研究日本，以此来解决国家的一些问题和引起国人迫切关注日本的态度。于是戴季陶从历史、政治、哲学、风俗等多方面研究日本，用自己的思考和评判剖析日本、探寻日本文化的本质，并且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进行深刻的分析。
1928年，《日本论》一书出版，全书文笔流畅、语言平实，对日本的理解深厚精粹，没有学术研究的生涩、艰深，它被视为研究日本的一本重要著作。即使在今天，《日本论》也是介绍日本的书中写得最好最深刻的一本，是中国人认识日本的第一书。即使今天读《日本论》，对于我们认识日本的国情、民族性格及其风俗习惯仍有一定的帮助，对我们了解近代中日关系会有很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