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大约7时吃晚饭，春、秋、冬3季仍在居仁堂，夏季改在稻香村这是一个能够放眼观赏中南海内景致的所在，房子上面铺着稻草，门口挂着葫芦，似乎带着一些农村风味，冬天有时也在这里吃烤肉赏雪，跟他外出游园散步的人们，也就和他一起同吃晚饭。星期日的晚饭，就和平常日子不一样了。这天晚上是全家在一起吃的，我娘也来。除了大厨房供应的菜以外，各房姨太太也都带来各房自做的拿手好菜。有的时候还叫外面饭馆的厨师前来做菜，如烤全羊、烤小猪、烤鸭……等等。烤全羊是叫前门外正阳楼的厨师来做的。星期日吃饭的时候，他的神情不像平时那样严肃。他和全家随意说笑，也和小弟弟、小妹妹们逗着玩。这时，哥哥们也都“解放”了，也敢参加说笑，一改他们平常那种畏惧拘谨的不自然神态。他每晚9时归寝，在“上来”的时候，当差的必先高声报告：“总统上来啦！”然后他就用和早上“下去”时同样的“仪注”，上楼就寝。
我父亲夜间休息，并不到各姨太太房里去，而是姨太太轮流去“值宿”。轮到哪一个姨太太当值的时候，就由她本房的女佣人、丫头们把她的卧具和零星用具搬到居仁堂楼上东间我父亲的卧室里去。那时大、二、三3个姨太太都已经不和他同居了，轮值的只有五、六、八、九4个姨太太。这4个姨太太，每人轮流值1个星期。其中只有九姨太太由于年纪轻，有时伺候得不如他的意，因而还不到1个星期，我父亲就让她搬了回去，另行调换别的姨太太。
他在夜间休息的时候，虽是采取姨太太轮流值宿的办法，但一到第二天早晨却依然要五姨太太到他身边来伺候一切。当然，五姨太太值宿时，就接着在他身边伺候了。这位五姨太太平时对人极为严肃，但是每天早晨见到我父亲的时候，却总是笑吟吟地叫一声“大人”，然后再去招呼我父亲的吃穿一切。其他的几个小些的姨太太也同样称呼我父亲为“大人”，也同样地照料我父亲穿衣、吃饭以及其他琐事，却不能像五姨太太那样合他的意。此外，他许可在他身边伺候的，还有几个扬州籍的丫头。因此，有关他惹花拈草的行为，就风言风语地传了出来。但以事涉猥亵，这里不多谈。
在中南海，除了我娘于氏个人有一个厨房外，我父亲和所有姨太太们、少奶奶们的饭食，都有一个大厨房供应。为了分清内外界限，大厨房设了几个转桶。每当早、午、晚开饭、开点心的时候，就由各房“跑上房的”拿着提盒到大厨房说明取哪一房的饭食、点心，大厨房的人们就把应该供应那一房的东西，放在转桶里转出来，然后再由他们用提盒提回去。各房的午饭、晚饭都是4菜1汤。各个姨太太又各自有自己的小厨房，做菜的都是各房的女佣人。当各房的小弟弟、小妹妹生日的时候，照例头一天吃饺子，当天吃面炸酱、打卤两种。包饺子的办法是：由大厨房将面和馅送到一间指定的大屋子里，由各房女佣人前来包好拿走，自行煮食。当我父亲看到饭桌上摆上饺子或是卤、酱时，必要问一句：“这是谁的生日啊？”
当时除了大厨房以外，还另有西餐厨房。但是我父亲只爱吃西餐厨师做的洋点心，并不喜欢吃什么西菜，也不喜欢用什么刀叉。有的时候让做鲍鱼汤，都叫西餐厨房用菜碗盛来喝，既不用汤盘，也不用汤匙。这个西餐厨房，我父亲很少用它，倒是我大哥、二哥请客时还用得多一些。
穿戴装束和习惯嗜好
我父亲的起居饮食，固然有一套刻板的方式，就是他的装束、习惯、嗜好，也同样是一成不变的。他在前清做官的时候，除了上朝要穿袍褂以外，到家就换上黑色制服。他这种喜欢穿着短装的习惯早已形成，在彰德隐居时是如此，在中南海的时候也是如此，洪宪帝制时期也未改变，只有在祭祀祖先的时候改穿袍子、马褂。他在夏天穿一套羽纱制服，冬天换穿黑呢制服。制服的样式都是矮立领，4个暗兜。他所戴的帽子，夏天是“巴拿马”草帽，冬天是四周吊着貂皮、中间露出黑绒平顶的黑绒皮帽。帽子前面正中镶着1块宝石。他所穿的鞋，夏天是黑色皮鞋，冬天是黑色短筒皮靴。靴内衬有羊皮，靴的两旁嵌有两块马蹄形的松紧带。他由于有轻微的风寒病，所以不愿意穿新做的皮鞋、皮靴。他是从来不穿绸衣服的。他的衬衣裤夏天是洋纱小裤褂，到了严冬天气，除了绒小裤褂以外，外穿厚驼绒坎肩1件，厚毛线对襟上衣1件，皮小袄1件，厚毛绒裤1条。这时外面的黑呢制服也就换成皮的了。不论吃点心还是吃饭，他都是穿着整整齐齐。居仁堂内烧有暖气，温度本来很高，他又穿着这么多的衣服，自然遍体出汗。因此，在吃完东西以后，往往是腾腾的热气笼罩了他的头部，那样子，好像是刚从浴室里出来似的。
他沿着上嘴唇留着沿口胡子，胡子末梢都突过嘴唇。他吃东西的速度比一般人都快，用大海碗吃面条，几口就可以吃完。他在喝汤或喝稀饭的时候，往往弄得胡子、衣服都沾上汁沥。他又从不用手绢，遇着他擦鼻涕的时候，如果无人在旁伺候，他就用袖子一擦了事。所以，他的衣服上就有很多这些东西的痕迹，看起来很不雅观。为了他的仪容，姨太太们就得把毛巾沾湿，帮他擦拭干净，他自己从不动手的。他比大家吃得快，吃完了有时就和大家谈些闲话，说笑一会。等到大家都吃完了，他才站起来。有时候就一会儿也不等，吃完以后，立刻就走。
他所住的居仁堂，是安装着卫生设备的，但是他除了每年过年时洗一次澡以外，其余时间从不洗澡。每到炎夏酷暑，汗自然很多，他却从不自己洗，而是让姨太太们给他擦背，就是他的下身也同样是让她们给擦的。他也从不用洋恭桶，却用一个定做的木马桶。这个马桶比一般的要高，他坐在上面，就仿佛坐在一个凳子上似的。
有一次，我问他：“爸爸，为什么不上澡房去？”他笑着回答说：“那个味儿不好。”澡房里的恭桶可以抽水，他反认为气味不好，用马桶却认为没有气味，这真是奇怪的逻辑。
他平时不喝酒，只是逢年过节喝点绍兴酒。他嘴里经常衔着雪茄烟，却从来不抽水烟、旱烟、香烟。特别是鸦片烟，那真是他深恶痛绝的东西。他在小站练兵时，有一天独自一人出外巡查，恰恰在一个营盘里发现了一个小军官在偷偷地抽鸦片烟。这个小军官一见我父亲闯了进来，手里的烟枪没有来得及放下，吓得浑身发抖，立刻翻身下地，跪着求饶。我父亲顿时大怒，亲自用腰刀把他的首级割了下来。可我们家里，大姨太太、三姨太太、二哥、三哥等，后来都抽上了瘾。但这些人都是偷偷地抽，绝不敢让他知道一点风声。外间传说他有“阿芙蓉”癖，有的小说甚至还说他每顿要抽8口神仙烟，那实在是无稽之谈。他爱吃药，中药是参茸等滋补之品。他常常一把一把地将人参、鹿茸放在嘴里嚼着吃。西药只吃苏打片之类帮助消化之药。此外，当时还雇用着两个奶妈，他每天就吃这两个奶妈挤出的奶。就中医的医理说来，人参、鹿茸、人奶，都是热性的补品，他却成年累月地在吃，日子长了，是不会不影响他的健康的。
他喜欢缠足的女人，他所娶的太太和姨太太，除了朝鲜籍的二、三、四姨太太是天足外，其余都是缠足的。特别是他喜爱的五姨太太，其得宠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她有一双缠得很小的“金莲”。二、三、四姨太太都是天足，她们嫁到我们家里的时候，又都已经成年，要想缠足已经不行了，只得仿照从前京剧中的花旦、武旦角色“踩寸子”的办法，做出缠足的样子来取悦于他。其中，四姨太太死在他直隶总督任上，算是少受了一些罪，二、三两位姨太太，却一直到他死，双足才得离开“寸子”。但是，她们刚刚离开“寸子”的时候，却反而不会走路了。
封建家规
我父亲整个家庭的家务，主要是由被他宠爱的某个姨太太来经管的。至于我娘于氏，只是个主妇“牌位”，当然很少过问家务。就是他自己也同样是很少过问的。经管家务的姨太太，每每狐假虎威擅权凌虐他人，但是身受其害的人们，却由于我父亲在给她撑腰而不敢抗拒，不敢声张。
我父亲规定了这样一个家规：新进门的姨太太要服从早进门的姨太太的管束，所有礼法仪节、起居言谈，都要有老的随时教导指点，新的丝毫不得违拗。所谓早进门的，老的姨太太，实际上就是那个管家的姨太太。前一阶段时间里大姨太太对二、三、四3个姨太太的管教，以及后一阶段时间里五姨太太对六、八、九3个姨太太的管教，都是依照我父亲定的这个家规来办事的。
大姨太太由于骤然间来了3个对手，要分享我父亲对她的宠爱，当然内心很有些醋意。因此，她表面上说是教导和管束她们，实际上却是借着“教规矩”的名义来虐待她们。这3个朝鲜籍的姨太太一旦来到我们这样一个陌生的封建家庭里，说话既不利落，又不懂得那一套封建礼法，自然就给了大姨太太很多借口。因此，大姨太太便乘我父亲不在家的机会，常常无事生非，非打即骂，有的时候甚至还罚她们跪砖头。我母亲左腿的残疾就是我父亲所定的这个家规的后果。
按说，几个人被责打得那么厉害，我父亲不可能听不到一点半点，可是他却认为他所定的家规是不能改变的。因此，五姨太太也就仍然能假借家规的名义，以教导和指点为名，对于六、八、九3个姨太太非打即骂，特别是九姨太太年纪轻，进门的日子浅，又不懂得什么规矩礼节，所以，她遭受五姨太太的虐待也就最厉害。有一次，五姨太太竟然把她的头打破了。
我父亲在处理家务的时候，还出现过这样不合理的情况。有一次，我在专馆里把石笔研成粉末，先撒在讲桌下面，使得前来上课的董老师当场滑倒，这种不尊敬老师的行为，本来是极其严重的。但是，我父亲听到五姨太太的报告后，只把我叫了过去，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你要是不好好念书，以后就不给你饭吃！”这个时候我母亲也得到了这个消息，便把我叫回自己屋里，重重地责打起来。我父亲不但不认为她管教自己的女儿是正当的，反而很严肃地向她说：“以后你再敢这样打她，我也照样打你。”
我父亲对于儿女的管教，虽是比较马虎，但他对于所谓“男女之防”，还是非常重视的。他的几个姨太太和一切儿女，在进入了中南海以后，他从不让再出中南海的大门。由于二姐和我多次要求大哥带我们出去玩一趟，大哥无法，才偷偷地把我们带到他在外边的住处——锡拉胡同去了一趟。我们这绝无仅有的一次外出，往返所坐的汽车，是撂下车帘的。在大哥那里听京剧名艺人王瑶卿、王蕙芳等人的清唱，也是隔屋子听的。这固然都是大哥的安排，但由此可以看出我父亲家规的严厉。就是在彰德老家、在中南海内，他也不准我们任意闲步。二姐和我要从所住的居仁堂到我娘所住的福禄居去，一来一往，都必须坐人力车。这个人力车，无论冬夏都支着篷，我们坐上去以后，还必须放下车帘。伺候我们这些人的，也只有丫头和老妈，我们所见到的男性，除了自己家里的兄弟以外，就只有一些跑上房的男孩子。这和清宫里除了太监以外看不到别的男性的情况，又有什么区别呢！
除此之外，我父亲还在家庭里的称呼方面以及区别姨太太的身份方面，都仍然沿袭着我们袁家的一些不成文的传统家规。比如说：我们兄弟姐妹们对大夫人都叫“娘”，对自己的生母叫“妈”，对别的姨太太就在“妈”前面冠一个数目字，如五姨太太称为“五妈”。对大姨太太叫“亲妈”是例外，但那是经我父亲特许的。对那没有生过子女的，就冠上她的本姓，称为“姑娘”，如“张姑娘”、“李姑娘”。姨太太对大夫人叫“太太”。大夫人对姨太太也是冠上一个数目字，如六姨太太就叫做“六姨太”；对那些还没生育儿女的，也是冠上她的本姓，叫做“×姑娘”，在生了儿女以后，才称做“姨太太”。七姨太太是个例外，但那又是经过我父亲特许的。姨太太生了儿女，在满月时，由大夫人发给大红裙子和外褂。当我母亲生二哥克文的时候，由于我父亲准许把二哥过继给大姨太太，所以她们两人同时穿上了大红裙子和外褂。至于生了女儿的姨太太，就只能发给水红裙子和外褂。姨太太的娘家人，从来不准当作亲戚来往，就是有人来看望，也是把来人当作“下人”来看待的。
我父亲对待儿女的婚姻，当他和所谓知己之交在私室密谈时，往往一两句话就决定了儿女们的终身大事。例如像上面已经谈过的二姐和五哥的婚事，就是在他和端方密谈时定下的。虽然二姐对于这门亲事非常不满，可是又不敢向父亲说明。因此，有时她只好偷偷地哭泣。我父亲知道了以后心中不免后悔，但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女儿悔婚，后来二姐坚决悔婚，那是在我父亲死之后了。
我父亲对于儿女们的婚事，有时很明显地是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的。当然，他的所谓知己之交的朋友，其中的很多人都同样是大官僚，他们彼此之间结为儿女姻亲，不可讳言的是想在政治上帮助提携。他自己的九子克久聘定了黎元洪的女儿，以他向来的关系说来，无疑地是抱有政治上的目的的。另外他在做大总统的时候，还准备把我许配给清逊帝溥仪，他的这一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里谈一下我们家里关于这件事的一些反应以及我所表示的反抗。
关于我父亲是怎样向清室提出来的，我们事先都不知道。他向清室提出以后，有一天，大哥向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三妹，我把你送到宫里去当娘娘好不好？”我听了大为不满，哭闹起来，一直闹到我父亲的面前。我父亲问明情由，便把大哥说了一顿。后来，他见我一直还在哭闹，就又有意识地说了一句：“以后我非把你送礼不行。”我听了，更是不依，就哭着说：“我又不是家里的鼻烟壶，爱送给谁就送给谁。你要把我送礼，我死也不去。”说完以后，扭头就走向一旁，不停地哭泣着。我父亲听了反倒哈哈大笑起来。这个时候，九姨太太在旁边说：“你看她这个样子，孩子不听话还行吗？你还哈哈笑呢！”我父亲接着说道：“就为的是逗她那犯混的样子好玩。她理智高，斗志强，要是个男孩子就好了。我们家的男孩子，没有一个像她那样有勇气的！”当时五姨太太就说：“别的孩子都叫你给吓破了胆了，所以谁也不敢这样。你看她这样的不听话，谁将来娶了去，谁倒霉。”我父亲笑了起来，说：“那也不见得。”
我父亲在提出这门亲事的时候，已经是在自己决定要做皇帝之后了。他既不准备让溥仪复辟，当然他就没有必要在事先取得“国丈”的地位。那么，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可能是，他鉴于在清帝退位的时候自己玩的手段，很惹起一些皇族的不满。因而借此来缓和一下矛盾，从而使他们在自己称帝的时候，不至于公开表示异议。这件婚事最后没有成功，原因可能是清室不肯“俯就”，也可能是由于我的积极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