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去世
袁自南方独立，内政、外交、军事之纷扰，已昼夜焦虑，体力不支，帝制失败，更羞愤万状，迨其亲信川督陈宦、湘督汤芗铭反戈独立之报至，遂以忧愤死！遗令云：“民国成立，五载于兹。本大总统忝膺国民付托之重，徒以德薄能鲜，心余力拙，于救国救民之素愿，愧未能发摅万一。溯自就任以来，昼作夜息，殚勤擘画，虽国基未固，民困未苏，应革应兴，万端待理；而赖我官吏将士之力，得使各省秩序，粗就安宁，列强邦交，克臻辑治，抚衷稍慰，怀疚仍多。方期及时引退，得以休养林泉，遂我初服；不意感疾，寝至弥留。顾念国事至重，寄托必须得人，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本人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副总统忠厚仁明，必能宏济时艰，奠安大局，以补本大总统阙失，而慰全国人民之望。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军警士民，尤当共念国步艰难，维持秩序，力保治安，专以国家为重。昔人有言：‘惟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本大总统犹此志也。”
袁世凯去世后，继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前排右四）
与副总统冯国璋（前排右三）国务院总理段祺瑞（前排右五）等军政要员合影是令为袁氏左右所拟，希望推戴黎副总统继位，以便保留势位，实与袁氏无关。一年来轰动之帝制活剧，遂于此告终！
是役也，穷一国之力，以从事于不可得之数，身败名裂为天下笑戮，亦可哀矣！袁氏既死，本《约法》以副总统黎元洪为大总统，七日就职，民国虽复活，而北洋军人四分五裂，天下事益不可为矣！
“6月6日下午，政府公报发表：‘袁大总统于本日上午10时40分，以尿毒病薨逝，停柩居仁堂。遗令以副总统继位。’同日发表袁的遗令。”（《袁世凯演义》）
（第二节）身后之论评
袁世凯之大投机，辛亥革命造成其个人之野心与地位，癸丑之役，削平异己，于是即进而易共和为帝制，终于不蹶不止。论者谓袁氏称帝之罪小，而以金钱销铄人心之罪大，顾以金钱销铄人心，原欲达其称帝之目的，言虽近于倒果为因，然实为有识之士所深痛。盖袁氏倒行逆施，丧权辱国，竭全国之财源，以逞一人之物欲，固无论矣。至其坠国人之操守，使四维溃，嚣风张，民欲横决，隐患贻传，乃至开无穷之恶例，酿此后之凌夷，纪纲不振，积渐有自，太息痛恨，谁为桓灵乎？！
民国五年十二月，《申报》载辛博森《论中国退化之由来》，中有一节云：“溯自三年半以前，国会方始诞生之日，世人对于中国民主政治之前途，期望方殷，袁世凯竟利用签订善后大借款，得五强国之赞许，推倒国会之势力，而实行专制，此种外交，使中国政治趋于墨西哥之下！外人方鼓掌颂为明达者之所为，是何异授人以利刃，力辟所司之机关而使之运行耶？自一千八百六十年之祸作以来，外人绝未尝以明达之眼光观察中国，其待中国之淡漠残刻，殆无与为匹。迨中国共和成立，外人莞尔而笑，盖非以推倒腐朽之满清故，而实以中国抗御外入侵略之能力消灭故也。彼尝展示华人，苟中国得存立为国家，实惟幸事。”
其意盖指往日日本战费赔款之外，又益以庚子赔款之重负，使中国颠蹶若干时日不能振拔之目的已达，而袁氏所为，又皆为饮鸩止渴之自杀政策也。
袁氏与民国之关系綦大，其事业罪案，当时与盖棺后之论述甚多，洪宪帝制取消后，袁尚恋栈，各方劝退，冀免流血。伍廷芳致书袁氏，略云：
（上略）……试问袁大总统莅任四年，有何功德于民否？为何人民怨望若此？各省吏治未见整顿，仅于设官分治，稍事更张，并不实行德政，贪官污吏，依旧暴敛横征，只知募债加捐，花样百出，商民怨声载道。近复允开三省烟禁，辱国病民。今更听从筹安会诸人谋复帝制，设大典筹备处，以万民之膏血，博一己之尊荣，逼令将士倒戈，四民解体，影响全国，几成一局残棋，谓前清政治不良，谁料于今尤甚。（中略）盖当时组织共和之际，原欲改良政治，兴旺中华，不使专制再行发现，纵不能蒸蒸日上，或可较前清稍胜一筹，试问今日较前清如何？频年四方不靖，内讧外患，相逼而来，即观敝省一隅，海盗横行，掳人勒赎，数见不鲜，糜烂地方，目不忍睹，此皆由政治未能改良也。我公雄谋伟略，胆量过人，欲假武力以治天下，虽治乱世用重典，前人亦有是言，然必有实惠以加于民，乃能心悦而诚服。
况今二十世纪时代，较前我国闭关时代，大有不同，若泥古法以治民，未免胶柱鼓瑟。盖用于古时则可，用于今时则不可，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也。（中略）我公盘盘大才，海内共仰，特于共和政体，微形隔膜，缘我公仅到朝鲜一国，未曾遍历东西洋，未亲见各友邦文明政治，又不谙外国语言文字，所寓目者惟翻译等数书籍而已，以致无从着手，亦何怪公之不能实行共和耶？（下略）
康南海致袁前后二书，亟录如下：
康有为劝袁世凯退位书：
慰亭总统老弟大鉴：两年来，承公笃念故人，礼隆三聘，频电咨访，累劳存问，令仆丧毕，必至京师，猥以居庐，莫酬厚意。今当大变，不忍三缄，栋折榱坏，侨将压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惟明公垂察焉。自筹安会发生，举国骚然，吾窃谓今之纷纷者，皆似锁国闭关之所为，皆未闻立国之根本，又未筹对外之情势者也。夫以今中国之岌岌也，苟能救国而富强之，则为共和总统可也，用帝制亦可也，吾向以为共和、立宪、帝制，皆药方也，药方无美恶，以能愈病为良方，治体无美恶，以能强国为善治。若公能富强自立，则虽反共和而称帝，若拿破仑然，国人方望之不暇。若不能自立，则国且危殆，总统亦不能保，复何纷纷焉？
自公为总统以来，政权专制，过于皇帝，以共和之国，而可以无国会无议员，虽德帝不能比焉，威权之盛，可谓极矣。然外蒙、西藏万里割弃，青岛战争，山东蹂躏，及十五款之忍辱，举国震惊，至第五项之后商，共忧奴虏。中国之危至矣，人心之怨甚矣！方当欧战至酣，列强日夜所摩厉者武事也，忽闻公改行帝制，日夕所筹备者典礼也，行事太反，内外震骇，遂召五国干涉，一再警告，及遣大使东贺加冕大典，道路传闻，谓于割第五项军政、财政、警政、兵工厂外，尚割吉林全省及渤海全疆，以易帝位，未知然否？
然以堂堂万里之中国元首，称帝则称帝耳，不称帝则不称帝耳，虽古詈莽、操，然力能自立，安有听命于人如臣仆者哉！且公即降辱屈身，忍弃中国，祈请外邻，求称帝号，若晋之石敬塘之于契丹，若梁萧謦之于周，若南唐李煜之于宋，然强邻必察民意，可以义动，不可以利诱也。今既见拒大使，辱益甚矣，且名为贺使，必无拒理，今之被拒，益为鬻国以易帝之证，而国民益怒矣！假令受使结约有效，若法之待安南，若英之待埃及，或要索称臣，或名归保护，则全国军队长官，必皆派监督顾问，或派驻防之兵，或收财政之权，至是则国实已亡矣，虚留帝号，何能自娱？然公或者以求伸于四万万人之上，而甘屈于强国之下，能屈辱为之，而国民忧亡，必大愤怒，即诸将亦恐惧国亡而怒，不然，亦忧强国之派监军或顾问，或易而代之，彼诸将自知权位之不保，必不肯从公为降虏也，则必斩木揭竿，胜、广遍地矣。幸而见拒，中国尚得为中国耳。
然数月以来，举国之民，士农工商，贩夫竖妇，莫不含愤怀怒，党人日夕布谋，将士扼腕痛恨。顷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已遭剧死，海军之肇和兵舰，亦已内变，广东既乱，滇、黔独立，分兵两道入川、楚，破叙攻泸，遂争重庆，全川骚然。辰、沅继矣，湖南大震，武昌、长沙兵变继告，长江将响应之，蒙古并起，而山西、归化、绥远，亦相继沦陷，陕乱日剧，则拊北京之背，他变将作，外人将承之为交战团矣。
公以军队为可恃乎？昔者滇、黔，岂非赞成帝制者哉，而今何若？今闻四川之陈宦，实与滇军交通，而贵州朝为助饷，夕即宣布自立，恐各省军队，皆类此耳，广西即可见矣。公自问有何德及彼，以何名分范彼，而能使彼听命尽忠耶？吾闻郑汝成告人曰：“帝制事吾不以为然，但无如何耳。”郑汝成者，公所谓忠臣亲臣，赠以破格之封侯者，然乃若此，可以推全国诸将之心矣。公以封号为笼诸将之心耶？
闻各省诸将受封，多不受贺，或不受称，而云南唐、任，且即起兵焉。且公在清末，亦受侯爵，何能因是感激而足救清祚哉？若军既含怒，同时倒戈，于前数年突厥摩诃末废帝见之，吾时游突厥所亲睹者矣，然突厥尚远，公未之见。辛亥之秋，武昌起兵，不两月而十四省响应，清室遂迁，夫岂无百万军队哉？而奚为土崩瓦解也？此公所躬亲其役者也。
夫以清室三百年之深根固蒂，然人心既变，不能待三月而亡。公为政仅四年耳，恩泽未能一二下逮也，适当时艰，赋税日重，聚敛搜括，刮尽民脂，有司不善，奉行苛暴，无所不至，加比款千万，五国之巨款二万万，四年之间，外债多于前清，国民负担日重，然无一兴利之事。以盐为中国大利而税之，今全归之于外，以烟为中国之大害而禁之，今返卖之于官。近者公债之新法日出，甚至名为救国储金，欺诱苦工而取之，以供加冕之用，故兵急财尽。人咸疑交通、中国两银行亏空，人争起款，不信伪币，其势将倒。国会既停，选举既废，自治局撤，私立参政院代民立法，则失共和之体，天下岂有号称共和而无议员者？士怒深矣。如水旱游臻，盗贼满野，民无以为生，民怒甚矣。
即无筹安会事，尚恐大变之来；而公之左右谐媚者，欲攀附以取富贵，蔽惑聪听，日告公者，必谓天下皆已治已安。人心莫不爱戴，密告长吏，令其妄报，伪行选举，冒称民意，令公不知民怒之极深，遂至生今日之大变。汉朱浮曰：“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力见仇者所快。”昔孙权为曹操劝进，操曰：“是儿欲踞吾于炉火之上耳。”今诸吏之拥戴公者，十居八九，闻皆迫于不得已，畏惧暗杀，非出诚心，举朝面从心违，退有后言，或者亦踞公于炉火之上，假此令公倾覆耳。贾谊所谓寝于积薪之上，而火其下，火未及燃，则谓之安。以公之明，且不察焉。且使今日仍如古者闭关之时，则公为诸将拥戴，如宋太祖焉，然犹未可。盖古之称帝者，固由力取，不必有德，然必积久坚固而后为之。然以曹孟德手定天下之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高欢、高澄有世济其美之才，皆为政数十年，举国臣民为其卵育；然尚徘徊逡巡，不敢遽加帝号。五代诸主，旦夕称帝，即岁月不保。然此皆闭关之世；若如石敬塘者，借外力而立，亦即为外虏而亡矣！
夫共和非必善而宜于中国也，然公为手造共和之人，自两次即总统位，宣布《约法》，信誓旦旦，涣汗大号，皆曰吾力保共和，誓不为帝，于裘治平之请为帝，于宋育仁之言复辟，则皆以法严治之，中外之人，耳熟能详，至于今日，翩其反而，此外人因以大疑，而国民莫不反唇者也。
遍考地球古今万国之共和国，自拿破仑叔侄外，未有总统而敢改为帝者。美洲为共和国者凡二十，日寻干戈矣，然皆争总统耳，未有欲为帝者，更未有争为帝者也。
中世意大利及德国诸市府之总统，未有敢为王者，即罗马之奥古士多，威定全国，实行帝权，亦兼用诸官职号，未敢用帝王之称。后世袭用恺撒、奥古士多者，以前代总统之名，为元首之号，行之三百年，至君士但丁迁都海峡，避去元老院之议，然后恺撒之号，传于后世，今乃力王者之称，即今德、奥尊号是也。恺撒为罗马总统，有手平法国，强安罗马之大功，有人进王者之月桂冠者，恺撒试戴之，其义儿渤尼斯即手弑之。近世墨总统爹亚士手平墨乱，七任总统，置三百年之墨乱于泰山之安，饬以欧、美之治，其文治武功，欧、美人莫不推为近今第一。吾游墨时，曾以殊礼待我，虽号为专制，然尚未废国会也，更未敢称帝号也。然第八任总统，迟不退让，遂使马爹罗振臂一呼，爹亚士遂夜出走，以其百战之雄，搏战之余，仅以身免。
易曰：“亢龙有悔，知进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丧故也。”向使恺撒、爹亚士知亢龙之悔，识退让之机，则身名俱泰，照耀天壤，惜其聪明才武，而忍俊不禁，贪而不止，遂至身死名裂，一至于此！况才望功德，远不及恺撒、爹亚士，而所求过于爹亚士者哉？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已辱已殆矣，尚冒进不止，昔人所谓钟鸣漏尽，夜行不休，日暮途远，倒行逆施，则不止辱殆而已，必如恺撒而后已。求如爹亚士之能逃出，不可得矣！以公之明，何不思之？
且今公之心腹亲旧，宰相若徐世昌、唐绍仪，大将若段祺瑞，亲旧若张謇、费树蔚，皆纷纷远引。其他黎元洪、熊希龄、赵尔巽、李经羲、周树模、孙宝琦、汪大燮、罗文干、马昶、汤化龙、梁启超、韩国钧、俞明震等，纷纷挂冠，其余群僚，尚不足计也。朝宇皆空，槐棘无人，即强留率退一二人，或畏死复来，然人心大可见矣。今所余在公左右一二谋议者，皆负罪畏死，怀抱异心，其余皆庸佞之徒，只供奔走而已。以此之人心，以此之人才，当承平继统之时，犹不能支，而谓可当内讧外拒，中外大变之世乎？昔公之练兵小站也，仆预推毂焉，今公用以威定天下，恃小站时心膂诸将，遍布中外也，然忠贞若王士珍，自辛亥玉步之后，即已拂衣高蹈，今虽强率而出，闻其在陆军部上奏，于臣字必加涂抹，实与张勋之强劲同焉，虽受恩私室，然实心清朝者也。
其沉毅若段祺瑞，以公之设模范团而夺兵柄也，乃自疑而辞去。近者频遭刺客，日欲出亡。若蔡锷兼资文武，举滇来归，而久投闲散，近且居宅无端被搜，因以恐惧，远走举兵。故公之心腹旧将，皆有自危之心，即有倒戈之志。盖以赵秉钧之忠而鸩死，以尹昌衡之壮而久囚，以黎元洪之公而久幽，若冯国璋、张勋、陈宦、汤芗铭、朱瑞、龙济光、陆荣廷，皆公之股肱，藉以坐镇南方者，乃闻宵小作间谍者，以造言生事，为希荣邀功计，谓诸将互相联合，各有异志，果遂频调重兵南下以防之，或曰遣刺客以杀之，致令诸将信而被疑，忠而见谤。
即今张作霖、张绍曾，亦有嫌疑，则必鉴于赵秉钧、段祺瑞、尹昌衡之危迫，益生携贰耳。今各省诸将，暂为公用者，有奉、陕、豫、徽耳，然师旅之长，亦难一心。然则谁非蔡锷、唐继尧、刘显世、任可澄者？但观望待时耳。且夫各省将军师长，率多段、冯、张、王四人部下，咸受卵翼于诸师，而未有隶于公，其与明公恩义本浅，今主帅见猜，则部将生疑，咸恐不保，令之远征，诸将即不倒戈，谁肯为公出死力者？且公戎旅有几？不以遣征西南，则以防卫西北，所余军队，不过三数千众，保卫都畿，万难他遣，则可以持久？万一有变，更以何师剿之？顷闻模范团拱卫军有变，诛戮无数。夫模范团拱卫军，公之心腹千城也，然犹如此，则腹心难作，防不胜防。若各省内外联合，公更何以为计？辛亥之祸，鱼烂瓦解，可为殷鉴，窃为公危之！
近有新华宫内变，益令骇耸，以明公之族人，亲臣之爱子，警长之要官，且犹如此；袁英及公之二十年旧仆句克明，亦咸思剖刃于公，其他内史为公侍从近臣，亦多有同谋者，然则公之近臣亲臣若此者，正不知凡几，皆包藏祸心，旦夕伺发，互相交通，密相容匿，公宵夕寝处，何以为安？朝夕饔餐，何以为食？门庭侍卫，左右仆役，何以为用？朝觐召对，引见臣僚，何以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