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国境内作战的一般规律是，越是深入敌国腹地，全军的意志便越是专心一致，进入敌国越浅，军心越容易涣散。离开本国越过敌境作战的地区，叫绝地；四通八达的地区，叫衢地；深入敌国的地区，叫重地；进入敌境较近的地区，叫轻地；后有险固前为隘路的地区，叫围地；无处可走的地区，叫死地。因此，在散地，我们就要统一部队的意志；进入轻地，我们就要使阵营紧密相联；进争地，要使后续部队迅速跟进；过交地，要谨慎严密防守；临衢地，要巩固与临国的结盟；在重地，要重视保证粮草不断；经圮地，要加快速度通过；陷围地，就要堵塞缺口；到死地，就要表现出与敌死战到底的决心。因为，将士的心理是，陷入了包围，便会奋力抵抗；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便会拼死奋争；深陷绝境，就会听从指挥。
如果不了解各诸侯国的战略企图，就不能预先与他们结交；不了解山林、险阻、湖沼等地形，便不能行军打仗；不使用当地人做向导，便不能得到地形之利。这些方面，有一方面的情况不了解，就不能成为争王称霸的军队。真正强大的军队，进攻大国，能使敌人的军民来不及动员集中；威力加在敌人头上，就使别国不敢与其结交。因此，不必争着与天下诸侯结交，也不用在别的诸侯国培植自己的势力。只要施展自己的战略计策，把兵威加在敌国之上，就可以攻占他们的城池，摧毁他们的国家。
施行破格的奖赏，颁布非常的号令，指挥全军上下就能像指挥一个人一样。向部下布置作战任务，不要向他们说明意图；只告诉他们有利的条件，无需指出不利因素。把士卒投进最危险的地区，才有可能转危为安；陷士卒于死地，才能起死回生；全军将士陷入危难之中，然后才能赢得胜利。
所以，指挥战争，在于假装顺从敌人，却仔细了解敌人的战略意图，然后集中兵力攻击一点要害，便可以千里奔袭，擒敌杀将，这就是说，巧妙用兵能成大事。因此，在决定对敌作战、举兵出征时，要封锁关口，废除通行证件，不许敌国使者往来；召集群臣，在朝廷反复商讨征伐大计。敌人一旦有懈怠，一定要迅速乘机而入，首先夺取敌人最看中的战略要地，不要轻易与敌人约期决战。破除陈规，一切根据敌情变化，灵活机智地行动。因此，在战前要像处女那样娴静，不露声色，诱使敌人松懈警惕，门户大开；一旦战争开始以后，就要像个兔子一样，迅速出击，使敌人措手不及，无从抵抗。
【故事论述】
隋开皇元年（581年）九月至十一年春，隋文帝杨坚出兵北击突厥、南灭陈朝及平定江南的统一战争。
南北朝末期，北周、突厥和陈朝三个主要政权并存。北周大定元年（581年）二月，总揽北周大权的大丞相杨坚废周立隋，是为隋文帝。时隋疆域大体为长江以北，长城以南，东至沿海，西达四川的广大地区。拥有一千一百余县、二千九百余万人口，社会经济、文化较发达。
杨坚为统一中国，革除弊政，发展生产，亲自讲武，整顿军队，并陆续采取一些改革措施，不断增强国力、军力。北方突厥为游牧奴隶社会，自6世纪中期崛起，至沙钵略可汗时，控制着长城以北，贝加尔湖以南，兴安岭以西，黑海以东的辽阔地域，拥有骑兵数十万。因隋王朝停止对其献礼、和亲，不断兴兵南犯，威胁隋的统治。但当时突厥有四可汗，各拥重兵，沙钵略与阿波、达头等可汗不和，为隋制胜突厥提供了有利条件。江南陈朝传至后主陈叔宝时，保有长江以南、西陵峡以东到东南沿海的四百余县、二百余万人口。政治腐朽，上下猜忌，赋税繁重，府库空虚，刑法残暴，人民怨声载道；后主沉湎于酒色，疏于戒备，凭借长江阻遏隋军进攻。
杨坚曾准备先灭陈朝，后击突厥。为巩固北部边防，防止突厥侵扰，在边境增修亭障，加固长城，并命上柱国阴寿镇幽州（治蓟县，今北京西南），京兆尹虞庆则镇并州（今太原西南），屯兵数万以备之。开皇元年三月，即派大将贺若弼、韩擒虎分任吴州和庐州总管，镇江北要地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北）、庐江（今合肥），做灭陈准备。
九月，陈将周罗喉攻占江北隋的胡墅（今江苏六合西南）。杨坚命尚书左仆射高节度行军元帅长孙览、元景山率军伐陈。此际，突厥沙钵略可汗因其妻为北周千金公主，便以为北周复仇为借口，联合原北齐营州刺史高宝宁，于十二月攻占临榆镇（今河北抚宁东，一说今河北山海关）。并联络各部，准备大举攻隋。杨坚根据隋朝新立，边防不固，实力尚不够强等情况，决定变更原来计划，改取南和北战，先败突厥，后灭陈朝的战略。
二年春，杨坚调整部署，于并州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在洛阳（今河南洛阳城东）置河南道行台尚书省，以秦王杨俊为尚书令；在益州（今四川成都）置西南道行台尚书省，以蜀王杨秀为尚书令；并不断调兵遣将加强北方各要地守备，以御突厥。在元景山部击败陈将陆纶水军，攻占损口（今湖北汉川东北损水入汉江之口）、沌阳（今湖北汉阳东），陈被迫归还胡墅、遣使请和后，又诏令高撤军，与陈朝结好，准备北击突厥。杨坚利用突厥各可汗间的矛盾，采纳奉车都尉长孙晟建议，实行“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策略，先后派出使臣结好西面的达头可汗和东面的处罗侯（沙钵略之弟），以分化、削弱沙钵略的力量。
二年五月，沙钵略率本部与阿波等各可汗兵四十万突入长城，分路攻掠北方要地。隋军曾分别在马邑（今山西朔县）、可洛赅（甘肃武威东南）击败来犯突厥军，但未能阻止其攻势。
十二月，突厥大军深入到武威（今属甘肃）、金城（今甘肃兰州）、天水（今属甘肃）、上郡（今陕西富县）、弘化（今甘肃庆阳）、延安（今陕西延安东北）等地，大掠牲畜、财物等。在周桨（今甘肃庆阳南）之战隋军顽强抗击沙钵略主力后，突厥达头可汗不愿继续南进，引兵自去。长孙晟乘机通过沙钵略之侄染干诈告：铁勒等反，欲袭其牙帐。沙钵略恐其后方生变，遂撤兵北返。隋经三年防御作战，争取了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反攻准备；而突厥则因隋之分化、离间政策，内部矛盾加深，加以灾荒严重，其势愈加不利。
三年春，沙钵略再率各可汗兵南犯。四月上旬，杨坚下达“清边制胜”诏令，命卫王杨爽等为行军元帅，率隋军主力二十万分道反击突厥，以从根本上击破沙钵略，稳固北部边防。隋军先后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高越原（今甘肃武威北）、灵州（治回乐，今宁夏灵武西南）、和龙（今辽宁朝阳）等地各个击败突厥各部，并乘机说服阿波可汗归隋，进一步促成突厥内乱，使沙钵略与阿波等相互攻战不止。四年春，达头降隋。秋，沙钵略因屡为隋军所败和阿波军不断攻击，也向隋求和称藩。隋军反击突厥获胜，北部边患基本消除，解除了南下灭陈的后顾之忧。
隋文帝加紧灭陈准备。继续推行均田制和租调力役制，在中央建立三省六部制，在地方推行州、县制，改革府兵制等措施，以利于发展社会经济，加强中央集权，提高军队战斗力。又经过几年励精图治，国力、军力显著增强。
七年，杨坚君臣多次谋议灭陈之策，决定采纳高颖、虢州刺史崔仲方等人的建议，根据长江地理形势与陈军分散守备之特点，实行多路进兵而置重点于长江下游的部署；在战前多方误敌、疲敌，破坏其物资储备，欲乘敌疲惫懈怠之机，然后突然渡江，东西呼应，一举突破取胜；在长江上游大造战船，加强水师；向江南大量散发诏书，揭露陈后主之罪，以争取人心。
八年十月，隋文帝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置淮南道行台省，以晋王杨广为行台尚书令，主管灭陈之事。命杨广、山南道行台尚书令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高颖为晋王元帅长史，右仆射王韶为司马，集中五十二万人的水陆军，统由杨广节度，从长江上游至下游，分八路攻陈。十二月，隋军向陈发起大规模进攻。杨素率舟师出巴东郡（治今四川奉节东）顺江东下，与荆州刺史刘仁恩军相配合，一举袭占狼尾滩（今湖北宜昌西北），继而攻克岐亭、延洲（今长江西陵峡口、湖北枝江附近江中），击破上游陈军防御。由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东撤之陈军也被杨俊军阻于汉口（今湖北汉水入长江之口）以西，为下游隋军主力进攻陈都建康（今南京），创造了有利形势。
九年正月，下游隋军主力乘陈朝欢度元会（即春节）之机，分路渡江。行军总管韩擒虎、贺若弼两军配合钳击建康，至行军总管宇文述军占据石头（今南京城西清凉山），隋军主力已完成对建康的包围。随后，贺若弼军与陈军主力激战于白土冈（今南京城东），陈军全线溃退。韩擒虎军首先进入建康城，俘陈叔宝。杨广入城后，令陈叔宝以手书招降上游陈军。吴州（治吴县，今江苏苏州）、湘州（今长沙）等地陈将拒降，二月间均为隋军击破。岭南数郡共奉高凉（今广东阳江西）冼夫人为主，保境拒守。隋派使臣安抚岭南，杨广亦命陈叔宝致书冼夫人，劝其归隋。冼夫人以其孙率众迎接隋使，岭南诸州悉为隋地。至此，结束了东晋以来二百七十余年南北分裂的局面，完成了隋文帝统一南北的大业。
隋灭陈后，在江南地方推行抑制士族豪强的政策，引起士族豪强势力不满。他们利用隋欲移民关中的流言，乘机煽动民众叛隋。十年十一月，婺州（治金华，今属浙江）汪文进、越州（治会稽，今浙江绍兴）高智慧、苏州沈玄侩等；均举兵叛隋，并自称天子。乐安（今浙江仙居）蔡道人、温州沈孝彻、泉州（治今福州）王国庆等，亦自称大都督，起兵响应，杀官吏，攻州县，致使原陈故地多数皆反。隋文帝遂命内史令杨素为行军总管领兵攻讨。杨素率水陆，分路进击，逐个歼灭，至次年春，所有叛军均被消灭，江南遂安。
隋统一战争在战略运用上的特点为：集中使用兵力，力避两面作战。当决定先南后北时，即采用北守南攻方针，先巩固北部边防，并部署一定数量的战略机动部队，以保障南进时后方稳定。当突厥突然大举进犯，对隋王朝构成严重威胁时，立即变更战略，改为先北后南，采用南和北攻方针，撤回南进大军，与陈结好谈和，待击败突厥后，再转兵攻陈。从而保证主要战略方向上的兵力优势。以军事打击与政治分化密切结合，充分运用外交策略，扩大彼方内部矛盾，使其相互攻战，自行削弱，从而增大胜利概率。
【名家论战】虎钤经·料地
用地之法，考地之形势有六焉：一曰通，二曰挂，三曰支，四曰隘，五曰险，六曰远。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居通地，利乘高待敌，后通粮运，障其间道，绝敌之潜来，用战则利也。我可以往，彼难以反，曰挂。居挂地，先详敌无备，伏兵绝其归路，则利焉；敌有备而出，则自踬焉。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居支地，若敌引兵而去，是诱我也，勿击之；待其自出薄我则击之，利焉。守山谷之口，界乎两向峭绝，曰隘。我先居隘地，整其营阵待敌，绝冲突之患；若敌先居之，盈阵待之（言盈阵者，实阵绝隘口）；如攻不盈，则从其它攻之，利焉。处高待下，处安待危，曰险。居险地，我先居之，利以战；若敌先居之，勒兵退，乃见其利焉。与敌相去营垒之遥，曰远地。敌不先进，但挑战，战则不可进，必有伏焉；敌不战而引退，亦不可逐，逐则不利。故古人云：用兵之道，地利为宝。此之谓也。
火攻第十二
【本篇主旨】
本篇专门论述向敌军进行火攻的各种问题，诸如火攻的对象、作用、条件、方法、以及在用此计时应注意的事项。对所要攻击的对象要在战略上有充分的准备，这不仅是在对器具的准备上，而且一定要顺应天时，如果不能对天象有了解那这一计还是不用的为好。
用此计时要考虑好环境与地点，要灵活运用。文中还提到了水攻一策，但认为火攻更具杀伤力，而且文中再一次提到了只有一个赏罚分明的军纪才是胜利最佳的保障。
【原文】
孙子曰：凡火攻有五（1）：一曰火人（2），二曰火积（3），三曰火辎（4），四曰火库（5），五曰火队（6）。行火必有因（7），因必素具（8）。发火有时，起火有日（9）。时者，天之燥也（10）。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而其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则止。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昼风久，夜风止。凡军必知五火之变，以数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注释】
（1）凡火攻有五：火攻可分为五种情况。
（2）火人：火，焚烧，用作动词。火烧敌军人马。张预注：“焚彼营舍，以杀其士，火攻之先也。”
（3）火积：积，积储，这里指粮草。以火烧毁敌人的粮草储备。杜牧注：“积者，积蓄也，粮食薪刍是也。”
（4）火辎：焚烧敌军的辎重装备。杜牧注：“器械财货及军士衣装，在车中上道未止，曰辎，在城营垒已有止舍，曰库。”
（5）火库：焚烧敌军的库室仓储。库，仓库、府库。张预注：“焚其府库，使财货不充。故曰，军无财则士不来。”
（6）火队：焚烧敌军的后勤运输设施。队，通“隧”，即道路，此处指运输设施。贾林注：“烧绝粮道及转运。”
（7）行火必有因：行，实行，进行。使用火攻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和环境。
（8）烟火必素具：烟火，火攻用的器材。素具，平时就有准备。火攻所需的器具燃料等物必须经常准备好。杜牧注：“艾蒿荻苇薪刍膏油之属，先须修事以备用。兵法有火箭、火帘、火杏、火兵、火兽、火禽、火盗、火弩，凡此者皆可用也。”
（9）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季节、时令。放火要根据季节气候方面的条件。
（10）时者，天之燥也：用火攻要在气候干燥的季节进行。张预注：“天时旱燥，则火易燃。”
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日期要选定在月亮运行到箕、壁、翼、轸的方位时。箕、壁、翼、轸，四宿之名，同属于二十八星宿。二十八宿都在赤道附近，中国古代天文学用作测天象的方位标准。古时天文学家认为月亮行经箕、壁、翼、轸这四个星宿时多风。梅尧臣注：“箕，龙尾也；壁，东壁也；翼、轸，鹑尾也。宿在者，谓月之所次也。四宿好风，月离必起。”所以下文说：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
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因，利用。五火，即五种火攻的方法。必须根据五种火攻所引起的敌情变化，及时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张注：“因其火变，以兵应之。”
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从敌军内部引发，要及早在外面用兵策应。杜佑注：“以兵应之，使间人纵火于敌营内，当速以攻其外也。”
火发而兵静者，待而勿攻：火烧起来而敌军安静不乱，应先不急于发动进攻。张预注：“火虽发而兵不乱者，故有备也，复防其变，故不可攻。”
极其火力：使火势达到最旺的程度。
可从而从之，不可从则止：杜佑注：“见利则进，知难而退。”王皙注：“伺其变乱则乘之；终不变乱，则自治而蓄力。”从，跟从，此处指进攻。
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若从外面放火，可不必等待内应，但要在适当的时候放火。陈（白皋）注：“以时发之，所谓天之燥，月之宿在四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