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其始末观之，其始各国窥埃及财政困难，皆欲运动贷款，以饵埃廷。埃廷上下，昧于财政知识，为半通之输入外资说所误，惟迷信于借债，不知选定债权国之政策。而英国注目埃事最早，且有苏彝士运河股东之关系，遂捷足先得，而为最大之债权者，故一切对埃之举动，皆力主惨虐，虽有法人为之和，而实则不啻英人之独立行动，及乎出兵讨乱，且不俟法人，而遂以独力施其最后之手段以亡埃。其原因虽半由于埃及之自取，然英人以优异之势力之故，而后始得达独力吞并之目的，不可掩者也。向使埃人稍明世事，英人不致因债权而占有优异之势力，则必不能猝使埃及有如是之结果明也。是故一国对于他国，当列强角逐之际，而忽得独立行动之债权，与夫即非独立行动，而较他国为多数之债权者，即必藉此优异于他国之势，而以独立干涉其财政，甚或及于内政，固历史所明示之事例矣。而谓以雄飞东亚大陆为志之日本，能不如是也，其孰信乎？噫，吾今而后，乃见日本之日日以债权国之权威，骄我而胁我矣！
且夫日本之经济财政现象，近年虽为急激之发达，然尚未能脱债务国之地位者也。其政府之负债，不下二百六十余兆元，较号为极贫之吾国（中国国债合计百二十余兆元）犹且倍之。其全国之富力，合计只得二千五百十余兆元，较欧美各大国不及十之一也。其贸易则入超也（入口货超于出口货，漏卮甚多），其金融则紧迫也，其财界则销沉也（日人名曰不景气），其金利则高腾也，甚者其发行于伦敦之公债，市价低落，往往不及中国之四厘利息公债（去岁中国四厘利息公债之伦敦市价，尝往来于百镑与百二镑之间，而日本则除军事公债及五厘利息公债外，皆在九十三镑与九十九镑之间），是其财政信用，亦非富厚也。盖无论从何方面以观，彼之经济力皆无有为巨大债权国之资格者。无巨大债权国之资格，而顾为之惟恐不及，其尚可谓为普通经济的国际贷借关系乎？吾尝谓日本最善用其外强中干之国势，以行政治的贷款政策。当明治初叶，彼国维新尚只萌芽，财政之困不减吾国今日也，而对于琉球，乃贷数万金于其国王，其后数年，遂遣监督官赴琉，再数年，遂挟琉球王入朝而改置冲绳县矣。又满洲战役以后，彼国财政亦非有余裕也，而对于朝鲜，乃先后贷数百万巨款，遂迫朝鲜政府用日人为财政顾问，于是财政事非询顾问不得施行，朝鲜政府遂等虚设，而政权一为日人所握，未几遂结保护条约，置统监，而三韩为墟矣。此皆彼国已经验之往事也。今次对于吾国之举，亦不外竭罗掘之法，为钩饵之具，以收将来大利云耳。闻此次十兆元出资之法，乃以东京、大阪各大银行联为一银行团，各出若干金，以为支付，而以债票付东京、大阪两株式取引所卖出（取引所者，可译作交易牙行，与上海西人之众业公所、华人之交通公司相似，去岁《国风报》译作“懋迁公司”者，即此）。其贷与吾国之条件，则利息五厘，价格九十八元五角，实收九十五元，据置期限十年，偿还期限二十五年，以江苏之漕粮作抵。其表面与吾国交涉之当事人，则为正金银行。其表面上用正金银行为当事人而政府不与闻者，不欲张大其声，招人指目，故阳为仿效向来各国贷款于吾之态度也。其贷与条件较向来借款不为苛重，且有便利者，即所以为钓饵之手段也。其必以各大银行分担出资者，其经济力不足之证，固非竭全国之力不可者也。要而言之，即善用外强中干之国势，以行政治的贷款政策之最巧妙者也。夫普通经济的国际贷借关系，其影响所及，除多在经济上外，而亦往往有及于政治上者，况处心积虑以为营谋之政治的贷款乎？此吾人对于此次借款所以栗栗危惧而不安于日本者也。
嗟乎，二十年来，日本之跋扈飞扬，亦已极矣！其注重者，大抵在武力的侵略政策，以故有甲午、甲辰两战役之胜利。今乃鉴于国际形势变化推移之局，而复参用经济的侵略政策，驱其资本以角逐于东亚大陆，以制人之死命。经济力与武力同时并进，自是而后，吾不知其所生之结果较甲午、甲辰两役更当何如耳。日本人亦黠矣哉！
噫，吾不解吾国之资政院及因此事受直接祸害之江苏谘议局有协议税法公债事件之职任者（资政院章十四条，谘议局章廿一条），何以绝无闻问也？
吾国人素来论外债问题，皆只就经济财政方面言其利害，或问及于行政立法之事，然未尝有就外交上立言者。吾以谓外债问题与经济财政并行政立法有密切之关系，此何待言，惟此等事，各国之博士、学士已著有专书，即吾国人迻译东籍，亦汗牛充栋，惟患吾无良善之当局者采用之耳。若夫外债与外交关系，为吾国特有之现象，既无师说，则吾国人不可不亟研究之也，故不惮连篇累牍，陈言如是，阅者谅之。渔父并记。
东南各省水患论
（一九一一年七月一日）本文原载1911年7月1日《民立报》，署名渔父。
呜呼，数十年后，吾东南半壁之民其尽鱼乎！何水患如是之日甚耶？
顷来警报频仍，湖南猝发大水，沿湖州县，皆成泽国，常德以东，无复完土，为自古未有之奇祸（参见昨日本报），其余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各省，亦无不同时告警，宛然叔季乱世、天灾地变、遍处丛生之象，是果何故以至此耶？
吾思之，吾东南水患，不自今年始也，远之实在百年以前，惟不甚巨，近之则十余年来，逐渐增甚，每发必成大患，至于近岁，益臻惨剧，怀山襄陵之状，滔滔皆是，几无宁岁，今年盖亦逢其适（应）为厉之岁，特更又增甚焉者耳。今而后，使不探本抉源，为根本的救治之法，吾恐泛滥之祸，愈久愈烈，与年俱进，吾大湖南北长江上下数千里之间，求其有幸，不可得矣。
今试言东南水患之大原因，盖有二焉：一水源地山林之滥伐；一水流地泄水潴水场所淤塞。夫山林之能缓杀水患，此东西各国治水之常法，凡河川水源地，无不殖有广大之森林，国家设监理之法，以奖励之，甚或置为政府专业，直接经营，故能保和水源，巩固堤防，使无暴发之患，即偶发亦不能为巨厄，此固治水政策上所万不可少者。吾中国东南之水道，以长江为归宿。其水发于藏卫之间，汇合滇、黔、巴蜀诸水，出峡东下，始奔放于平原，复纳沅、湘、汉、沔、章、贡诸水，以入于海。其本流与各支流之水源地，皆在上流山谷之间，在昔大率为蛮夷窟宅之区，榛柸未开，人迹至者鲜，故山林多未斫伐，足以保和水源而不至有大患。近世纪来，吾国殖民发达，中原族姓迁往滇、黔、巴蜀、湘、鄂诸山谷间者，逐年增多，以是各处森林皆为其伐者不鲜。在上者既不知虞衡之政，在下者亦不解种种（植）之术，遂使山林荒芜，到处童山濯濯（长江一带之木材，大抵皆自湖南、贵州而来，然近年有减少之势可知矣），一遇春冰融解，雨水猝发，不能吸收水力，缓杀水势，直任其冲刷泥沙，挟以俱下，而下流受水之量，既未增加，甚或减缩，则势不至横溢泛滥不止。观于近年，湖年（南）西路之伐木最盛，而遭水患亦最烈，可得其明验矣。所谓水源地山林之滥伐为水患之一原因者此也。
昔神禹之导江也，一则日东别为沱，再则曰东迤北会于汇，三则曰东为中江，东为北江，约而言之，即广开泄水之途，豫备潴水之地之谓也。吾尝西至江陵，南泛洞庭，北游夏口，东历吴越，观其山川之形，考其陵谷变迁之迹，而得禹贡之直解释三焉：一江自荆州分一支南为虎渡河、会澧水入洞庭者，当为禹贡江水正流，而石首、监利之江当为沱；一蕲州以东太白诸湖，当为禹贡彭蠡；一自安庆以下今之大江，当为禹贡北江，自芜湖以东石臼诸湖，迤逦而东南，入于太湖者，当为禹贡中江。此说与自来解禹贡者不同。盖自今荆州以下，适当沅湘等九江之冲，非别之为沱不足以分其势，蕲州以上，适有汉水来入，非引之为汇，不足以缓其流，安庆以下，众水皆会，非分为二江，不足以杀水力，故当日施功之主眼，注重于此三处，使上下数千里间，皆因此泄水氵豕者水之法而告奠安也。此吾国治长江水患之鼻祖，而足为千古不易之良法矣。后世江流变更，言治水者不明此意，且妄释禹贡地理，聚讼纷纷，致使先圣遗迹，湮没弗彰，而长江水患逐渐多有。上游诸处，明时尝开诸穴口，以疏水势（今荆州之郝穴，黄州武穴皆是），又禁止开垦沿江诸湖淤地，以免与水争地，犹有神禹遗意。乃及于清，旧制颓废，沿江诸穴，不知何时悉皆湮塞。洞庭淤地既多，人民竞来筑圩构屋，使容水之地日隘，于是水患遂渐增甚，一遇巨涨，荆州以下之江狭不能容纳，则溢出于虎渡河以趋湖南，黄州以下之江狭不能容纳，则泛滥于沔阳诸处，使上游之水益阻塞，而洞庭南北以淤地既多之故（前洞庭淤地已垦者，今设立南洲直隶厅治理之），亦不能纳水，则势不得不横流于沅湘之间。此上游之水患也。下游诸处，自禹贡中江湮而北江独为正流，已有水满之患。唐宋以后，江口泥沙淤塞，岛屿丛生（崇明诸岛生于唐时），以致水流益不能畅。数百年来，淤积逐渐加甚，迄于今日，崇明北口，巨舟不能通航，其浅狭可知，故上游及附近一遇增水，安庆以下即成洋溢之势，其受祸虽不如湘鄂，然逐年增大，伊于胡底，正可虑耳。此下游之水患也。要之，上下游皆由于无泄水之途与氵豕者水之地，故皆不能免横流之祸如是云耳。所谓水流地泄水氵豕者水场所之淤塞为水患之一原因者此也。
然则救治之法何如？曰原因既明，则惟从其原因速施功焉可矣。今试以鄙意，略举一二：一，决定林业政策，并广殖水源地森林；二，疏导洞庭湖；三，广开荆州以下黄州以上分排水势之支流；四，择废各垸田圩地之无良效者；五，浚渫江口；六，规复中江旧迹。果能行此六者，则长江水患庶乎减矣。虽然，此又安能望诸现今之政府耶！
历法平议
（一九一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本文原载1911年7月29日《民立报》，署名渔父。
近来国人唱废止中历改用西历之说，以谓中历为太阴历，乃依太阴循绕地球一周之时间推算为月，积而成岁，二三年必置闰，于气候有迟速之差异，西历为太阳历，乃依地球循绕太阳一周之时间推算为岁，不置闰月，无有气候迅速差异之事，故采用西历便，其持之最力者，则谓中历不便于国家行政实甚云。
窃以为此过崇西制之弊，于中国历法未尝一研究者也。夫历之为用，所以作一切人事之时间的记号者，如度量权衡然，取其能便民利用焉斯可矣，安用崇尚新奇，惊世骇俗为？西历者，创自埃及而改良于罗马之古勒哥里，行于彼土者数千年，其为彼便民利用之旧制固矣。然徒知以太阳躔度为本，仅用意于成岁之法，而成月之法，则不过以人为的标识，为之配定，称曰某某，实则绝无何等天然的分别；其标识之法，既与“月”之作用无关，而吾犹名之曰“月”，称呼亦已不正，又弦望晦朔，其便民利用，亦无减于一岁四季节候之代谢，彼则于此绝无纪序，与其所谓月者，异轨而进，尤足生不便之感，至谓其不置闰月，无有气候迟速差异之事，亦未必然；彼之推算，每四年仍不能不置一闰日，且犹有不尽之奇零，与二三年必置闰月者，仅有程度之异，犹五十步之与百步；气候迟速，亦不能使之年年岁岁无一日差，更不可沾沾以此为辨（辩）护之口实，故其制度原不能称为绝对的完善。近年欧洲各国学者，往往有改废阳历之说，且发明种种新历，欲以代之，盖亦已知其价值者。吾人今乃欲袭其余绪，移而殖之中国，是有何必要而不得不如是耶？
若夫中历则不然。中历者，盖贯东西通阴阳而皆适用者也。其沿革今不具述，大抵发明于黄帝，中经少昊、颛顼而大成于尧舜之世。语其大要，盖有二义：一以地球循绕太阳一周之时间三百六十五日分为四时，而为一岁者；一以太阴循绕地球一周之时间三十日为一月，积十二月而为一岁者。此二种之岁，系统既异，万不能相合为一，故于后种之一岁中，每岁取去数日，积至于三十日，则设为闰月，以期二者之推算，同轨并行，而免参差不齐之弊。史称黄帝迎日推策，考定星历，正闰余，书称尧授民时，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左氏传谓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皆是之谓也。其以太阴循绕地球时间为一岁之法，即今通行历自正月迄十二月之推算法，固于每岁气候有迟速之差异，而以地球循绕太阳时间为一岁之法，则即古所谓分至启闭，今所谓十二节气、十二中气之推算法，与西历正相符合，并无气候迟速差异之事，惟未尝以数字的称呼，区别之为某月某月，且正月二月等之名，久已通行于社会，故此法遂仅为流俗星命术士之所采用，然其理法，固为太阳历之精神所寄，不可厚诬者也。观于每年西人越岁，往往在吾国冬至后八九日，即可以恍然悟矣。盖一切人事之时间的记号，原取其便民利用，日有朝夕，月有晦朔弦望，岁有四季节候，皆为自然必不可少者。我古先圣哲，创制显庸，以为民极，既能注意于一岁四季节候之平均，复能用心于一月晦朔弦望之不可凌乱，故能折衷于二者之间，以定为两便之制，而又以置闰之法，救其弊而济其穷也。以与所谓西历者较，则吾制实能兼彼之所长，而可以推行尽利，而彼制则反是，夫果有何必要而不得不舍己从人也哉？
或曰：就历法论，或诚如子说，然方今吾国百度维新，凡百国家行政，皆不可不设定划一之年度，如会计年度，其尤最者也，以中历每二三年一置闰，其将何以谋年度之划一乎？曰：是不难。吾不言中历实兼西历之所长乎？苟能推行其意者，则设为变通之法，或用十二节气与十二中气以为一切年度，夫亦有何不可？即如会计年度，世界各国，有以一月一日始者，有以四月一日始者，有以七月一日始者，立法本不必皆同，吾则或以冬至日始，或以立春日始，或以其他节日始，皆得任吾意之所适，更奚必故意效颦泰西而后可耶？
吾忆去岁资政院开会时，有某议员者，曾提改用阳历议而未果决。今者中央教育会又正值开会，历象之事，亦可隶于教育，又第二次资政院开会，亦在近顷，则安知不再有出而为此议者？吾故略指陈一二，俾有志研究历法者得以采览焉。
社会主义商榷
（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三—十四日）本文原载1911年8月13—14日《民立报》，署名渔父。
近来国人往往唱社会主义，以为讲公理，好入道，进世界以太平，登群生于安乐，皆赖于兹。善哉，仁人之用心也！虽然，吾人有不能不怀疑于其间者，以谓社会主义派别甚多，果以何者为标准乎？行社会主义，则于中国前途果有何影响乎？此二问题，实不能不与世之有志研究社会主义者一商榷之，想亦识者所乐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