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勒的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体系”——这曾经是精神分析小心翼翼地想要避免的。他的理论也是“润饰作用”（secondary revision）的一个极好的实例。例如，就像在梦的材料接受清醒的思维活动支配的那个过程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就阿德勒的情况而言，梦的材料的地位被通过精神分析研究所获得的新材料所取代；其后，这些材料又纯粹是从自我的立场来看待的，被缩减到自我所熟悉的范围里而发生变化并被歪曲了——正如在梦的形成中所发生的那样——被误解了。另外，阿德勒的理论与其说具有它所主张的那种特点，倒不如说更具有它所否认的那种特点，这样，他的理论就是由三种完全不同价值的成分组成的：（1）对自我心理学有用的贡献；（2）虽然毫无必要但还可以接受的那种把分析事实转变成新的“难懂的话”；（3）当这些事实不符合自我的要求时，就歪曲和篡改这些事实。
精神分析从来没有忽视第一种成分，虽然这些成分不值得受到特别注意；精神分析更关心的是想表明，每一种自我倾向都包含着力比多成分。而阿德勒的理论所强调的却与此相反，是在力比多的本能冲动中自我的组成成分。如果阿德勒不是为了支持其自我中心的本能成分而否认力比多冲动，从而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使用这种观察的话，那么，这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他的理论所做的就是每一个病人所做的，也是我们的意识思维大体上所做的——就是说，正如琼斯（1908）所称的那样，为了隐藏潜意识动机而利用了一种“文饰作用”（rationalization）。阿德勒如此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个观点，他自信地认为，在性活动中最强烈的动机力量是，男人想表明自己对女人的控制——男人是“高高在上的”。我不知道他是否在他的论著中表述了这些荒谬的观点。
精神分析早就认识到，神经症的每一个症状都产生于可能存在的某种妥协。因此，每一种症状一定以某种方式遵循着进行压抑的自我的要求；它一定会提供某种好处，它一定承认具有某种用途，或者说，它一定会遭到像原始的本能冲动自身所已经避开的那种同样的命运。“从疾病中获益”这个术语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如果症状想要继续存在，那么，人们把自我的“原发性获益”（这一定是在产生症状时获得的）和“继发性获益”（这是在依恋于自我的其他目的时意外发生的）区分开来，也是有道理的。我们也早就知道，把这种获益从疾病中撤离出来，或者由于真实的外界环境所发生的某种变化使这种获益消失，实为治疗这种症状的机制之一。在阿德勒的学说中，主要强调的是那些容易证实的和明白易懂的方面，而完全置如下事实于不顾，即在无数情况下，自我由于其用途而在屈从于强加给它的非常讨厌的症状时（例如，把焦虑作为一种安全的手段），只是把非做不可的事装成出于好心才做的。自我在这里扮演的是马戏团里的小丑那个滑稽可笑的角色，这个丑角试图用他的手势使观众信服，在马戏团表演中的每一种变化都是在他的命令下进行的。但是，只有最年幼无知的观众才会受他的欺骗。
精神分析不得不对阿德勒理论的第二个构成成分加以支持，正如这个理论将会给它自己的某些东西提供支持那样。事实上，这个理论不过是精神分析的知识而已，这是那位作者在十年的共同研究期间从众所周知的根源中推断出来的，现在，他只是改换了一个术语就称之为他自己的了。例如，我自己认为“防卫”（safeguarding）是一个比“保护措施”（protective measure）更好的术语，这是我使用的一个术语；但是，我绝没有发现这两个术语在意义上有何差别。再者，当一个人用早期“幻想出来的”和“幻想”这样的术语来代替“虚构出来的”、“存在于想象中的”和“虚构”（fiction）时，在阿德勒的命题中又会发现许多熟悉的特征。精神分析是坚决主张这些术语的同一性的，即使这些术语的作者多年未参加我们的共同研究工作。
阿德勒理论的第三部分，对不合意的分析事实进行曲解和篡改，实际上就是把“个体心理学”，正如他现在所称的那样，和精神分析明确区分开来的东西。正如我们所知，阿德勒体系的原则是，个体的自我主张（self—assertion）的目标，或他的“权力意志”，是以“男性抗议”（masculine protest）的形式，在生命活动中，在性格形成和在神经症中起主要作用的东西。但是，这个“男性抗议”，即阿德勒的动机力量，不是别的，而是从他的心理学机制中分离出来的压抑，除此之外，它还是性欲化的——这和他自夸的把性欲从心理生活中排除出去完全不一致。“男性抗议”无疑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把它作为心理生活的（唯一的）动机力量，那么，被观察到的事实就会作为一个用来起跳之后而留下来的跳板。让我们考虑一个基本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感受到一种婴幼儿时期的愿望，即儿童观察成人之间性活动的愿望。分析表明，在医生后来将要对其生活史予以关注的那些人的病例中，未成年观察者在这时有两种冲动，在男孩中一个冲动是使自己处在主动的男人地位，而另一个冲动则与此相反，是想使自己和被动的女人一致的冲动。这两种冲动往往会在其中耗尽可能发生的快乐情境。第一个冲动可以在“男性抗议”的标题下出现，如果这个概念想完全保持任何意义的话。但是，第二种阿德勒所不予重视的和他一无所知的那个进一步的过程，却是在以后的神经症中变得更加重要的一个过程。阿德勒竟然陷入到自我那个妒忌的狭窄气量中，以至于他只考虑那些适合于自我，并受到自我鼓励的本能冲动；在神经症的情况下，冲动是和自我相反的，这正是超出他的见识的那种情境。
精神分析已使一项努力成为必要，即将其理论的基本原则与儿童的心理生活相联系。就此而言，阿德勒却表现出，他最严重地脱离了实际的观察，显示出他在概念上最基本的混乱。在这里他把“男性的”和“女性的”的生物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意义毫无希望地混杂起来。让一个儿童（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一出生就在蔑视女性的基础上制定他的生活计划，并把希望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作为他的“指导路线”（guiding line），这是不可能的，也为观察证明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儿童没有区分性别意义的观念；相反，他们最初是这样假设的，认为两性都有同样的生殖器官（指男性生殖器）；他们并不是以区分性别这个问题开始其探索的，社会对女人的轻蔑对儿童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对某些女人而言，在她们的神经症中，想成为一个男人的愿望并不起作用。无论在男性抗议中可能表明存在着什么东西，都很容易追溯到由于害怕阉割或与性活动发生最早期冲突而产生的最初自恋的障碍。关于神经症的心理发生学（psychogenesis）的一切争论，最终必须在儿童神经症领域确定下来。对一个早期儿童神经症的认真分析，将会结束对神经症病因学（aetiology）的一切误解，结束关于对性本能在神经症中所起作用的一切疑问。这就是为什么在对荣格的论文《儿童，心灵中的冲突》（1910c）进行批评时，阿德勒（1911a）被迫转嫁罪责，认为该病例的这些事实无疑是（这个儿童的）父亲片面安排的。
我将不再详述阿德勒理论的生物学方面，也不再讨论究竟是实际的“器官自卑”［第51页注a］，还是对它的主观感受——人们并不知道是哪一个——真能作为阿德勒体系的基础。我只是附带地说明一下，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神经症似乎就是一切身体衰老的副产品，而观察却表明，大多数使人印象深刻的、丑陋的、畸形的、残暴的和可怜的人并不能用神经症来影响他们的缺陷。我将不再讨论这个有趣的主张，根据这个主张，自卑感可以追溯到作为一个儿童的情感。这表明在“个体心理学”中又出现了这种伪装，精神分析如此坚决强调的那种幼稚病（infantilism）的因素就是以此做伪装的。另一方面，我必须指出，精神分析所获得的一切心理学知识是如何被阿德勒抛到九霄云外的。但是，在他的《神经症的构成》（1912）一书中，潜意识仍然被作为一种与他的体系毫无关系的心理学所特有的东西提出来。后来他一直坚持声称，一个观念究竟是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这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阿德勒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他并没有理解压抑。他在维也纳学会（1911年2月）宣读的一篇论文摘要中写着，必须指出，在一个特殊的病例中有证据表明，这个病人从未压抑过他的力比多，而且一直在不断地保护自己免受压抑。此后不久，在维也纳学会的一次讨论中他说道：“如果你想问压抑来自何处，那么回答就是‘来自文明’；但是，如果你继续询问文明来自何处，则回答就是‘来自压抑’。所以请看，这完全是在玩弄文字游戏。”阿德勒据以揭露“神经症特点”的防御机制的那一点点敏锐和机智，将足以指明他的这种诡计多端的论点的出路。他的意思无非是说，文明是建立在前几代人产生的压抑基础上的，而要求每一代新人通过产生同样的压抑来保持这种文明。我曾经听说过这样的事儿，一个小孩认为人们在嘲笑他而哭起来，因为当他问鸡蛋来自何处时，人们告诉他“来自母鸡”，而当他继续问母鸡来自何处的时候，人们则告诉他“来自鸡蛋”。但是，人们并不是在玩弄文字游戏；相反，人们是在向他讲述真理。
阿德勒不得不说的关于梦（这是精神分析的术语）的一切都同样是空洞的和毫无意义的。起初，他把梦看作是女子气转向男子气的一个转折点——无非是把梦的愿望满足理论转变成“男性抗议”的语言。后来他发现，梦的实质在于使人潜意识地完成他们有意识否认的东西。阿德勒（1911b，第215页注）在把梦和潜伏的梦念（dream—thoughts）混为一谈方面，也一定具有优先权的——这是一种建立在发现他的“预期倾向”（prospective tendency）基础上的混淆。米德（1912）后来在这方面效法了他。这里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即对在表现形式上不可理解的每一种梦的解释，都是以这种梦的解析的根本方法为基础的，这种方法的前提和结论尚在争论之中。关于抵抗，阿德勒告诉我们，抵抗服务于把病人对医生的反抗付诸实施这个目的。这当然是真的；简直就等于说，抵抗服务于抵抗的目的。但是，关于抵抗来自何处，或者受病人支配的抵抗现象是怎样发生的，就不再深究了，因为这对自我是毫无助益的。关于疾病的这些症状和表现的详细机制，对那些各种各样疾病及其表现形式的解释也都完全不予理睬；因为一切类似的东西都被迫服务于这种“男性抗议”、自我主张和人格扩张。这个体系是完整的；要重新解释它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虽然这个体系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观察。我认为我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个体系是和精神分析无关的。
在阿德勒的体系中所反映出来的人生观，是完全建立在攻击本能基础上的；这个体系中并没有爱的立足之地。我们可能会感到奇怪，这样一种惨淡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竟会受到人们极大的注意；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人类由于受到性需要这个重担的压力，因此，只要把“克服性欲”作为一个诱饵提供给人类，人类就乐于接受一切。
阿德勒的退出发生在1911年魏玛大会之前；此后那些瑞士人也开始退出。非常可笑的是，这种退出的最初的标志是黎克林在瑞士的一些出版物上发表的一些流行的文章中的几句话，因而普通大众反而比最密切关注这个问题的人知道得还早。他们认为，精神分析已经克服了一些早先使它丢人现眼、令人遗憾的错误。1912年，荣格在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中夸口说，他对精神分析的改革已经克服了许多人的抵抗，这些人曾经拒绝承认和精神分析有任何联系。我回信说，这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他对辛辛苦苦获得的精神分析的真理牺牲得越多，就会越多地发现抵抗消失。那些瑞士人如此自豪地加以介绍的这种改变不是别的，也无非是使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性因素不再具有重要地位而已。我承认，从一开始我就把这种“进步”看作是对现实要求的一次过于深远的调整。
这两种和精神分析倒行逆施的运动（我现在必须对它们进行相互比较）表现出另一个共同点；因为它们都通过提出一些玄虚的观念而企求获得某种赞同的意见。可以说，这些玄虚的观念把一切事物都看作是旁门左道。在阿德勒看来，一切知识的相对性和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对知识资料进行人为建构的人格权力就起这个作用；在荣格看来，这是向年轻人呼吁摆脱桎梏的历史权力，在这种桎梏下暴政时代曾用它们墨守成规的观点寻求把它结合起来。因此我们必须说几句话来揭露这些观点的谬误。